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經濟討論
一
有理由相信，我們終於正進入一個理性討論的時代，這種理性討論被未加鑒別地假定為按理性的方式重建社會。半個多世紀以來，人們越來越相信，有意識地調節社會事物比獨立個體之間的明顯的偶然的相互作用會取得更大的成功，直到今天，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政治團體幾乎都想為了這樣或那樣的目的對人類行為進行集中指導。改良自由的社會製度似乎是那麼輕而易舉，這種自由的社會製度越發被看成是純粹偶然事件的結果，並被視為本來可沿不同方向進行的特殊曆史發展的產物。使這種混亂井然有序、將理性運用於社會組織、並根據公平的共同意願和觀念精心地設計社會，似乎是唯一值得理性的人類去幹的事業。
但是，在今天，或許很明顯，所有的派別都會承認，在這種信念增長的大部分時間裏，某些象重建社會這樣一些最嚴肅的問題甚至沒有被認識，也很少成功地被解答。許多年來，社會主義的討論——在這期間的大部分時間裏，這種討論隻是來自於作為一種運動出現的社會主義自身——幾乎全部轉向倫理學和心理學的間題。一方麵，一般問題是，公正是否意味著需要按社會主義者的方法重新組織社會？什麼樣的收入分配原則被視為是公平的？另一方麵，問題在於，一般來說人們是否真的具有道德和心理素質，它們對社會主義製度的運行而言被隱含地假定為非常重要。然而，盡管後麵這一問題的確導致了某些實際困難，但它實際上並未觸及問題的核心。人們所懷疑的僅僅是，新國家中的權威者是否處於在能夠使人們恰當地執行其計劃的地位。我們隻是懷疑這種計劃是否在實際上可能執行，而不是去懷疑，即便在這些困難不存在的理想狀況下，計劃是否會實現理想的目標。問題看起來隻是一個心理或教育的問題；“隻是”一詞意味著，在最初困難消失之後，這些障礙肯定會被克服。
如果這是真的，那麼經濟學家對這種設想的可行性，就無話可說了；並且，我們也就確實未必能夠對其功過進行科學的討論了。這將是一個倫理問題，或者更確切點說是一個個人的價值判斷問題；對此，不同的人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對此卻不能進行推理性的討論。某些問題將留給心理學家去判斷——如果他確實有辦法說明在完全不同的環境下人們將會是什麼樣子的話，除此之外，沒有任何科學家，尤其沒有經濟學家，對社會主義的問題能夠說出什麼東西。許多人仍然認為，經濟學家的知識僅僅適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就是說僅僅適用於由特殊人類製度所引起的問題，（按照不同的方式組織起來的世界中它將不存在）他們相信這的確是事實。
二
我們並不是總能清楚地看出來，這種廣為流傳的信念是否建立在社會主義社會沒有經濟問題的明確判斷上，或者是否簡單地表明持有這一信念的人們不知道經濟問題是什麼。也許通常是後者，這根本不會使人驚奇。經濟學家所了解的重大經濟問題，以及他們認為在集體主義社會中也將不得不解決的問題，並不是那些目前在解決家庭問題的意義上由任何人所精心解決的問題。在完全競爭的社會，每人都不關心其他任何人的經濟問題，而隻關心他自己的經濟問題。因此，在經濟學家使用的“經濟問題”一詞的意義上，沒有任何理由認為經濟問題的存在應該為其他人所知。但是，有限的資源在不同使用者之間的分配——這是一個經濟問題——與給個人帶來的問題相比，它更是一個社會問題。而且，盡管決策不是由任何人有意識地做出的，但競爭機製的確帶來了一些解決辦法。
