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顯然，因為對競爭製度的分析深入揭示了自發得到解決的問題的複雜性，經濟學家們越來越懷疑用深思熟慮的決策解決相同問題的可能性。也許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854年，現代“邊標效用”學派的先驅者中最著名的人物——德國的戈森已得出結論說，由共產主義者設計的中央經濟當局將會很快發現它給自己提出了一個遠遠超過個人力量的任務。對戈森作為其異議基點的方麵——沒有私有財產很難進行合理計算，後來的一些現代學派經濟學家常常加以暗示。坎南教授特別清楚地指出了這一點，他強調，“如果在‘價值’這個詞的任何合理的意義上，價值不存在的話”，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就隻能“通過把私有製和交換活動兩者都廢除”來實現自己的目標，但這是不可能的。但是，除了這種一般性的論述之外，對社會主義經濟政策是否可以實施的批判性考察幾乎沒有取得進展。簡單的原因在於沒有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具體的社會主義設想供人參考。
直到本世紀初期，我們才終於看到有人在有關社會主義經濟實際運行問題上打破傳統的緘默作出講演，並且對革命伊始將會發生的事情進行了描述，盡管在描述時仍然帶有某些猶豫和不少勉強。這些人是荷蘭著名的經濟學家N·G·皮爾遜，被激怒的K·考茨基，以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先鋒理論家。他們對我們剛考察的有關社會主義的非現實性問題作了一段說明。但是，考茨基的論述隻不過表明他實際上甚至並沒有意識到經濟學家已經知曉的問題。這樣，他就將詳細論證的機會留給了皮爾遜。後者在一篇首次發表在荷蘭《經濟學家》雜誌上的文章中指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具有與其它經濟製度完全一樣的價值問題，社會主義者所不得不完成的任務是去表明在缺乏價格體係的條件下如何決定不同商品的價值。這篇文章對社會主義經濟方麵的現代討論是重要的貢獻，而且，盡管它在荷蘭之外實際上不為人所知，並且在其它國家獨立地開始這些討淪以後，才在德文譯本接觸到這種觀點，但是它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發表的有關這些問題的唯一重要討論文獻，仍保留其特殊的重要性。特別對於由幾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所引起的問題它具有更大的價值。
所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所出現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進一步討論，都或多或少地局限於表明，象工資、租金和利息這些主要的價格範疇，將至少必須以與出現於今天的相同的方式包括在計劃當局的核算中，並由基本相同的因素所決定。在這一點上，現代利息理論的發展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龐巴維克之後，主要是卡塞爾教授令人信服他說明了在經濟活動的合理計算中，利息率將勢必成為一個重要的因素。但是，這些作者中沒有一個人甚至試圖說明，在實踐中如何可能得到這些必不可少的量。一個至少近於解決這一問題的作者是意大利經濟學家巴龍；他在1908年的一篇論“集體主義製度國家中的生產部”的文章中發展了帕累托的某些觀點，它對於怎樣思索用數學分析工具，可以解決中央計劃當局的任務／提供了一種範例，因而意義重大。
九
隨著1914-1918年戰爭的結束，當社會主義政黨在大多數中歐和東歐國家上台時，對所有這些問題的討論就必然進入了一個新的和決定性的階段。獲勝的社會主義政黨現在不得不考慮一個明確的行動計劃。這些在緊接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那些年中所發表的社會主義文獻，第一次大量地關注如何按照社會主義方式組織生產的實際問題。這些討論深受戰爭年代經曆的影響，在這些年代中，國家加強了對食物和原料的行政管理以便應付最主要商品的嚴重短缺。人們一般認為，這表明，不但經濟活動的中央指導可以實行且甚至比某一種競爭製度更加優越，而且為應付戰財經濟問題而發展起來的特殊計劃技能可能同樣適應於社會主義經濟中永久性的管理。
