再舉一個例子。著名甲骨收藏家劉體智的藏品中有一塊牛胛骨，上麵刻著這樣幾行字：
東方曰析風曰
南方曰夾風曰
西方曰風曰彝
□□□□風曰
其中第四行文字已殘，從文理上推求，當是“北方曰某”。這幾行字，文氣古奧，很難理解。郭沫若編撰《卜辭通纂》時，認為偽作，未予收錄。胡厚宣覺得這片甲骨的字形、刻法都不象是贗品，而是武丁時期刻辭。接著他又從《山海經》中找到了可資印證的材料：
東方曰析，來風曰俊，處東極以出入風。
（《大荒東經》）
南方曰因，乎誇風曰乎民，處南極以出入風。
（《大荒南經》）
有人名曰石夷，來風曰韋，處西北隅以司日月長短。
（《大荒西經》）
北方曰，來風曰，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間出沒，司其短長。
（《大荒北經》）
可見上古東南西北四方之風都有專名。胡厚宣考證，甲骨文四方風名的寫法，雖然與《山海經》不一樣，但它們在上古時代肯定是意義相通或者聲音相近的，也就是說實際上是一致的。
《尚書·堯典》記載堯命羲和到東西南北四方，觀察四時的天象，有這樣的話：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
這話是說，東方之民“厥民析”，與骨文“東方曰析”合，與《大荒東經》（今本“折”字是“析”之誤）亦合。仲夏之時，南方之民“厥民因”，與《大荒南經》合。仲秋之時，西方之民“厥民夷”，與骨文合。惟仲冬之時，北方之民“厥民隩”與《大荒北經》不合，甲骨文缺，無從對照。這裏雖未說到四方的風，但可說明甲骨文與《山海經》中所說的四方曰某是指其民，非指其地。這裏古代傳說，可與甲骨文及《山海經》相印證。如上所說，這片甲骨不僅不是偽品，而且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再以比較晚近的史事為例。《明史·李自成傳》載，崇禎八年（1635年）正月，十三家七十二營農民軍曾大會於滎陽，商討如何抵擋官軍。李自成在會上提出了“分兵定向”的策略，從而取得了此後的一係列勝利。這一說法似乎已成定論，為研究明末農民戰爭史的同誌所津津樂道。但是此說是很可疑的。
《明史》的這一記載，采自吳偉業的《綏寇紀略》。這部書是吳偉業根據他所見到的有關明末農民戰爭的公私記載，綜合、整理而成的，並不是他在農民起義過程中親身經曆的記錄，就是說他的書不是根據第一手材料寫的，而是抄錄第二三手材料而成。因此我們不能到此止步，草草下結論。
當時還有兩部記載明末農民起義的書，作者都與吳偉業同時。一位叫鄭廉，曾參加過農民軍，他寫的《豫變紀略》，記錄他在軍中的見聞，可是隻字未提滎陽大會，這樣的大事難道他竟一無所知？還有一位叫戴笠，他寫的《懷陵流寇始終錄》，是一部明末農民起義的編年史，也未涉及滎陽大會一個字，這是很可奇怪的。《綏寇紀略》中有關滎陽大會的記載頗有可疑之處，如書中所列十三家農民軍首領，與當時情況不符。焚燒皇陵的農民軍首領掃地王、太平王以及闖塌天等著名將領都不在十三家之列，而名聲不大的橫天王、革裏眼、左金王等反在十三家之列。而且，該書所記根據李自成提出的“分兵定向”的策略，各家出師活動的方向，也與諸書所記不合。可見這些材料來自第二手、第三手，甚至得自道聽途說，是不可信的。
滎陽大會的主要人物是李自成，要解決滎陽大會的疑難，必須從李自成的活動著手。為此，我們查閱了大量當時官僚給明帝的奏疏，這些都是第一手材料。我們從這些材料中發現，李自成從崇禎七年入陝之後，一直在陝西、甘肅一帶活動，直到崇禎十一年冬以前沒有出關，所以不可能在崇禎八年初到了河南和安徽。據此可以斷定，所謂“滎陽大會”是不可信的，崇禎八年農民軍焚皇陵，九年與盧象升大戰於滁州等戰役均與李自成無幹。
三，偽書既經前人鑒定作了斷案，一定不要引用，做為證據。
這個道理在前麵已經講得很多，這裏想再著重強調一下，因為這些年來，我們屢屢在報章雜誌上看到引用偽書作為論證的文章，需要特別引起注意。
前幾年某報登載了一篇介紹日食知識的文章，文中引偽古文《尚書·胤征》，說夏代仲康時我國見到日食，引起人們極大恐懼，“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胤征》的這段話，是作偽者從《左傳》昭公十七年中抄來的。《左傳》說是引自《夏書》，但是沒有說是《夏書》哪一篇，更沒有說是在仲康時（這篇文字早已亡佚，不在今天的《尚書》虞夏書中）。上個世紀，由於有人引用這篇偽作文字，致使當時歐洲天文學家和漢學家們爭辯不休，結果自然是白費精神。時至今日，還有人在重蹈覆轍，這不是很可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