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說，隻是舉些例子，說明對史料的鑒別和使用，應慎重考慮，不可任意亂用。我們應當訓練自己的眼力，好象對於文物書畫，行家一見便知真偽。至於使用之妙，在乎其人，沒有萬應良方。本文所說不過為初學者指出門徑而已，隻要虛心學習，刻苦讀書，總是能成功的。
五，在使用史料時，應盡可能用第一手材料。如無第一手材料，非用第二三手材料不可時，應用年代較早的材料。因年代越晚，錯誤就越多。比如關於古代傳統，《論語》、《孟子》、《左傳》、《呂氏春秋》的記載就比西漢劉向的《說苑》、《新序》要靠得住的多，因為劉向的書多半是抄錄先秦的書，今本經過多次傳抄，錯誤更多。又如《舊唐書》編成於五代，當時唐代實錄還未亡，還可利用，因之書中所記唐史就比較可信。《新唐書》成於北宋中葉，時代較晚，可能未見到唐代實錄，而編者之一歐陽修喜歡用《春秋》褒貶筆法，文筆力求簡潔，因此所記唐史有時反不如《舊唐書》為可信。又如講明末農民起義和抗清的史書、筆記之類的書，大半是彼此抄錄，因此書雖多而用第一手材料即親自參與其事，記載耳聞目睹的事實的並不很多，因而出現不少問題。在曆代史書中，此類情況常見，使用時應提高警惕。
六，在古代史的研究中應以文獻與出土遺物、遺文加以比較印證，不能偏重一方而置另一方於不顧。用這種方法取得創造性成績的首推王國維，他以甲骨文、金文與古書相印證，在古史研究上取得前無古人的優異成績，最值得我們學習（詳見下章）。有人專信文獻材料，而置甲骨文、金文材料於不顧；或專信地下遺物、遺文，不與古文獻結合，就作出新的結論。兩者都有很大的片麵性，往往導致錯誤的結論。例如有人根據甲骨文或出土遺物中缺乏商代的鐵製農具，因此就把殷商看作氏族社會；還有人根據地下材料，說到漢末或南北朝，農民才知使用肥料，那將如何解釋《詩·良耜》的“茶蓼朽止，黍稷茂止”？這不是使用綠肥嗎？夏商周三代都以農立國，兩千年中的農業生產不知使用肥料，是難以想象的。
七，在古書中往往有彼此矛盾的說法，將何所適從？這要作具體分析。比如古代帝王、儒家、墨家都稱道堯、舜、禹的禪讓，說這是古代帝王的盛德，可是古本《竹書紀年》中卻說“舜囚堯”、“啟殺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曆”等語，與傳說相反，將何從？我以為儒家所傳堯、舜、禹之禪讓，有《堯典》、《皋陶謨》可據，應是氏族社會中選舉部落聯盟軍事首長之製。至於《竹書紀年》所說，不過據後世篡弑相仍為說，未必實有其事，劉知幾則深信之。孔孟以堯舜為聖人，不免有溢美之辭，《紀年》極力反之，未必有據。韓非說：“堯舜不複生，將使誰定儒墨之誠乎？”更何況《紀年》所說？我們隻有存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