毫無疑問，如果象這樣大體地提出上麵的問題，那麼誰都會承認它的存在。但很少有人認識到它不僅在難點上而且在特征上與工程問題根本不同。現代社會對工程特征問題日益增長的迷戀使人們看不到具有完全不同特征的經濟問題，或許，這就是經濟問題的性質越來越不被理解的主要原因。同時，討論這兩類問題所使用的日常術語也大大增進了這種混亂。“在既定的條件下取得最大的成果”這個我們熟悉的術語囊括了這兩類問題的意義。例如，設法從既定數量的金礦中冶煉出最大數量黃金的冶金學家，想在盡可能短的時間裏用己知的人力建造一座大橋的軍事工程師，以及竭力要發明一種能使天文學家看到更遠的星球的光學儀器商等等，都關心技術問題。在上述每一情形中，目標的單一性決定了這些問題的共同特征，目標具有絕對確定的性質（可能提供的手段都致力於這個目標）。如果為實現特定目標可能使用的手段指的是要花在價格既定的生產要素上的一筆固定的開支的話，那麼這也不改變問題的根本特征：按照這一看法，根據既定價格來決定生產既定商品之最佳辦法的工業工程師，僅僅關心技術問題；盡管他可能談及他試圖發現最經濟的方法。但是，使他的決策實際上成為一項經濟決策的唯一要素，不是他的計算中的任何部分，而是當他在市場上發現價格時，他把價格作為其計算的基礎這樣一個事實。
一個社會所有經濟活動的指揮者必須麵臨的問題，隻有在社會的不同需要之重要性的次序，用一種確定或絕對的方法來決定，以至總是得不顧成本地為某種需要提供準備時，才與工程師要解決的問題相似。如果對他來說，有可能首先決定用最好的方式把必要的供給，比方說食物，作為最重要的需要來生產，就象它是唯一需要似的，然後隻有當某些資源在充分滿足食物需求之後還有餘留時，再考慮其它生產，比方說服裝的生產，那麼就不存在經濟問題。因為在這樣一種情況中，除了不能用在第一個目的上的資源外，沒有什麼東西留下來。這或者是因為它不能轉化成食物，或者是因為對食物沒有更進一步的需求。其標準簡單他說就是：是否已生產出了極大數量的糧食，或者是否用不同的方法可能會得到更大的產量。如果進一步要求為了其它目的而盡可能多地留下資源，那麼這個問題的特征將不再僅僅是技術方麵的了，而會呈現出一種完全不同的性質。如果一名工程師提出一種為了其它目的而留下大量土地但隻留下很少勞動力的方法，而同時，另一名工程師則留下很多的勞動力和很少的土地，那麼，在缺少評價標準的情況下，如何確定數量哪一個更大？如果隻有一種生產要素，上述問題就可能僅僅根據技術而被明確地決定，那樣，每一條生產線上的主要問題再一次成為一個從同一資源的任何既定數量中得到極大化產量的問題。每一條生產線上生產多少這個餘留下來的經濟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將成為一個很簡單而且幾乎可以忽略的問題。然而，一旦存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生產要素，這種可能性就不存在了。
因此，一旦我們為了不同的目的競爭可利用的資源，經濟問題就產生了。它產生的標誌是必須考慮成本問題。這裏的成本象其它任何地方的成本一樣，僅僅指既定資源使用於其它方麵所得到的利益。無論這僅僅是為了娛樂而消磨的可能工作的時間，還是在一種可選擇的生產線上的物質資源的用處，都不會形成什麼差別，很明顯，在任何可能的經濟製度中都不得不作出這種類型的決策，不論在哪種經濟製度中，人們必須在既定資源的不同使用中進行選擇。但是，兩種可能方案的選擇不能像前麵的例子那樣采取絕對的方式。即使經濟製度的指揮者似乎很清楚某個人的食物總是比另一個人的衣物重要，也決不必然意味著這個人的食物比兩個或十個人的衣物重要。如果我們觀察一下次要的基本需要，就會更明白這個問題是多麼關鍵。情況很可能是這樣，盡管社會對於增加一個醫生的需求比增加一個中小學教師的需求大，在醫生的培訓成本為教師的三倍的情況下，增加三個教師可能顯得比增加一個醫生更可取。
前麵已經講過，在事物目前的秩序中，這樣的經濟問題不是由任何人有意識的決策來解決的，這一事實使得大多數人意識不到這種經濟問題的存在。在此意義上，是否生產某種物品和生產多少的決策就是經濟決策。但是，單個的人作出這樣一種決策僅僅是有關的經濟問題的部分解決辦法。作出這樣一種決策的個人以既定價格為基礎。通過這種決策，在一定程度（也許是很小程度）上影響這些價格，這一事實不會影響此人的選擇。這個問題的另一部分通過價格體係的作用來解決。但是，它以某種方式——這一方式隻有通過係統地研究這個體係的運行時才能揭示出來——而得到解決。目前已有人指出，這種體係的運行，並不需要任何人都理解它。但是，假若人們真的不理解它，可能就不會讓它發揮作用。
