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金科同誌，我想了解一下那幾次公開審訊的情況。告訴我，在對布哈林、李可夫、西爾佐夫、洛米納澤、克列斯廷斯基以及其他許多在中央委員會、組織部和政治局中很知名的人物提出控告時，他們的罪狀有多少真實的事實根據?”
魯金科回答說：從司法準則的觀點來看，並沒有任何證據足以把那些人定罪或甚至提交審訊。對他們起訴的根據，都隻是一些用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嚴刑逼出來的口供，而這樣逼出來的口供是不能作為把一個人送交審訊的合法依據的。魯金科的回答進一步把赫魯曉夫引向30年代大清洗的內幕。就這樣，赫魯曉夫掌握了斯大林時代的主要案件，並從大量恢複名譽者的血淚哭訴中取得了活生生的現實材料，使他更加堅定的認為，不合盤托出斯大林的錯誤，已經無法繼續對政治犯進行平反昭雪，更不要說避免再發生類似的大悲劇，他的報告必須把斯大林作為譴責的主要目標。
炮彈已裝入炮膛，炮口已瞄準方位，隻等“二十大”上拉響引火繩。
1956年2月14日，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在克裏姆林宮大廳隆重開幕。上午10時，赫魯曉夫宣布開會。赫魯曉夫要求全體代表起立為黨的“十九大”以後逝世的三名共產主義運動的最傑出領導人斯大林、哥特瓦爾德(捷共主席)、德田球一(日共總書記)默哀，當代表們在默哀完畢遙望主席台時，發現斯大林的巨幅畫像已經被取走了，這使神經敏感的記者和部分代表感到驚奇。接著赫魯曉夫作了“蘇共中央委員會總結報告”。他回顧了蘇聯從1953年以來經濟、政治和外交方麵取得的成就，提出了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三個五年計劃(1956～1960年)的建議，在理論部分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的“三和”路線。他的報告隻是一般性的重申要加強黨的集體領導，而對斯大林則隻字未提，接著在討論報告的發言中，往昔那種爭相頌揚斯大林的情景也沒有了。當會議進行到第三天，政治局核心人物之一的米高揚在發言時第一個點名批評了斯大林。他批評了斯大林在對外政策上所犯的錯誤，批評了斯大林的最後一部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他特別提到30年代末期甚至在國內戰爭時期被錯誤地打成“人民的敵人”的同誌。米高揚的發言，猶如油鍋裏撒了一把鹽，會場開始騷動起來。米高揚精明過人，是蘇聯政府中的“全天候”部長，對形勢有高度的洞察力。他的發言實際上是放了一個試探性氣球，而與會代表雖然感到驚奇，卻沒有人對米高揚提出質問和指責，這是蘇聯政治氣候發生巨大變化的跡象。伴隨著“二十大”順利進行的緊張節奏，赫魯曉夫更加堅定了譴責斯大林個人崇拜問題的決心。但赫魯曉夫也越來越焦慮不安，大會很快就要結束，而他精心策劃的報告卻還沒有提交主席團審批呢!
在一次大會的休息時間裏，主席團委員們在休息室裏邊喝飲料邊討論會務事宜。赫魯曉夫鼓足了勇氣，把問題徹底揭開。
赫魯曉夫的話音未落，就遭到了眾人的反對，並紛紛指責他這是自找麻煩。赫魯曉夫知道無法取得一致意見，如果主席團不能達成協議，就不可能把這個問題提到黨的代表大會上去。這時，赫魯曉夫破天荒提出一個主意：在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已經作過的情況下，主席團的每個委員都有權在代表大會上發言，即使所談的看法同總結報告不盡一致的個人意見也可以講出來。這就是說，赫魯曉夫在迫不得已時要作個人發言，以一個普通代表的身份，而不是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作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