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學之祖 呂祖謙
（1137——1181）
呂祖謙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華）人，生於宋高宗紹興七年（1137年），卒於宋孝宗淳照八年（1181年），人稱東萊先生。與朱熹、張栻齊名，同被尊為“東南三賢”，“鼎立為世師”，是南宋時期著名的理學大家之一。他所創立的“婺學”，也是當時頗具影響的學派之一。
一、世代宿儒 家有中原文化之傳
呂祖謙出生於一個儒學和官僚世家，其先祖本東萊（今安徽壽縣）人，六世祖時遷至開封。北宋時期著名的大官僚呂公著即呂祖謙的五世祖，從這時起，呂家便開始成為顯揚於世的儒學世家。自呂公著開始，其家族“登學案者七世十七人”（《宋元學案》卷19《範呂諸儒學案》），全祖望考證說：
考正獻（呂公著）子希哲、希純，為安定（宋初大儒胡瑗）門人，而希哲自為《滎陽學案》，榮陽子切問，亦見學案。又和問，廣問及從子稽中、堅中、硼中，別見《和靖學案》，滎陽孫本中及從子大器、大倫、大猷、大同，為《紫微學案》紫微之從孫祖謙、祖儉、祖泰，又別為《東萊學案》。共十七人，凡七世。（同上）
這個著名的宋代儒學世家，許多家族成員都是很有名望的儒家學者，同被選入《宋元學案》，名列儒學史冊。呂祖謙的六世祖呂夷簡，做過宋仁宗的宰相，封申國公（後徙許國公），顯揚於時，五世祖呂公著，在此宋仁宗、英宗時曆任天章閣待製等職，神宗時為禦史中丞，哲宗時為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死後贈申國公，是著名儒師胡援的學生，自己也是有名的儒家學者。呂公著之子呂希哲在神宗朝曆任崇政殿說書、知州等職，為北宋儒林中有名的學者之一，《宋元學案》對其人專立《榮陽學案》。公著次子希績、三子希哲是著名象數學家邵伯溫的學生，均為儒林學者。希哲之子好問、切問亦名列學案（《榮陽學案》中有傳）。好問在欽宗時，官至尚書右丞，恩封東萊郡侯。祖謙的伯父呂本中，官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南宋著名詩人，也是儒學名流之一，世稱東萊先生（後人稱昌本中為大東萊，稱呂祖謙為小東萊），其學說及生平見於《宋元學案》卷36《紫微學案》。
由上可知，呂家不僅是兩宋著名的儒學世家，同時也是顯耀於世的官僚世家，身為重臣者代有其人。“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4人，而夷簡公著喬梓，居其二焉，是以逮祖謙，綿曆七八世，祖武孫繩，父作子述，一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為事，家學淵源最為深遠。”（《重修浙江通誌稿·麗澤源流傳》）家學連綿相傳，至呂祖謙乃發展為高峰，祖謙之後仍然連綿不絕。“故論者謂中原文獻之傳，獨歸呂氏，其他名公矩儒弗及也。”（同上）此處雖有誇張之詞，但也說明呂學在兩宋占有重要地位，絕非虛言。
二、創建婺學 兼采眾家不私一說
宋代儒學突破了漢儒嚴守師法和偏重訓詁考據的治學方法，側重於對儒家經典義理的闡釋發揮，因而其思想方法比較靈活，有利於各家爭鳴。因此，僅在南宋的理學陣營中，就形成了呂學、朱學、陸學三大不同的學派。如果從哲學上分，朱學屬客觀唯心論，陸學是主觀唯心論，呂學則企圖將心學和理學相調和，帶有明顯的折衷主義色彩。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說：“宋乾（乾道）、淳（淳熙）以後，學派分而為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子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複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東萊學案》）這說明在南宋理學陣容中，上述三派各有其一特點，而呂學則帶有綜合朱陸之學的特色。但從大範圍看，三派同歸宗於孔孟。
“呂學”之稱，是以學派創立人之名來名其學派，正如“朱學”、“陸學”以朱熹、陸九洲之名稱其學派一樣。在《宋元學案》中，全祖望還將“呂學”稱為“婺學”，這是用地域名稱來區別不同學派的方法。正如人們把朱學稱為“閩學”一樣。其實，上述兩種稱號都不能說明某學派的性質。單就“婺學”而言，當朱、陸創立學派的同時，婺州地區還興起了唐仲友和陳亮的“婺學”，這僅僅是因為唐、陳二人所創學派都在婺州地區，其實他們之間的學術思想並不相同，如陳亮創立的永康學派則反對空談性理，帶有明顯的反理學性質，唐仲友之學雖稱之為“婺學”，他卻“不專主一說，苟同一人，隱之於心，稽之於古，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宋元學案·說齋學案》）也強調經世之學。全祖望說：“乾、淳之際，婺學最盛，東萊兄弟以性命之學起，同甫（陳亮）以事功之學學起，而說齋（指唐仲友）則為經製之學”（《宋元學案·說齋學案》）。這說明“婺學”又分為不同學派，故後人又有將呂祖謙的學派稱之為“金華學派”，這個學派和朱陸的學派同屬南宋理學內部的三大派別之
