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紹良本 人對此有過這樣的說明：“我和總統的交情對我的後來的事業當然有幫助，就像任何事業如有一個大人物做靠山，一定有利。但是我從來不利用這種關係或地位去發揮影響，謀取利益。”
這話並不完全符合實際，比如，他擁有的生產麵粉和進口丁香的專利，他與蘇哈托家族合辦的“根紮那企業集團”，等等，沒有他和總統的那一層關係，他就不可能獲得這麼大的利益。
但是，我們不正好從這裏窺探到了林紹良高明之處嗎?
可以肯定地說：林紹良的成功，一半靠機會，一半靠個人奮鬥。一個人想創立基業，既要靠機會，又要靠奮鬥，二者缺一則難以如願。
但是，機會往往因人而異，這就要看個人平常處世待人如何。林紹良忍受出身寒微之家，最初隻是一個小販，爭天時，奪地利，固然是他成功的要素，但關鍵還在於他有著左右逢源的人和。
林紹良認為，人心的作用最靈，不管幹什麼事，成敗皆決定於人。因此，在經營活動中，他注重人際關係的處理。
他憑借同印尼政府上層人士乃至最高當權者的關係，為自己的成功創造了條件；同時，他也發揮自己經營、理財方麵的才智，為政府解決了許多難題。
著名的“印尼國營石油公司案件”，即為其中的一例。
印尼有一家大型國營石油公司，前公司經營由蘇托沃中將擔任。非常令人遺憾，這位將軍隻會打仗，不善行商，他將公司拖入幾十億美元的債務泥沼，麵臨滅頂之災。1976年3月，蘇哈托總統大義滅親，無情地宣布：撤銷蘇托沃中將的石油公司總經理職務。
在此之前，蘇托沃通過一位國際知名人士布魯斯·拉普巴博，與某國防海運集團簽訂過一係列租借油輪的合同。價格極不公道，極大地損害了印尼的利益。於是政府決定，寧可出錢賠償，也要廢約。布魯斯在船東的支持下，拒絕印尼政府的廢約要求，堅持繼續履行合同。蘇哈托總統夫人及印尼財政部長等政府要員提出的一係列方案，都被布魯斯置之不理。
雙方僵持不下，形勢對印尼政府很不利。如繼續發展下去，印尼政府在國際財團中的形象將嚴重受損，以致影響今後的借貸和吸引外資。危難之際，蘇哈托總統把這個眾人無法下手的“大刺蝟”扔給了林紹良，全權委托他去同布魯斯談判。
照理，林紹良可以不過問。解決的好還罷，弄砸了，他必然兩頭得罪人。但是，出於總統的信任，出於國家的利益，他毅然前往新加坡。1977年8月，國際金融界、企業界，甚至政界，都在關注著這次談判。
布魯斯下了飛機，便要求林紹良到他下榻的飯店去晤談。林紹良是代表印尼國家而來，豈能不維護自己的尊嚴，他絲毫不含糊，偏要布魯斯到他屬下的哇寧英有限公司來談，並明確告訴對方：如果不想一無所獲，還是早些來談為好。兩人尚未交手，就較上勁了。布魯斯久聞林紹良的大名，被他的下馬威震懾住了，不得不屈尊前往。談判開始不久，布魯斯便同意廢除條約，準備接受賠款。
但是，難題不會如此輕易就解決了。在賠款數額上，雙方展開了實質性的較量。蘇哈托交給林紹良的最高賠款額為1.2億美元；布魯斯卻一口咬死1.5億美元，再不肯降下一分。最後，蘇哈托在林紹良勸說下，同意給布魯斯所要求的數額。布魯斯怎麼也想不到，談判結束後，林紹良使出個“殺手鐧”，要求他在曼穀銀行開一張800萬美元的不可撤銷的信用證，作為給林紹良參加談判的報酬。布魯斯麵對足智多謀的林紹良，隻好答應。
這次談判的勝利，使林紹良贏得了意想不到的聲譽。
除了與上層人士搞好關係外，他還注意與社會各界友好相處。他深知，對一個外來的華人而言，建立起一個良好的社會基礎，是事業成功的保證。他說過：“我們要有好的前途，必須跟本地認同及跟本地人一起共同建設國家，分享財富和成果，力求達到‘均富’的理想，使社會安定。”
