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和後者一對比，就顯出一些瀕危技藝的弱勢了。
衡量一門手藝，自然不能用經濟價值作指標。梳理各項目生存能力、麵臨現狀，然後再綜合上它的文化價值之後，才能決定誰是主要矛盾，誰是次要矛盾。
“現在的保護政策太平均了。”非遺技藝，按國家級、省級、市級、區縣級對應有不同扶植政策，張新超就指出，這種劃分的缺陷在於，同被劃為國家級非遺技藝，全聚德掛爐烤鴨和一些瀕危項目相比，它們的生存狀況能一樣嗎？“同樣的100萬給全聚德，對它來講不稀罕，但如果把它放到一個非常瀕危的手藝，可能會救活一個項目。”
因此，不同種類手工藝的保護還不能都走“扶持資金”這一條路子。
收藏領域頗為火爆的北京玉器、橄欖核雕刻和“中華第一吃”全聚德等等，這些都可以推向市場，政府應該側重文化推廣和包裝；對於北京補花、兔爺、風箏來說，就不能放手讓它們在商品經濟中自生自滅，還是要靠真金白銀把傳人、把手藝保護起來。
承襲“中國好手藝”
對於手工藝的傳承，不妨再以雕漆為例來說說某些現實問題。
不同於完全弱勢的風箏這類項目，雕漆目前來講還算繁榮，並且從業人員的收入水平不低，但後繼無人的隱患卻仍然存在。雕漆很費工，一道道髹塗大漆，再加上無比細致的刻工，製作一個小件作品就需要半年的時間，足可見其對技藝的要求之高。因此，和很多工藝一樣，一個新手從零學起，到技藝精湛、作品出彩，通常需要投入至少十年的時間來鑽研。在經過一個很漫長、很困難的過程之後，達到一定高度，才能掙到那份錢。
雕漆是如此，如果選擇了比它慘淡的手工技藝，那麼可能就連“那份錢”都掙不到。繼承一門手工藝，如果在很長時間之內甚至都不能確保養活自己，也就如很多年輕人的心態，不如去打工。
弘揚手工藝，不能光靠民族大義，還是得讓現實的“名利”軌製更完善，才能吸引人來承襲。
我們不妨借鑒鄰國日本的“人間國寶”機製，其中的一些方法在韓國、法國等很多國家都得到了推廣和建議。所謂“人間國寶”，就是指那些身懷絕技的老藝人，這個稱號類似中國的“工藝美術大師”。僅就名稱來講，“國寶”比“大師”明顯享有更高的社會地位，購買他們的作品就像買古董，收藏價值非常高。
一旦認定為“國寶”，就意味著政府針對一位藝人每年撥出可觀的專項資金，改善他的生活條件、錄製他的藝術、保存他的作品，並且，很重要的，資助他傳習技藝、培養傳人。
中國同樣可以采取這種方式。首先，認定一位“國寶”或“大師”，培養繼承者必須是必要條件之一。其次，在給予更大力度的資金扶植，讓全社會都看到從事一門手藝豐厚可期的現實回報的同時，再規定每年去博物館義務展示多少次，到大學裏進行技藝文化講座多少回，甚至深入中小學傳播手工藝等更多責任。
除此之外，對於師帶徒如何進行政策驅動，對不同級別藝人怎麼表彰激勵，尤其對市場認知度低的手藝項目從業人員應該給予哪些扶持，都值得研究。出台這樣多層次的政策能讓“人間國寶”之外的普通藝人都能得到實惠。
“我們有‘中國好聲音’、‘中國好歌曲’，那麼 中國好手藝’可不可以？”袁家方認為，配合“人間國寶”的評價，也應該有相應的民俗文化標杆式人物的包裝，以及手工藝文化的推廣。隻有喚起老百姓的關注、社會的敬仰，年輕人才願意投身於這樣一個享有很高社會地位的行業，藝人們的作品才能被市場追逐。
最終，讓傳統手藝真正在這個時代得到存續和傳承。
每到年根兒，京城裏的手藝人都各有各忙，各有各打算。
