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調查工作在學術研究上的運用，並不是曆史學家的專利，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民族學家、人口學家等，也都十分重視社會調查（田野工作）的運用。有些學科對社會調查工作的重視遠遠超出一般曆史學家的重視程度。這種多學科對社會調查的關注，正體現了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另一個重要趨勢，即各個學科之間的界限日益淡化，曆史學的研究方法，正朝著多學科相互結合、相互滲透的方向邁進。傳統的曆史學過於迷戀典籍文獻的資料作用，而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在社會調查（田野工作）上的成就，無疑給尋求學術創新的曆史學家們予有益的啟示。以往對典籍文獻資料往往抱懷疑態度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們，近年來也對曆史文獻的資料產生了相當的興趣。學術研究中多學科的結合運用，顯然已經對曆史學科與其他學科之間的取長補短，產生了良好的效應。
當然，不同的學科畢竟有著自己的學科特點，有著各自專注的研究理論和方法，其體現在社會調查的具體操作上，也應有許多各自不同的側重點。因此，就社會調查的具體方法而言，應該根據不同的研究課題和調查對象，采用較為可行的相應措施。不能強求一致，或是過分仿效他人的研究方法。從這點上講，我十分讚同研究曆史應當是“史無定法”的主張。傅衣淩先生對曆史學的貢獻，主要在於開創了中國社會經濟史學派。這個學派，在研究方法上，以社會史和經濟史相結合為特征，從考察社會結構的總前提出發，探求經濟結構與階級結構、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相互關係和相互影響。特別注意發掘傳統史學所棄置不顧的史料，以民間文獻諸如契約文書、譜牒、誌書、文集、帳籍、碑刻等證史；強調借助史學之外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進行比較研究，以社會調查所得資料諸如反映前代遺製的鄉例、民俗、傳說、地名、口碑等資料證史。特別注意地域性的細部研究和比較研究，從特殊的社會經濟生活現象中尋求經濟發展的共同規律。我認為：即使從今天看來，傅衣淩開創的這種社會調查與多種資料、多種學科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依然值得我們認真效法、大力發揚。
我們這裏還需要著重指出的是，社會調查固然應當在現代史學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學術地位，但這並不意味著社會調查是推進史學研究的不二法門。事實上，社會調查所征詢的對象，由於文化教育程度、地域觀念以及個人經曆的差異，他們所能提供給研究者的信息，往往是蕪雜混亂的，且帶有某種程度的片麵性。這就需要我們在蕪雜混亂的民俗材料、口碑訪談、民歌民謠、傳說雜抄、譜牒私冊等資料麵前，進行認真的梳理，從中分別出帶有普遍意義的資料來。因此，我們回到曆史學的傳統話語，曆史學家做好社會調查工作，還是應當具備唐代劉知幾所謂的那種史才史學和史識。否則的話，社會調查極有可能成為一個陷阱，使研究者沉溺於漫無頭緒之中，從而失去了社會調查的學術價值。
中國的傳統史學極其注重對史料的辨析，這是一個很優秀的傳統。史學家們不僅要考辨史料的真偽，還要鑒識史料所含信息的真實意義。論從史出，隻有在審慎辨析史料的基礎上，才能對曆史的真實作出比較正確的判斷。社會調查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如果研究者對社會調查所得的資料不加辨別分析，就有可能聽風就是雨，隻見到樹木而不見森林。甚至以點帶麵，以偏概全，看到一點東西就發一通宏觀的議論，大大降低了社會調查資料作為曆史資料的可信度。同時，從事社會調查所應特別注意的一個問題，是研究者應當極力避免先有了一個主觀或主題的預設，然後根據這個預設找資料進行論證。這種作法就更加與史學研究“論從史出”的起碼常識格格不入。
社會調查與史學研究的結合，固然是本世紀中葉逐漸興起的一種學術研究方法，把社會調查資料運用於史學研究，有益於拓展史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但是，這種較為新穎的研究方法，同樣應該吸取傳統史學的優秀成份，相互補充，相互促進，這樣才能更加有效地把史學研究推向更高的層次，促使中國的傳統史學呈現萬古常青的繁榮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