在人們對經濟學家和工程師的相對功績之普遍評價中，很好地反應出這方麵的真實情況。對大多數人來講，下麵的說法大概不算誇張：即工程師是實際做事的人，而經濟學家則是背靠椅子解釋為什麼前人用心良苦的努力會受到挫折的可憎的人。在某種意義上，這並非不真實。但是，這種言外之意，即經濟學家所研究的而工程師可能忽略的要點，是不重要的並應該被忽略，則是荒唐的。工程師自己解決某個問題的雄心受到某種自發力量的限製，否則這個問題可能得到了完善的解決，而要了解這種自發力量，則需要經濟學家的專門培訓。
三
然而，除了複雜的現代生產技術日益使人眼花隙亂之外，還“有其它原因使得我們這一代人看不到經濟問題的存在。但是情況並非總是如此。在上世紀中葉一個比較短的時期內，一般公眾對經濟問題的通曉和理解程度無疑比現在要高得多。然而，以其特殊影響促進了這種理解的古典政治經濟學體係，卻建立在不牢靠的和肯定有部分錯誤的基礎上，因而，它的普及是以某種程度的過份簡化為代價而達到的。這種過分簡單化被證明是古典政治經濟體係敗落的原因。隻有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影響喪失影響很久之後，逐漸重建的經濟理論才表明，其基本概念中所存在的缺陷使它無法解釋經濟製度的運行；這一弱點比該理論在初看上去時或許要小得多。但是，在那段時間中，已形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害。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衰落使理論分析的思想喪失信譽，人們試圖隻描述經濟現象的產生而不是努力去理解經濟現象產生的原因。結果就無法理解經濟問題的本質，丟掉了幾代人所創建的學術成就。而那些仍然對經濟問題的本質感興趣的經濟學家們過份地關心重建純粹抽象的經濟科學的基礎，而不對關於政策的見解施加重要的影響。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分析經濟學這種暫時的黯然失色現象，才使人們對於與計劃經濟的建議有關的實際問題幾乎沒進行過仔細審查。但是，這種現象本身並不隻是由於舊式經濟學的固有弱點和進而重建的需要，假如它沒有與明確反對經濟學的理性方法的另一個運動的出現巧合的話，那麼它也不會有同樣的結果。同一時期，既損害了經濟理論的地位，促進了社會主義學派的增長，又使對將來社會的實際運行的思索喪失了信心的共同原因是所謂曆史學派的出現。因為，這種學派觀點的實質是，經濟學的規律隻有通過把自然科學的方法應用到曆史資料中才能建立。這種曆史資料的性質會使得任何這一類的嚐試都必然退化到隻是記錄和描述並且對有關任何規律的存在采取徹頭徹尾的懷疑主義上去。
我們會很容易地找出產主這種情況的原因。除了那些討論社會現象的科學以外，在所有的科學研究中，經驗告訴我們的一切都是過程的結果。而我們並不能直接觀察這種過程。我們的任務是重建這種過程。我們所得出的全部與這些過程相關的結論，都具有必然的假設性，而且唯一檢驗這些假設是否正確的標準是證明它也同樣地適用於解釋其它現象。通過這種歸納的過程，可以使我們係統闡述一般規律或關於因果過程的假設的是這樣的事實，即，進行試驗的可能性，以及在相同的條件下觀察重複出現的相同現象的可能性，會表明在我們所觀察的現象中，存在著確定的規律性。