就以素有“當代官窯”之稱的京城百工坊來說，往年，這裏的手藝人常參加離這不遠的龍潭廟會，或者去一直以民俗味兒著稱的廠甸廟會。京城百工坊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主任、非遺傳承人張新超說，“每個手藝人對每個廟會哪件好賣、賣多少心裏都有數。”足可見藝人們對各家廟會的熟稔程度。
而這個春節，在這裏設立工作室的剪紙大師徐陽、糖畫藝人範書峰和不少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提前好幾個月，甚至半年就已經做出來一批成品，裝好了箱，打好了包，擎等著拉到台灣和曼穀去賣了。
原來，今年百工坊一改傳統，要組織手藝人參加這兩個地方的廟會，把“手藝範兒”耍出國。
當然，除了他們，絕大多數藝人賣作品也好，現場展示也罷，還是留守本地的多，比如做葫蘆烙畫的高級工藝美術師季順就告訴記者，他今年要參加的大多是東城區組織的民俗活動。
再比如，像邢蘭香——北京料器第六代傳人，就因為“歲數大了，不想受那累了”，春節期間一般不去任何活動，都是讓徒弟們參加。看來，這位已經七十歲的料器大師，除了守著百工坊“料器邢”這個北京料器僅剩的一個攤兒之外，已經沒有更多精力參與活動類的事了。
春節，自然是傳統非遺技藝和老百姓親近的一個重要節點，手藝人一到這個時候的各種忙叨和準備，就是為了多展示一點、多賣一點。既是傳承推廣所應該擔的責任，更有現實的生計考量。
然而，盡管看起來仍紅火熱鬧，在遊樂項目和小吃成了廟會主流，傳統民俗文化卻漸行漸遠的今天，一個年節民俗文化的式微，就意味著留給非遺手藝渠道和空間進一步的縮窄，是傳統手工藝在人們生活中日趨消融的某種縮影。
別讓非遺手藝，真應了那句調侃——非常遺憾。
絕活兒還是絕唱
“原來這一大塊地都是北京料器廠的，沒了！”說來也巧，京城百工坊本在北京料器廠原址所建，可如今，邢蘭香坐在“料器邢”不足二十平米的小工作室裏，守著的卻是北京料器的全部了。
北京料器，就是通過一把鑷子，一盞燈火，把各色仿玉料棍烤軟，然後迅速捏塑，做成酷似琉璃、顏色鮮豔的生肖、瓜果等案頭陳設。在這間屋子裏，除了邢蘭香最新做的作品，還擺著不少料器廠剩的老貨。一盆繁複精致的盆栽造型料器“花開富貴”放置了幾十年，顏色依然很漂亮。
“我們老貨這花兒裏頭有金子，不擱金子不出這色兒啊！以前老廠子真金白銀地往裏擱，再過一百年，它還這模樣！”
邢老太太念叨的是做料棍的工序——化料。以前在料器廠，專門有人把金、銀、銅、鐵、錫跟石英砂按比例混合，製成各色料棍，現在料器廠早已不存在，料棍也就隻有一些農村作坊出了，但按老太太的說法是：“他們不給你擱好東西，出來就是慘淡的顏色。”
除了北京料器，北京補花、牙雕以及記者並沒有探知到的更多種手工藝都麵臨著同樣的問題——材料已經或者即將斷層斷檔，岌岌可危。目前邢蘭香還在用廠子裏剩的老料棍，勉強維持，但如果哪天連農村作坊都不出了，這門技藝也就真成了邢老太太所說的——“吹了”。
除了材料斷檔，不少手藝還後繼乏人。
就拿邢蘭香來說，曾經教過一百多個徒弟，現在也隻剩幾個還在苦苦堅守，其中兩位還是老人家的兒子。
同樣讓人唏噓的，還有張新超作為傳承人的北京補花項目。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北京補花這門北京特有的傳統織繡工藝從業人員數以十萬計，而現在，其他幾位傳人年齡大都在八、九十歲，隻剩下他在苦撐危局，技藝極度瀕危。
“傳承的大體情況是這樣，老師願意教，徒弟不愛學。”張新超說，他想找幾個人把這裏頭的門道傾囊相授，但卻苦於沒人學，“人家問我學這個幹什麼？很多都是這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