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證工作步驟
前輩史家雖然做過很多考證工作，也寫了不少書，但對考證方法卻沒有很好地總結過。他們在書中雖然也談到了一些考證的經驗，但大多比較零碎，不成係統，而且考證方法也不夠科學。因此，有必要對考證方法作一番科學的歸納和總結。
考證工作應當從何處入手？我認為應當從對古書的“發問”入手。讀書要有懷疑精神，不要輕信和盲從。現代以考證聞名的史學家陳垣先生說：“考證貴能疑，疑而後能致其思，思而後能得其理。”（《通鑒胡注表微》《考證篇第六》）這是對考證過程的極為精辟的概括。當然，決不是提倡毫無根據地亂疑，胡亂發疑不可能抓到矛盾的關鍵和問題的本質，也不可能引起研究的激情，取得科學研究的突破。但教人勿輕信，卻是很中肯的，目的是要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這是做考證工作的前提。
古時有成就的學者都不迷信古書，他們精讀深思，平心以求其真。戴震是清代著名的大學者，他自幼讀書時，就有敢於發疑、窮根究底的精神，王昶為他作的墓誌銘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十歲受傅，受《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問其塾師曰：“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雲爾。”又問：“朱子幾何時？”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周去來幾何時？”曰：“幾二千年。”又問：“然則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
這種多疑善思的精神，正是他後來能作出成就的起點。
清儒研究先秦古史最有成績的是崔述。他本著司馬遷的“考信於六藝”的信條著《考信錄》，但他並不完全受“六藝”的局限，尤其不迷信漢唐儒者的注疏。他比較推崇宋儒，但對於宋儒之“參以禪學，自謂明心見性，反以經傳為膚末者”，也表示反對。他談他的學習心得有這樣的話：
餘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經，覺傳記所載與注疏所釋，往往與經互異，然猶未敢決其是非，乃取經傳之文，類而輯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後曉然知傳記注疏之失。”（《考信錄》提要卷上）
象崔述這樣不依傍前人，充分發揮自己獨創精神，來考證古史的可謂前無古人。這種精神正是後學應當學習的。
與懷疑精神有密切關係的是，對於古人著作，包括在考證方麵很有影響的著作，也不能認為毫無問題而盲目相信，同樣要經過自己頭腦的思考和判斷，否則也會跟著錯。如《日知錄》卷八停年格條，顧炎武注中說：“辛琡為吏部尚書上言，……書奏不報。”考之史傳，並無辛琡之名。杜佑《通典》和馬端臨《文獻通考》的記載是，“薛淑為吏部郎中上言”。隻有鄭樵《通誌》作“薛琡”。《通鑒》作：“洛陽令代人薛琡上書。”《北齊書》與《北史》均有薛琡傳，《北史》作吏部郎中，《北齊書》作吏部尚書。實際上，當時的吏部尚書是崔亮。可見《日知錄》中的辛琡為薛琡之誤（淑亦為薛琡之誤），吏部尚書為吏部郎中之誤（洛陽令亦誤）除了《北史》和《通誌》以外，幾種書，有的錯了姓名，有的錯了官職，《日知錄》則把姓名和官職都弄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