然而，在社會科學中，情況恰恰相反。一方麵，我們不可能進行試驗，從而我們就不具備與我們在自然科學中意義相同的在複雜的現象中的確定的規律性的知識。但是，另一方麵，人們的地位處於自然和社會現象之間——對一種現象來說人是結果，對另一種現象來說他又是原因——又造成了為解釋社會現象所需要的實質性的基本事實有一部分是我們的共同經驗，一部分是我們所思考的東西。人們認為，在社會科學中，不可能討論的正是構成這些複雜現象的要素。在自然科學中，人們至多隻能對這些要素進行推測。它們的存在，比由其所引起的複雜現象的任何規律都更加肯定，以至於正是這些要素構成了社會科學中真正的經驗因素。幾乎無可懷疑，在這兩種學科推理過程中經驗要素的不同位置，正是造成其邏輯特征之許多混亂的根源。毫無疑問，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必須使用演繹推理。它們的本質區別在於，在自然科學中，演繹的過程必須要從某些本是歸納概括結果的假設開始，而在社會科學中，它都直接從已知的經驗要素開始，並利用它們去發現在不能直接觀察的複雜現象中的：規律性。可以說，這兩種科學都是經驗演繹的科學，即從已知的要素中演繹出在複雜現象中不能直接建立的規律性。但是，由於它們自身的緣故，這裏不是討論方法論的地方。我們隻關心表明，在自然科學中的經驗主義享有盛譽的年代，就已經試圖把相同的經驗方法強加給社會科學，這種嚐試必然會導致社會科學的災難。這樣的開頭就會導致錯誤的結果。要尋找那些在相同的條件下永遠觀察不到兩次的複雜現象的規律性，我們隻得作出不存在普遍規律的結論，並得出不存在由構成要素的永恒性質所決定的內在必然性的結論，從而使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科學的唯一任務就是描述曆史的變化。正是由於放棄了在古典時代很好地建立起來的恰當的分析方法，人們才開始認為，與那些人為製造出來的規律不同的社會生活規律是不存在的，所有能被觀察到的現象都隻不過是社會和法律製度的產物，它們僅屬於“曆史範疇”，並且這些現象無論如何都不是由人類所麵臨的基本經濟問題所引起的。
四
迄今為止，世界上所出現的最有影響的社會主義學派實質上在許多方麵都是這種曆史主義的產物。盡管卡爾·馬克思在某些方麵采用了古典經濟學家的方法，但他幾乎沒有利用古典經濟學家主要的和永久性的貢獻——競爭分析方法。但他的確全心全意地接受了曆史學派的主要論點，即大多數經濟生活現象不是永恒原因的產物，而僅是特殊曆史發展的結果。曆史學派享有最高聲譽的國家——德國，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最容易被接受的國家。這並不是偶然的。
這種最有影響的社會主義學派與當時社會科學中的普遍反埋論傾向關係十分密切。這千事實對進一步討論所有社會主義的實際問題具有最深遠的影響。它不僅從整體上看尤其沒有認識任何獨立於曆史框架之外的永久性經濟問題的能力，而且，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不斷竭力阻攔對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實際組織以及其運行狀況的研究。如果社會的變化是由曆史的無情邏輯所引起，如果它是進化的必然結果，那麼就幾乎沒有必要詳細地知道新社會到底是什麼樣子。如果所有要素（其決定當前經濟活動）幾乎都不存在，如果在新社會中，除了那些由曆史變化進程將產生的新製度所決定的問題之外，不存在任何問題，那麼就確實沒有預先解決其中任何問題的可能性。對任何精心創建這樣一種烏托邦式運行計劃的嚐試，馬克思本人隻是加以諷刺和譏笑。隻是出於偶然，並且在這種否定的形式上，我們才在他的著作中找到了關於新社會不會象什麼的論述。人們或許徒勞地在他的著作中找到任何對一般原則的確切論述，以便根據這種原則來指導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經濟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