為了讓個人的事業深深地植根於印尼民族的土壤之中，林紹良在雅加達的證券市場上分開上市自己集團的股票，吸引更多的印尼人參與本集團的經營。這樣，他的腳跟就會在印尼社會立的更加牢固。
在集團內部，林紹良很注意思想交流，經常與下屬交換意見，溝通感情。人之初，性本善，他推崇儒家的“性善”，不斷地開采人性中蘊藏的能量，使每一個職工發揮最大的作用，力爭完成各自的工作。他用人堅持兩個原則：一個是量才任職、不必求全；二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這個道理，大多數人都懂，但真正用得活的人不多，在這方麵，林紹良堪稱佼佼者。
林紹良之所以取得今日這麼大的成就，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一夥能幹且忠實的同伴。否則，他的本事再大也難免孤掌難鳴。
許多印尼華裔商人都曉得林紹良的這個優勢。一個熟悉他的商人在報上公開披露：“林紹良的事業發展迅速，主要是他懂得量才用人，敢出重金。”
最有力的證明便是他重金聘用李文正。
李文正原是香港汪印銀行的總裁，1972年，他因故辭去了總裁職務，恰巧與去香港辦事的林紹良相遇。林紹良久仰李文正的大名，知道他金融經驗豐富，才華橫溢，隻是無緣相會。他在與李文正的親切交談中，了解到對方的近況，便熱情相邀，請這位享譽東南亞各國的銀行家到他的“中亞銀行”供職，並允諾給他17.5%的股份。李文正對林紹良也是聞名已久，沒有猶豫，便毅然接受了他的一片誠意。兩人多年合作的結果表明，林紹良慧眼識珠，順手揀得一匹“千裏馬”，使他的“中亞銀行”得到飛速發展。
正由於林紹良善於用人，敢於用人，所以，林氏集團的員工，都有歸宿感和成就感，他們忠心耿耿地效力於所在企業。有了這種凝聚力和向心力，林紹良毋須為人才走失發愁。
(二)分散企業版權，突出合夥人決策權
管理，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藝術。
一個真正的企業家，他的追求是永無止境的，他會付出全部的智慧和畢生的心血，去追求事業上的完美。
林紹良在印尼的社會地位日漸提高，他的影響也在一天天地向外擴大。但是，他沒有得意忘形，更不會止步不前。他在不懈地追求，他的觸角已經衝出印尼本土，伸向亞洲、伸向歐美，伸向世界的各個角落。
曆史進入70年代，林紹良有兩個舉動引起了印尼各界人士的關注。
一個舉動是，他把幼子安東尼送到英國攻讀商業學，學習先進的經營思想和管理方法。
另一個舉動是，他親自出巡，遊曆歐美各國，考察西方的先進管理方法。
在這以前，林紹良在管理上所采取的主要是家族經營的方針。
在東南亞各國，華人社會相當龐大，這些人的經濟實力可以左右當地的經濟形勢。他們發達的一個共同秘訣，就是家族經營。華人家鄉觀念頑固，重鄉情、攀鄉親，他們大多以家族為核心，以家族成員為基礎，建立起一個和睦而穩固的集團，彼此休戚與共，共苦同提，一榮俱榮。
林紹良也沒有例外。橫的關係上，有大哥、二哥和同鄉林文鏡；縱的關係上，有自己的長子林聖斌，次子林聖宗和林文鏡的三個兒子。他們都是林氏集團的重要業務骨幹，上下左右組成了集團內部家族管理的網絡。
