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閱讀和寫作，當然是一個人智力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事情。任何事情都無法與之比擬，因為，幾乎很少有人能夠記得學習說話對他們意味著什麼。我將永遠感謝我的啟蒙老師艾瑪·戈爾德伯格，他教會了我三個R。我認為，這些是必須教給一個孩子的惟一必要的東西；有些孩子為了學習這些甚至不需要別人教。其餘的就是氣氛，以及通過閱讀和思考去學習。
除了我的雙親、我的啟蒙老師和塞爾瑪·拉格勒夫以外，我認為對我早期智力發展影響最大的是我終生的朋友阿瑟·昂特。他是拿破侖戰爭期間德國民族主義的著名奠基人之一恩格特·莫裏茨·馮·昂特的一位親戚。而阿瑟·昂特是一個熱情的反民族主義者。雖然他是德國人的後裔，卻出生於莫斯科，並在那裏度過了他的青年時代。他比我大20歲，當我在1912年第一次遇到他時，他已年近30。他在裏加大學學習工程學。在1905年未成功的俄國革命中，他曾是學生領袖之一。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同時又是布爾什維克的強烈反對者。從1905年起，他就結識了布爾什維克的某些領導人。他把他們描繪成社會主義的耶穌會教士，就是說，他們做得出犧牲無辜的人、甚至違背他們自己心願的事來，因為偉大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昂特不是一個堅信不移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他認為馬克思是迄今為止最重要的社會主義理論家。他發現我非常願意聽取社會主義思想，而我覺得，沒有什麼能夠比結束貧困更為重要的了。
昂特對恩斯特·馬赫和威廉·奧斯特瓦爾德的門徒們發起的運動也有濃厚的興趣。這個團體的成員自稱為“一元論者”。他們對科學和認識論感興趣，對現在所稱的科學哲學感興趣。在維也納的一元論者中，“半社會主義的”波普爾－林克烏斯有相當多的追隨者，其中包括奧托·紐拉特。
我讀的第一本關於社會主義的書是愛德華·貝拉米的《回顧》。我很可能在12歲就已經讀過這本書了，它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昂特帶我參加一元論者組織的去維也納森林的星期日遠足。在這些場合，他解釋和討論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無疑，大部分內容不是我所能理解得了的，但是有趣而振奮人心。
在一元論者組織的這些星期日遠足中，有一次，是在1914年6月28日，當我們接近維也納郊區的時候，已近黃昏，我們聽說奧地利的王位繼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被暗殺。大約在這之後一個星期，母親帶著我和兩個姐姐到離薩爾茨堡不遠的一個村莊阿爾特－奧塞去過暑假。在那裏，在我過12歲生日的那天，收到了我父親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說；“很不幸，因為戰爭”，所以他很抱歉不能如願參加我的生日聚會。由於我收到這封信正值奧匈帝國和塞爾維亞正式宣戰之日，所以我父親似乎意識到戰爭已來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