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勤是美德，太苦則無以適性怡情；淡泊是高風，太枯則無以濟人利物。盡心盡力去做事本來是一種很好的美德，但是過於認真心力交瘁，使精神得不到調劑就會喪失生活樂趣；把功名利祿都看得淡本是一種高尚的情操，但是過分清心寡欲而冷漠，對社會大眾也就不會有什麼貢獻了。
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采菊東籬，種豆南山，精神上是夠幸福的。但他作為理智的性情中人，更應懂得一生隱忍之道，如此，或許也能實現一定的抱負，並且不用為溫飽而發愁了。
陶淵明幾次出仕，當的都是小官吏。以他的個性來說，絕不可能巧取豪奪。既然打算要隱退，總得要為日後的衣食作打算，作些物質的準備才行。因此，陶淵明費盡周折謀取到了離家不遠的彭澤令的職務。這次做官的目的就是“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他還打算將公田全部種上粳米，用來釀酒備飲。但是，他的妻子反對全部田地種上粳米，勸他也要種些糧食，陶淵明才決定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米，以實現他“吾嚐醉於酒足矣”的美好打算。這次赴任正好趕上歲末，有位督郵前來視察，旁人提醒他應該穿戴好官服畢恭畢敬，陶淵明一聽就心裏不滿，督郵算什麼東西？我怎麼能為五鬥米折腰呢？恰在這時，他妹妹病故了，借此機會，他就奔喪去了，彭澤縣便成了他仕途中的最後一站。他從二十九歲起出仕，到四十一歲歸隱田間，前後共十三年。在這十三年中，仕與隱的矛盾始終交織並貫穿始終，而且越往後鬥爭越激烈，東籬采菊，種豆南山，一個“猛誌逸四海”的有理想、有抱負、慷慨激昂的青年，最後還是痛苦地“覺今是而昨非”。
陶淵明雖然向往林泉之趣的淡泊生活，但他要考慮到生計溫飽問題，“吾嚐醉於酒足矣”，藝術同生活的矛盾確實需要調和。
什麼事情都講究適度的原則。“富貴於我如浮雲”，心境也就自然平靜清涼，如此無憂無慮該是何等飄逸瀟灑。不過什麼事都不要走極端，假如以淡泊為名而忘記對社會的責任，忘記人間冷暖以至自我封閉就不對了，甚至演變為不管他人瓦上霜而自私自利，就會被人視為沒有公德沒有責任感甚至有害於社會，這樣就會被社會大眾所唾棄。
勤於事業，忙於職業是美德，是一種敬業精神，但如果陷於事務圈而不能自拔，如果因無謂的忙碌而心力交瘁失去自我，一樣是不足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