“呂學”最大的特點是“不名一師，不私一說”。《宋史》本傳說：“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氵矣。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牽之士，皆歸心焉。”這說明呂祖謙的儒學思想十分博深，不象朱熹和陸九淵那樣門戶森嚴，專守一說，他隨和包容，具有一定開放性。這種治學作風是呂氏家學的傳統性格，自呂希哲就開始形成。全祖望說：“榮陽少年不名一師，初學焦千之，廬陵（即歐陽修）之再傳也。已而學於安定（胡瑗），學於泰山（孫複），學於康節（邵雍），亦嚐學於介甫（王安石）而歸宿於程氏，集益之功，至廣且大……。”（《宋元學案·榮陽學案》）。呂希哲雖然是一個理學家，但也是一位不名一師的儒家學者。大東萊呂本中，是南宋時期的著名文學家，又是一位著名的理學家，他繼承了呂氏家學的風範。全祖望說：“大東萊先生為滎陽塚嫡，其不名一師亦家風也。自元祐後，諸儒名宿如元城（劉安世）龜山（楊時）、鹿山（遊酢）、了翁（陳瑾）、和靖（尹(火享)）以及王信伯之徒，皆嚐從遊，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宋元學案·紫微學案》）。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是呂氏家學之傳統，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指出：“自正獻公（呂公著）以來，所傳如此，原明（呂希哲）再傳而為先生（昌本中），雖曆登楊、遊、尹之門，而所守者世傳也。先生再傳而為怕恭（呂祖謙），其所守者亦世傳也，故餘別為先生立一學案，以上紹原明，下啟伯恭焉。”（同上）他又說：“紫微（呂本中）之學，本之家庭，而遍叩遊、楊、尹請老之門，亦嚐及元城（劉安世）。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成公（呂祖謙）之先河，實自此出。”（同上）“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一語，出自《周易·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意思是，要學習古人之言行，多學習古代之典籍，以涵養自己的德性。自呂公著開始，其子孫都十分重視對上下古今曆史和文獻的廣泛學習，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南宋。故有“中原文獻之傳，獨歸呂氏”之美稱。
呂祖謙在學風上繼承發揚了呂氏家學“不名一師、不私一說”的傳統，終於成為宋代著名理學一派大師。《宋史》本傳說：“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寬遊，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轉戶除上述諸人外，還同陸九淵、陳亮等人有較多的學術交往，並相互學習，和他們有一些相同的觀點。《宋元學案》說：“先生文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諸友之所講，融洽無所偏滯。”（《東萊學案》）這段記載全麵地概括了呂祖謙的“婺學”之基本特征。
由於其學風“不名一師”，“不私一說”，呂氏家學也受到佛學之影響。從呂希哲開始，就愛好佛學，《宋元學案·榮陽學案》說：“（呂希哲）晚年又學佛”，“更從高僧遊，盡究其道”，並且得出了“佛氏之道，與吾聖人相吻合”的結論。此後，他便企圖將儒、佛兩家學說熔於一爐，“斟酌淺深而融通之”（同上）。大東萊先生呂本中，也是一位“溺於禪”的學者。完全站在儒家學派立場的全祖望就此提出批評，認為這是其“家門之流弊”（同上《紫微學案》）。呂祖謙也受到其祖輩學佛之影響，雖然有時對佛、道有所批評，但他又曾在《易說·家人》中說：“知此理，則知百年之嫌隙可以一日解，終身之蒙蔽可以一語通，滔天之罪惡可以一念消”，這裏透露其接受佛學思想之痕跡。
對於呂學的上述情況，論者頗有微辭，全祖望在《榮陽學案》案語中指責說，呂希哲雖博采眾儒之學說，“然晚年又學佛，則申公家學未醉之害也。”又說：呂本中溺於禪，則家門之流弊乎！”朱熹批評呂祖謙之學“大雜”，“不能守約”（《金華叢書書目提要》卷7）。他雖然稱讚“東萊博學多識”，但又指責其“守約未也”。其實，他們都是根據自己的理學觀點去求責於人，如果用百家爭鳴的態度來看問題，則不足為怪。呂氏之學能放寬視野，廣收博采，恰恰表現了在治學方法上的優點。
呂祖謙最初以恩前入仕，但由於他是一位博學多才的學者，於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便考中了進士，不久又考中了博學宏詞科，此後一直擔任文教學術的職務，先後做過儒學教授、大學博士、講官、史官，官至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和實錄院檢討。這就為他從事學術研究和創立學派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在此期間，不僅撰著了許多關於理學、史學和文學的著作，並且積極從事講學授徒活動。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呂祖謙護送母喪回到婺州，利用守孝的時間，在武義縣境內的招明山築室暫居。在這段時期，“四方之士爭趨之”，專門從事講學活動三年之久。乾道八年（1182年），因為其父辦理喪事，又回婺州，守孝期間，他的許多學生又回到身邊受業。這段時期，呂祖謙還同陸九淵、朱熹等人經常往來，互相進行學術交流。中國學術思想史上著名的“鵝湖之會”就是在這一時期由呂祖謙發起進行的。作為一個學派的創立者，呂祖謙的學生很多，據《重修浙江通誌稿》記載，其可考者不下百餘人，他們來自南北各地的不同州縣，其中以浙江及其鄰省居多。僅《宋元學案·東萊學案》所載，較著名者有葉卦、葛洪、喬行簡、輔廣等20餘人。另見於《麗澤諸儒學案》者63人。此外，尚有私淑弟子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