但是，自60年代中期蘇哈托執政開始，印度尼西亞的社會和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蘇哈托在國際業務中采取中立政策，在經濟上大開國門吸引外資。隨著外商的進入，印尼與世界各國的經濟聯係不斷加強，於是國內華人的傳統經營方式麵臨嚴峻的挑戰，如果不進行調整和改變，很難適應新的形勢。
從歐美遊曆歸來，林紹良認識了世界，拓寬了視野，充實了經驗。他迫切地要改變經營思想。吸收和采用西方現代經營方式，向國外發展業務，加強各國的經濟往來，參與國際間的競爭。
有一段話，可以作為他轉變觀念的說明，他說：“隨著現代科技的高度發展，各種式樣的產品日新月異。若將企業集中於一項產品投資，必然風險很大。因此，多元化經營方式，可以說是現代企業向各地分散投資，盡可能避免風險的重要做法。由地區經濟發展為國際經濟，也是時代進步的新途徑。”
林紹良這種關於國際經濟趨勢的精辟見解，就連那些著名的經濟學家也不會輕視。他個人文化不高，所學不多，但始終能居於領導地位，統籌全局，就因為他具有超出常人的遠見卓識。
林紹良在組織管理上從家族經營的圈子中跳了出來，他采取了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的方針。他明確規定：家族成員如果不具有專業水平，隻能參加董事會或財務委員會，所有企業活動都必須由專業人員管理。他聘請專業人員擔任重要的負責工作，為企業輸入了新鮮血液。當然具有專業水平的家族成員，自然會委以重任。譬如，他的長子林聖斌主管根紮那企業集團中以“中央”命名的企業；次子林聖宗主要協助料理集團屬下的銀行金融機構；幼子安東尼主管企業集團中英文命名和歐洲交易往來較多的企業。但是，林氏集團畢竟已經逐步跳出了家族經營的狹隘圈子。林紹良在組織管理上突出了合夥人的決策權力，這樣，便能較好地避免純家族經營帶來的失誤，同時，對林氏集團發展為國際化企業起了積極作用。前文提到，林紹良將家族企業股票在雅加達證券市場上市，分散企業股權，是突破家族色彩的另一種表現。這不僅可以增強員工的歸宿感，也有利於適應企業現代化、國際化的潮流。
林紹良重點改革的是銷售係統。他將林氏集團由過去的生產導向改為銷售導向，加速國際銷售，推動企業迅速向國際市場進軍。他製定了一個基本的經營原則：想盡辦法，竭盡所能，生產出低成本、高質量的產品，力爭在國際競爭中處於領先或優勢地位。
林氏集團開始同世界各地的企業集團聯手合作：與澳大利亞的印達哥有限公司合作經營錫礦；與台灣聯合水泥廠合辦水泥公司；與日本九江公司聯營建築業務；與新加坡、香港合營大米貿易。
80年代後期，林紹良增加了在香港投資，通過香港第一太平有限公司投資2.05億港元，間接控製當地遠東銀行股權，另外，他還與合夥人李文正各擁有香港華人銀行及澳門誠興銀行的50%股權。他還收購了美國的加州銀行和華通銀行的控製權，增強他在美國的力量。
近年來，林紹良又進入汽車行業。投資數億美元建造冷軋鋼板廠，並取得了日野柴油引擎的生產許可證，成為印尼第六大柴油引擎製造商。當初，林紹良決定建廠的時候，不少人覺得想法大膽，近乎幻想，結果，不僅解決了鋼鐵產品進口難題，還帶來了印尼重工業的發展。
1988年，新加坡福清會館大廈落成暨慶祝福清會館成立78周年時，林紹良倡議成立世界福清會館聯合總會，號召世界各國的福清籍人加強經濟合作。他還建議東南亞的華裔實業家突破地理局限，去收購好的外國公司，設法打進歐洲及美洲市場。
林紹良雄心勃勃，誌得意滿。他逐漸成為在國際上享受盛譽的企業家，一位聲名顯赫的風雲人物。
