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周禮》一書根本不能用呢？不是。此書雖是偽造者的理想國，非周代真實情況，但作者在用語、名物上不可能不用當時通行的語句、名詞，而獨出心裁另立新花樣。因此，我們在考查周代名物訓詁上，可以利用它，但不能因此就認為書中所寫典章製度都是周代實行過的，二者須分清楚，這是要特別注意的。
三，前麵談過，真書中有後代偽作的東西，我們在使用這些史料時應特別注意。例如《尚書》中《周書》各篇絕大多數是周初的書，但少數有問題的應當分別對待。比如《洪範》一篇不論從曆史、思想和文體來看都是成問題的。篇首言武王滅商後，訪問箕子治國之道，箕子言上天曾錫禹洪範九疇，即自“初一曰五行”至“次九曰……威用九極”65字，本於《易·係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鄭玄注《尚書大傳》說“禹治水，得神龜，負文於洛”是神話，不是曆史。五行思想在春秋時期才形成，此篇專言五行，而且非常詳明。文體則全用數字，文從字順，與真周書絕不相同，可斷言此篇非周初文字。又如《金縢》篇可分三段，第一段自“既克商二年”至“王翼日乃瘳”，記武王病，周公占卜，欲以身代，說明周初人還相信鬼神與占卜，從思想上看，此段應是西周文字，是《金縢》本文。第二段記周公東征事，第三段記成王開金縢之書事，乃後人所追記傳說，因與周公及金縢有關，遂記於本篇之後，文字簡略而不清，引起後人爭論。此兩段不應當作真實史料來用。
四，有的偽書中雜有真書，應區別對待，可以《逸周書》為例。《漢書·藝文誌》載《周書》71篇，今本僅存59篇，其文字乃戰國體。隻有少數幾篇，文詞古奧，與戰國文不類，可信為西周書。試以此數篇與它篇比較，真偽一見可知。這點我們在前麵中已講過了。《克殷》、《作雒》二篇講武王滅紂及周公東征事，有可取之處，但文字不類西周。又《世俘》一篇即古文《武成》，記武王出征至凱旋，其用語、幹支，見引於《漢書·藝文誌》的，當是真書可信，其餘訛謬太多；又記武王滅紂之後，遂征四方，殺人、俘虜數字太大，決不可信。
又如偽古文《尚書》有經有傳。經是偽造的，當然不能用。傳是解經的，雖非漢孔安國作，但把它看作魏晉人對《尚書》各篇的解說，和後人解經的話一樣看待，未嚐不可以發現較好的見解。這種把偽經與傳分別來看，應當說是正確的態度。
試以《無逸》一篇為例。此篇舉殷王，以中宗、高宗、祖甲為次，馬融、鄭玄注皆以祖甲為武丁子，但偽孔傳則謂祖甲為湯孫太甲，其說本於王肅。我以為偽孔傳所說是對的，根據是《殷本紀》“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複衰”。《國語》也說：“帝甲亂之，七世而殞。”與篇中所言“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絕不同。又據甲骨文，太甲為太宗，祖乙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可為偽孔傳之說的鐵證。
《無逸》又說：“其在高宗……乃或亮陰。”“亮陰”或作“諒陰”、“諒闇”、“梁癎”，解說分歧。孔子隻說古時人君於父喪後，三年不言，不言指不問政事。《呂氏春秋·重言篇》意同。《尚書大傳》則作“梁闇”，說“高宗居倚廬，三年不言”，多出“居倚廬”的話。《禮記·喪服四製》隻說“三年不言”，未說“居倚廬”。馬融注《尚書》：“諒，信也；陰，猶默也。”鄭玄則從《大傳》作“梁闇”，解“梁”是依廬的“梁楣”，圈是廬。強調新君即位，行三年之喪，必居倚廬。今《尚書》偽孔傳用馬融之說，從文字訓詁上來看，諒，信也；陰，默也，是正確的。古代君主是否都行三年之喪，不問政事，固是問題，但還有道理可說，至於“居倚廬”則無什麼根據。子貢於孔子沒後，在墓傍築廬，守喪三年，這是個別例子，其他弟子也不這樣做，何況此禮未必通於國君。因此，偽孔傳這一說可以代表魏晉間人對這個“諒陰”的解釋，有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