除俄國之外，在革命之後的迅速變化幾乎沒有為從容的反應留下時間的國家，都曾經嚴肅地辯論過這些問題。這種辯論主要在德國進行，但奧地利的辯論甚至更為激烈，尤其在奧地利，社會主義者長期以來在社會主義的思想發展方麵起了指導作用；而且，在那兒強有力的和團結的社會主義政黨對其經濟政策施加的影響也許比除俄國之外的任何其它國家都要大，社會主義的問題被認為具有巨大的實踐價值。我們也許可以附帶地提到，雖然它也許比起俄國所發生的一切事來更與西方世界中的社會主義政策問題有關，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十年中，對於這個國家的經濟經驗幾乎沒有進行認真的研究，這非常令人奇怪。然而，不管人們對俄國進行的實際經驗之價值作何感想，在那裏對理解這些問題所做出的理論上的貢獻，將被證明是在我們時代智慧發展的曆史中一個相當大的推動力量，這一點無可置疑。
在致力於這些討論的早期社會主義者中，在許多方麵最有趣味，而且無論如何在對所涉及的經濟問題之性質的認識仍然十分有限這方麵最有特色的，是奧托，諾伊拉特所寫於1919年問世的一部書。在該書中，作者試圖說明：戰爭的經驗已經揭示出，在商品供給的管理中，有可能省卻任何有關價值的考慮，並且中央計劃當局的所有計算都應該也可能自然地作出。也就是說，不需要按照價值的某些共同單位來執行計算，而是可以通過實物來進行。他忘記了缺乏價值核算將給任何合理地經濟地使用資源帶來難以克服的困難，並且他甚至似乎把這視為一種優點。同樣的責難也適用於大約在同時由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精神領袖之一——巴納爾所發表的著作。這裏不可能對這些書以及那個時代為數眾多的類似的出版物的觀點進行詳細的說明，然而卻必須提及它們。因為它們作為出現於新批評衝擊之前的社會主義思想的代表性觀點是重要的，並因為大多數這些批評自然而然地直接或隱含地涉及到這些著作。
在德國，集中圍繞“社會化委托”的建議的討論，引起了對個體產業轉向國家所有製和國家控製的可能性的討論：正是這種委托或與之相關的考慮，使諸如E.萊德勒和z·海曼以及命運不佳的W·拉特瑙等經濟學家發展了社會化的計劃。這種社會化的計劃已成為經濟學家們主要的討論題目，然而，對我們的目的來說，這些建議不如他們奧地利同行的建議有趣，因為它們沒有設想一種完全社會他的製度，而主要關心在另外一種競爭製度中個體社會化產業的組織問題。由於這個緣故，提出這些建議的人就不必正視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製度的主要問題。但是在著手更加科學地研究這些建議的國家中，作為那個時代公眾輿論狀況的征兆，它們又十分重要。也許值得特別說起的，是這個時期的一種規劃，這不僅因為它的作者是現在流行的名詞“計劃經濟”的發明者，而且因為它與目前（1935年）在英國很流行的計劃主張非常相似。這個規劃是由帝國經濟大臣R·維塞爾和他的副手W.馮.莫倫道夫在1919年發展起來的。但是，盡管他們有關個體產業組織的建議十分有趣，並與眼下在英國討論的許多問題相關，就象對他們所引出的問題的討論一樣，我們卻不能把這些建議看做是在此討論的這種社會主義設想，而是屬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地帶”。由於這個原因，人們即有意識地將這種討論排除在文獻之外。
十
首先用一種使問題永遠不可能再從討論中消失的形式闡述社會主義經濟學中心問題的榮譽，屬於奧地利經濟學家路德維格·馮·米塞斯。在《社會主義社會經濟計算》這篇文章中（該文在1920年春季問世），他論證道，在我們現存的經濟製度中，合理計算的可能性的基礎在於：用貨幣表現的價格提供了使這種計算成為可能的必要條件。米塞斯教授的成就，遠遠地超過他的先行者們所做的任何事情，其主要的方麵是他詳細地論證了，經濟地使用有限資源，隻有在這種定價方式不僅運用於最終產品而且還適用於所有中間產品和生產要素的條件下，才是可能的；他還論證了，不存在其它以與競爭市場的定價過程相同的方式考慮所有的相關事實的過程。這篇文章，以及後來將此文收進去的一本巨著，都說明米塞斯教授的研究代表了一個起點，從這一點出發，所有的人們立誌認真對待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討論，不管是建設性的還是批評性的，都必需繼續下去。
當米塞斯教授的著作毫無疑問地最完善和最成功他說明了自從那時以來成為關鍵所在的問題時，當這些著作對所有更進一步的討論具有非常大的影響之際，一個很有趣的巧合是，另外兩個傑出的學者幾乎在同一時間分別得出十分相似的結論。第一位是偉大的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他在其死後出版的傑作《經濟與社會》——此書於1921年問世——中，明確地論述了在一個複雜的經濟製度中使理性的決策成為可能的條件。韋伯象米塞斯（當他自己的討論稿已交付出版的時候，他才把米塞斯的文章作為自己的評論來引用）一樣堅持認為，由計劃經濟的第一位提倡者提出的計算，實質上並不能為這樣一種體製中的計劃當局不得不解決的問題提供一個合理的解決辦法。他特別強調，資本的合理使用和資本的保存，隻有在以交換和貨幣的使用為基礎的製度中才能得到保證；他還特別強調，由於在完全社會化的體製中不可能進行合理計算，這樣所造成的浪費可以嚴重到這種地步：不可能維持人口密度更高國家目前人口的生存。“人們隻要認真嚴肅地對待非貨幣經濟的問題，某種假設計算製度便遲早會被發現或發明，在此並不能有助於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它是所有完全社會化的根本問題，並且，在所有的決定性方麵，如果眾知曉某種‘計劃’的結構，就根本談不上什麼合理的‘計劃經濟’。”
