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進一步認識到，把一個含糊的邏輯學說翻譯為一種所謂實驗心理學的機製仍在運轉，而這種機製甚至對布勒這樣傑出的思想家也有危險。
因為，在布勒同意並且大為讚賞的屈爾佩的《邏輯學》中，論據被認為是複雜的判斷。結果在判斷和論證之間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區別。進一步的結果是，語言的描述功能和語言的論證功能是同一回事；因此，布勒未能像他早已分辨言語的三個功能一樣，看到論證功能也能明確地區分開來。
能夠把布勒的表達功能與他的交往功能區分開來，是因為動物或人即使沒有被刺激作用的“接受器”也能自我表達。能夠把表達和交往功能與布勒的描述功能區分開來，是因為動物、人類都能傳達恐懼，而毋需描述恐懼的對象。而後我發現能夠把描述功能與論證功能明確地區分開來，因為存在著像地圖一樣的語言，它們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論證性的。因此有第二種情況，即邏輯上的錯誤導致心理學上的錯誤；在這種特殊情況下，語言學傾向的心理學和先天的生物學需要的心理學是人類語言的使用和成就的基礎。
所有這一切都告訴我，對邏輯的研究要優先於對主觀思維過程的研究。並且它使我非常懷疑我那時接受的很多心理學理論。例如：我開始認識到條件反射的理論是錯誤的。不存在像條件反射那樣的東西。必須把巴甫洛夫的狗解釋為在獲得食物方麵尋求不變量，並且解釋為形成對即將發生的事件的期望或預期。人們可以稱這一點為“條件”，但它並不是作為學習過程的結果所形成的一種反射，而是對所預期的東西的一種發現。因此，用這種觀點來看，甚至巴甫洛夫的表麵上是經驗的結果和別赫捷列夫的反射論以及大部分現代學習理論的結果都已證明，是在亞裏士多德邏輯的影響下錯誤地解釋了他們的發現；因為反射論及條件理論，不過是翻譯為神經病學術語的聯想心理學。
1928年，我遞交了哲學博士論文，在這篇論文中，盡管是間接地，但它是這些年我對思維心理學和發現心理學研究的結果。我終於離開了心理學。我留下了未完成的心理學工作，甚至沒有在我寫的大多數稿子中留下一篇謄清的稿子；而《論思維心理學中的方法問題》這篇論文是倉促寫就的，起初隻是打算將其作為我的心理學工作的導論，雖然是我轉向方法論的標誌。
我認為我的論文很糟，我甚至從沒有再看它一眼。我還感到我的兩次“嚴格”的考試也很糟糕，一次是考音樂史，另一次考哲學和心理學。布勒以前考過我心理學，沒有問我任何心理學方麵的問題，而是鼓勵我談一下我對邏輯以及科學邏輯方麵的觀點。石裏克主要考我哲學史，我在回答萊布尼茲的問題上是如此糟糕以致我認為我的考試不及格。當我聽說我以最高分數“得到一致同意的優異成績”通過了這兩科考試時，我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當然我輕鬆又愉快，但是，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不能克服我理應不及格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