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3 / 3)

五、注意國外同類研究的進展不夠。

國外研究科技史、文化史的文獻有許多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發意義,國外研究中國科技史的文獻也日見增多。近年來我們已注意到翻譯報道國外這些研究的動態,但是已介紹的內容隻是一部分,更多的還沒有觸及。這其中有種種客觀原因,如書刊的不能及時進口、交流的渠道不暢通、能翻譯的人員不夠等等。以致我們發表的許多文章,隻有國內的參考文獻,很少或沒有國外同類研究的文獻征引。這種情況對於我們是不利的,因為我們不看國外文獻是自處於封閉的狀態,而我們的書刊可以出口,國外對我們的研究水平一目了然,(個人所知,國內發表的較優秀文章,在日本幾乎當年即引用或被翻譯)。而國外的研究水平國內若明若暗,所知有限,這對於提高我們的研究水平是非常不利的。加上我們的出版條件也不少問題,二者相互影響,導致我們的寫書、出書計劃,一再拖延,出版周期很長,寫成的新書稿,到出版時快成舊書了。《中國農業科技史稿》於1979年訂計劃,那時李約瑟的中國科學史的農業卷還隻有簡單的提綱,可是由白馥蘭女士所寫的農業卷於1984年出書,600餘頁。而我們的科技史稿到1987年初才定稿,出書要待到1988年了,前後拖延了10年,以這種速度怎麼迎接人家的挑戰?印度的M.S.Randhama博士以一人之力,編寫了三大卷《印度農業史》,於去年出齊。日本京都大學的渡部忠世博士(《稻米之路》作者)於1985年起主編《亞洲稻作史》,組織有關章節的撰稿人,約定1986年2月交稿,1987年上半年先後出齊了三卷本《亞洲稻作史》,第一卷7章332頁,第二卷8章350頁,第三卷7章350頁,共22章1032頁,從計劃到出書頭尾3年。這樣的速度是對我們的作者和編輯出版部門的挑戰。象《亞洲稻作史》這樣的書,每卷售價4000日元(折人民幣100元),銷數不會太多,在日本照樣能出版。如果我們寫成這樣的書(或翻譯這部書)恐怕沒有出版社能接受,因為沒有經濟效益可言嘛。

六、開辟新的研究領域

如果說,從現在起到下世紀將是交叉學科發展的時代(包括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交叉),我們農史學科也應注意這種發展的動向,開拓我們的視野,在某些方麵伸出我們的“觸角”,去探索新的研究領域,以改變我們研究工作中不同程度地脫離現實的傾向,使人們的研究與現代化聯係,增強我們研究的信心和活力。老一輩的研究者有他們自己研究的基礎和積累,作為學術帶頭人,要注意到年齡的變化,有意識地培養年輕一代去開拓這些新的領域。個人想到值得探索而目前還處於“缺環”或“空白”狀態的有以下一些方麵。

其一是,從農業發展曆史看,糧食、蔬菜、果樹、纖維等作物的種植過程中為什麼它們因時代不同,其地位和重要性起著改變,有些作物興起了,有些作物縮小麵積甚至退出栽培了?為什麼總的看,人類食用作物的數目趨向減少?(采集時期數千種,中世紀150來種,現代主要糧食作物隻有12~15種)。這種減少的趨勢是合理的嗎?就中國而言,為什麼菰米、薏苡、稗、粟、黍、蕎麥、燕麥等作物的地位不斷下降,有些甚至退出栽培?曆史上曾處於較重要地位的作物,其中有沒有重新發展的意義?我們不注意這方麵的研究,國外卻在不斷發掘所謂“新作物”,而新作物者也即曆史上早已種植的作物,如莧菜、魔芋(蒟蒻)、薏米等等。蔬菜、果樹、纖維等作物也有類似的問題。發掘所謂新作物是衡量的標準變了,一些被淘汰忽視的作物,現代科學發現了它們新的利用價值和優點,所以給予再評價,結合農史是大有可探索的內容的。

其二是,古代人民的日常飲食營養水平,即所謂食譜,同現代人的食譜有什麼不同?作物種類的改變同食譜營養的關係如何?曆史上一種新的作物興起或從外麵引進、得到鼓勵和推廣,往往首先由於它們的產量高,適應性廣,而不一定由於它們的營養價值高。為什麼現代人的重大疾病如癌症、冠心病、各種缺乏症,在古代罕見?它們同作物的種類肯定有密切關係,這好像是營養學研究的事,但顯然不是營養學家所能獨力完成,需要和農史研究交叉起來探索。這是一種很有價值的研究,它的意義將涉及到今後農業更為科學的布局和規劃,是農史研究為未來人民的健康長壽作出貢獻。

其三是,人口遷徙及增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和人口遷徙、增殖對人口素質的影響。通常談論較多的是人口流動對政治經濟的影響,如唐以前全國政治經濟重心在北方,人口也以北方為多,南方處於未充分開發的“地廣人稀”地位,農業也是“刀耕火種”,生活是“飯稻羹魚”等。唐宋以後,北方因戰亂不已,大量人口南移,促進了江南的開發,農業上去了,商業發展了,經濟重心也南移了之類。人口遷徙中的無田農民——流民則湧向僻遠的山區,毀林開荒,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等問題。而人口遷徙及增殖對於遠地、異姓異族婚配而影響到人口的素質和優生學上的意義則幾乎尚未顧及,其實這中間含有極為豐富的中華民族體質、素質的孕育、特征及其與中國文化的孕育發展有極為密切的關係。探索其中的曆史規律,對於製訂科學的人口政策和相應的農業生產規劃將有嶄新的意義。

其四是,采用新技術,節省文獻檢索時間,提高研究效率。過去,研究工作者要化大量時間在閱讀記憶資料上,看得多,腦子裏記的多,本身便是博學的標誌。但是掌握資料本身不等於研究,而是研究賴以開展的基礎。現在流行“知識爆炸”的驚呼,更為單憑個人閱讀帶來困難。何況曆來我們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談起的慨歎。現在已經有條件用電腦處理曆史文獻,如報載我國已經用微機處理《史記》全文,將漢語繁體字輸入計算機內,采用倉頡—2000漢卡,建立起57萬多字的語料庫。隻需幾秒鍾就可以從《史記》中檢出所需的字、詞、句,幾分鍾可以拿到打印材料,比手工方式提高效率幾百倍。深圳大學中文係和電子係已完成《全唐詩》的自動檢索係統,尋找全唐詩中任何一個字平均10秒鍾。一句詩的出處,快的幾秒鍾,最慢的20分鍾。該係統可以查字、句、詩題、作者等,統計出全唐詩字數為3311734字。台灣省也在將二十四史中宋以前的《食貨誌》輸入電腦,建立檢索、複印、統計等功能。在此形勢下農史研究需要急起直追,把曆代農書的內容分門別類輸入電腦,以供檢索查詢之用。這項工作,別人不會代庖,必須農史界主動與有關的電子研究部門合作,促其實現,才使我們的農史研究不會落後於其他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