在俄國，也出現了實際上同時發展起來的相同思想。1920年夏天，在新體製的第一次軍事化成功後的短暫間隙中，人們隻有這一次能夠對當局公開提出批評，此時，鮑裏斯.布魯思卡斯———個傑出的，主要以研究俄國農業問題而聞名的經濟學家，在一係列的演講中對支配共產主義統治者行為的教條進行了徹底的批評。這些演講在主要的結論上表現出與米塞斯和馬克斯.韋伯的學說異常相似，盡管它們起因於在那個時代俄國必須正視的具體問題的研究，並且盡管它們是在與外界斷絕通訊聯係的情況下寫成的，當時這些演講的作者不可能了解奧地利和德學者們的同樣努力。這些演講在一本俄國雜誌上以“社會主義下的社會經濟問題”為標題發表，並且在許多年之後才由於一種德文譯本被更加廣泛地接受。象米塞斯教授和馬克斯.韋伯一樣，他的批評集中圍繞這一問題，即，在一個必然缺乏價格的中央指導經濟中，不可能進行合理的計算。十一
雖然在某種程度上，馬克斯·韋伯和布魯思卡斯教授分享著獨立地指出社會主義經濟學之中心問題的聲譽，但是，米塞斯教授的更為完善和係統的分析，尤其是他的巨著《公共經濟》，主要地影響了歐洲大陸上進一步討論的趨勢。這部著作出版後的幾年當中，許多人試圖直接對付他所提出的挑戰，並且想表明他的主要論點有錯誤。這些人還指出，即使在嚴格的中央指導的經濟體製中，也能夠精確地決定價值而沒有任何大的困難。然而，盡管對這一觀點的討論拖延了幾年，在這期間米塞斯兩次回答了他的批評者。但是越來越明顯的是，最初由大多數社會主義者所設想的嚴格中央指導的那種類型的計劃體製，根本不可能反駁米塞斯的重要論點。起初產生的許多異議實際上不過是對言詞的吹毛求疵，因為米塞斯偶爾使用了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這種有點不嚴密的陳述，而他的意思卻是說社會主義使合理的計算成為不可能。當然，任何計劃出來的行為方針，如果這種計劃完全有意義的話，那麼在該詞的嚴格的意義上是可允許的，也就是說可以對它進行試驗。問題可能僅僅在於，它是否能達到預期的結果，也就是說，設想的行為方針是否與它想要服務的目標相一致。就人們希望通過中央同一時間裏控製所有經濟活動的方法，實現獨立於生產資料中私人財富的收入分配並達到一個至少接近或甚至超過自由競爭條件下的產量而言，這不是達到這些目的的可行途徑，人們已越來越廣泛地承認了這一點。
但是，即使在承認米塞斯教授主要論點的地方，這也並不意味著要放棄尋找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的途徑。這是自然而然的。它的主要影響是，把注意力從什麼是迄今為止被普遍認為是社會主義組織的最可行的形式轉移到對不同方案的探索上。我們能夠將那些承認米塞斯主要觀點的人們的反應分為兩種類型，首先，有一部分人認為，效率的損失和作為缺乏合理計算的後果的一般財富的下降，對實現這種財富的更加公平的分配而言，可能是不太高的代價。當然，如果這種態度建立在清晰地認識這種選擇所意味的東西的基礎上，那麼對此就沒有更多的話要說，隻是有一點似乎可以懷疑，即，那些堅持這種態度的人是否會找到許多同意他們觀點的人。當然，這裏真正的困難是，對大多數人而言，對這一點的決斷將取決於因不可能進行合理計算將導致的中央指導經濟中的產量相對於競爭製度下的產量下降的程度。盡管根據筆者的意見，似乎經過仔細的研究對於那種差別的巨大程度就不會留下什麼疑問。但是，必須承認的是，沒有簡單的辦法證明那種差別會有多大。這裏的答案盡管不能由一般的思考而得出，但它將不得不建立在詳盡地比較研究兩種不同製度的運行的基礎上；並且假定，所涉及到的問題的知識，比除了用經濟學的係統研究外可似用任何其它方法獲得的知識要多得多。
對米塞斯教授的批評的第二種反應類型是，僅僅在說到社會主義的特殊形式時才認為它是正確的，並且試圖構建免於這種批評的其它方案。在歐洲大陸上，後一種討論中相當大的部分，但也許是更有趣的部分，傾向於朝這樣一個方向進展。這種思考主要有兩種趨向。一方麵，人們試圖通過如下方式來克服所談論的困難，即通過把計劃的成分擴大得甚至比以前期望的更多的地步，完全取消消費的自由選擇和職業的自由選擇。或者，另一方麵，人們試圖引進各種競爭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