(三)儉以守成，誠信為本
秋高氣爽，風和月媚。一個溫馨的夜晚，為林紹良祝壽的晚會在一間富麗堂皇的大廳裏開場了。來賓懷著深深的敬意，頻頻舉杯，慶賀林紹良福壽雙全。身材魁梧的林紹良，在鮮花和美酒的輝映下，紅光滿麵，神采奕奕，不停地舉起酒杯向各位來賓回敬。
人生70古來稀。已愈七旬的林紹良，並無暇去慨歎“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
他的事業正處於興旺發達之際，他還要去開拓一個個新的領域。
是的，他是富有的，然而他住的是一所很不起眼的平房宅邸。林紹良從不炫耀自己的富貴，處處約束自己，住房多年不改，即是很好的說明。客廳裏也沒有豪華的裝璜，僅擺著一些普通的桌椅，壁上掛著幾幅中國的字畫。
林紹良自幼受苦，養成了勤儉的習慣，直到晚年，他仍然以過普通人的生活為快樂。長子與長女都跟他經曆過貧苦生活，而其他子女則是在甜水裏泡大的，不曉得生活的艱難。林紹良發家之後，一直沒忘教育孩子要學會克儉，每人都必須承擔一定的家務勞動。他的夫人是一位屬守婦道的賢妻良母，一直堅守用中國的傳統治家方法調教兒孫們。老夫婦相敬如賓，常常告誡孩子永遠記住一個道理：世上沒有千古不變的豪門，創業艱難，守業更難。
林紹良在印尼社會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因此他還用勤儉的作用去影響社會風氣。他始終認為：勤在開源，儉在節流；勤則不匱，儉則有福。印尼華人社會過去在婚喪嫁娶上非常鋪張浪費，“出殯遊”盛行一時。林紹良倡議華人發揚民族的優良傳統，改掉不利於社會和家族的惡習，浪費之風漸漸地有所收斂。
但是，對公益事業和急難之人的求助，林紹良一向樂善好施，慷慨大度。1980年，他與部分華商集資800萬美元，成立“崇高理想基金會”，幫助有困難的印尼人，與印尼人合作發展經濟。凡有求於他的廠商，不論私交深淺，隻要急難，林紹良總會慷慨解囊，動輒便是數十萬。受過他幫助的人有許許多多，人們把他稱為“慈善銀行家”。
經營秘訣有多條，林紹良最信奉的一條是“為顧客服務”。他在40年代推銷花生油和咖啡粉時取得的這條經驗，幾十年不棄，一生受用。
不管是在生活上，還是在經營上，樂於助人，把顧客視為親戚和朋友，都是林紹良人格力量的體現。
林紹良是一個成功者，但他從不居功自傲。他樂於同那些德高望重、有所作為、務實進取之人交往，即與一般親友談心，他隻要興致所之，也無話不談。
無庸諱言，林紹良不是一個完人，在與他打交道的人中，有讚頌者，也有攻擊者。樹大招風，一個名人立足於社會，沒人去挑毛病，那不可能。
出國半個多世紀，林紹良仍沒忘故土的養育之恩。他的業務遍及東西方各國，每天都接觸各種文字，但他愛看華文和印尼文文件，他聘有專人，每天將外文報刊和電台的重要消息譯成華文供他閱讀。閑暇時，他常讀的是華文古籍。印尼與中國恢複邦交以後，林紹良欣慰地說：“印尼和中國複交後，彼此將能互通有無，對彼此經濟發展有利。”
人在事業上的成功，如果僅為獲得名利而滿足，未免庸俗，最高境界乃在於創造，在於為追求快樂幸福的人生而竭盡心智去奮鬥。“林氏王國”的主人在事業上是大手筆，他的“王國”有輝煌的今天，還會有燦爛的明天，因為他的壯誌未衰，他仍在追求創造中的樂趣。
林紹良從小販到富豪，飽嚐了人間的苦難，也享受了生活的饋贈，他的一切經曆都蘊含著兩個字——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