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會摘到它的。”
“那你去摘呀。”
我冒著生命危險，爬上懸崖，摘取那朵紅花。她的臉由於緊張而發白，雖然她沒有叫出聲來。
那年的冬天，我們分別了。她送給我一本日記本，在第一頁上她用清麗的草書這樣寫道：“我希望你能以摘取懸崖上紅花的勇氣，去摘取你理想的花冠。”我發現上麵還有一滴淡淡的淚痕。
我回贈她一個書簽，上麵寫道：“理想是一首詩，沒有理想的生命就沒有意義，靈魂也將死亡！”
此後許多年過去了，山河依舊，人事全非。現在我們天各一方。她變得怎麼樣呢？我又變成什麼樣了呢？我在尋找過去的自我，尋找一些生命中重要的東西。
“啊，”我不禁歎息，“所有這些似乎都是荒唐的夢，一個秋晨之夢。”我站起身，向山下走去。
點滴哲理
一個人總是要遭受失敗的痛苦。但希望和失敗總是交織在一起的。希望，失敗；再希望，再失敗。如此反複不斷，成為串聯我們生命的鏈條。是的，這是深秋的清晨，盡管它讓人感到蕭蕭。但秋晨之夢還是值得為之奮鬥的。
新的一天已經開始了，我必須麵對它。
快樂的秘密
一輛汽車在賓夕法尼亞州瑞克托鎮我們的老房子門前停下。駕車的男人下車就問：“喬治在嗎？”
舅舅在屋後車庫修車。他走出來，跟這位從195公裏外趕來的芝加哥來客握手，客人把一些草圖攤在引擎罩上。他們認真地討論，一直談到深夜，然後那人不停地向舅舅道謝，開車走了。
似乎人人都要向喬治·麥唐納請教。喬治舅舅是我們一家之主。我的生父在我出世前就離開了母親，哥哥理查以及我和羅傑這對孿生兄弟都由母親撫養，他就一直舅代父職。喬治舅舅是我外婆和媽媽的精神支柱，我們同住在一起。
我自小就常聽到別人說：“這件事我們去找喬治商量，”或者“看看喬治有什麼意見。”1930年經濟大蕭條期間，舅舅上夜學，成了工程繪圖員。
舅舅有一張和善的寬臉，笑容可掬。他對事物的內部構造有濃厚的興趣，也很能引起別人的興趣。他有時會指著一架機器，一件工具，或者紙夾之類最普通的東西說：“試想想發明這件東西要花多少心思。”他也很會教人一些常識，而絕不令人覺得枯燥。
有一次，我看到理查的教科書上有“文化”一詞。當晚舅舅下班回家，羅傑和我便迫不及待地問他：“文化是什麼？”舅舅大笑起來，領我們走進屋裏。
一進屋，他就坐在舊安樂椅上，煞有介事地歎一口氣。“這就是文化”，他咯咯地笑著說，“我們可以坐在石塊或木頭上麵，不過這椅子已有好幾千年曆史了。”我看著那張椅子，有點莫名其妙。
舅舅解釋說，椅背的斜麵、扶手的高度、坐墊的軟硬程度、所用的布料和釘子，全都是數千年來人們為了“坐”這件人人都做的事，反複思考試驗而決定下來的。“當你除了溫飽之外，還能對椅子想得這麼多，那就是文化——因為這表示你有時間想到藝術和音樂，想到怎樣和人相處，甚至想到思想本身。”
舅舅似乎能從最細微的事物得到快樂與滿足。比如剛從菜圃摘下的番茄的味道，透過溪畔懸鈴木的晨曦，駕車上石南山喝泉水，等等。他欣賞別人擁有的東西，例如他自知永遠沒希望擁有的華貴大轎車，但隻是讚賞那些東西而已，並沒有絲毫妒忌之意。
舅舅對別人的工作和興趣總是興致勃勃，因此朋友有什麼夢想、遇到什麼困難，都會講給他聽。
舅舅那一代的人，凡是我認識的，都偶爾會說起在經濟大蕭條時期所受的煎熬。舅舅也有過同樣的遭遇，但從來不提。舅舅在煙霧籠罩的鋼鐵城北布勒道克長大，童年時外公就去世了，從此他挑起養家的責任，嚐盡了艱辛。他很少提起童年，提起的都是最快樂的事。直到我被大學錄取，他為我高興時，我才發覺，他其實很渴望自己當年有這麼一個機會。
可以說，舅舅從來沒有賺過很多錢，也從沒得過任何榮譽，但他是個真正快樂的人。夏日周末的晚上，他和街坊在我們廚房裏一麵聽收音機播出的田園民歌，一麵煮蠔湯。打烊時分，他坐在蒙萊雜貨店櫃台前，吃著乳酪和餅幹跟蒙萊聊天。深夜，他坐在臥室的油燈旁讀聖經。
有一次，舅舅向人借了一個巨大的望遠鏡，選了個無雲的夏夜，在後院架起來。我們一起仰望火星、金星和一鉤新月，聽著蟋蟀唧唧叫。黑暗中有道手電筒光向我們照射起來，原來是鄰居甘博正走來參加我們的聚會。我記得，我們舉頭望著浩瀚的銀河時，舅舅說：“甘博，你知道嗎，這真合算：我們都有個永恒不朽的機會。”言語中充滿了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