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港、澳、台地區的經濟發展與製度變遷。
1840年大清王朝與英國之間的鴉片戰爭，標誌著以高度農業文明為基礎的中國開始成為以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為基礎的西方列強的犧牲品。在隨後的60年間，香港、澳門、台灣先後被英國、葡萄牙和日本侵占。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被迫將台灣交還中國，但是隨即進行的國共兩黨內戰的結果，是大陸上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國民黨則退守台灣，形成了兩個政權對峙的局麵，這個局麵一直延續至今。而作為英國、葡萄牙海外殖民地的香港和澳門，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出於多方麵的考慮，直到1997年才收回香港，並決定在1999年收回澳門。因此，香港、澳門、台灣近代以來的經濟發展，尤其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的經濟發展，與大陸經濟發展相比，就呈現出較大的差異和特點。有必要單獨加以論述。
香港、澳門和台灣的經濟發展，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截至1997年底，作為地區經濟來說，與大陸各省的經濟發展相比，具有以下特點：(1)國民經濟增長較快，基本實現了工業化；(2)經濟相對獨立，自成體係；(3)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製度；(4)對外開放程度高，從屬於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在冷戰時期更是如此；(5)無論是冷戰時期還是90年代以來，都從國際環境和大陸方麵得到發展的機遇。
大陸與港、澳、台地區的經濟關係，從90年代以來的發展趨勢看，正應了中國古話所說的“分久必合”規律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1997年香港已經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1999年澳門也將回歸，台灣的統一隻是早晚的事情，祖國大陸與上述地區在經濟發展方麵的互補作用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壓力，使得國家統一正日益成為“相得益彰”、民心所向的共同要求。讀中國經濟發展史，尤其是讀近代以來的經濟發展史，不能不將港、澳、台地區與大陸放到一起去分析、比較、理解、從而加深對中國經濟地區之間的不平衡性、發展道路的多樣性、經濟體製的靈活性以及開放程度差異的認識。
二、中國經濟發展的道路和特點
建國以後，為了迅速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麵貌，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選擇了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並通過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促進了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概括地說，50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走的是一條政府主導型的、以追求經濟獨立、高速發展和共同富裕為主要目標的道路。而50年來的經濟體製變遷，也基本上是受上述的政府權威和三個目標所製約的。換句話說，50年來，我國基本上是實行著“趕超型”發展戰略和“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
(一)中國發展戰略的形成和初步探索。
五十年代經濟發展戰略的形成可以“一五”計劃為標誌。這個經濟發展戰略，可簡單概括為：主要依靠國內積累建設資金，從建立和優先發展重工業入手，高速度地發展國民經濟；實施“進口替代”政策，通過出口一部分農產品、礦產品等初級產品和輕工業品換回發展重工業所需的生產資料，並用國內生產的生產資料逐步代替它們的進口；改善舊中國留下的工業生產布局極端不合理和區域經濟發展極端不平衡的畸形狀態；隨著重工業的建立和優先發展，用重工業生產的生產資料逐步裝備農業、輕工業和其它產業部門，隨著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以及其它產業部門的發展，逐步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這種經濟發展戰略具有以下幾個特點：1、以高速度發展為首要目標。2、優先發展重工業。3、以外延型的經濟發展為主。外延型的發展是指實現經濟增長的主要途徑是靠增加生產要素。4、從備戰和效益出發，加快內地發展，改善生產力布局。5、以建立獨立的工業體係為目標，實行進口替代。
上述經濟發展戰略的形成，如果僅從50年代黨和政府的主觀認識方麵尋找原因，顯然是不科學的，五十年代的中國之所以形成這樣的經濟發展戰略，是有其深刻的經濟原因和社會背景的。首先，這種經濟發展戰略的形成，是與建國初期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特點分不開的。建國之初，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是積貧積弱的國民經濟和落後就要挨打的慘痛教訓。中國是一個有五億人口的大國，按人口排世界第一，按國土麵積排世界第三，但是按人鈞國民收入則位次很落後。1952年，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人均工業產品產量為：鋼82公斤，煤724公斤，原油242公斤，電448千瓦小時；而同期我國人均產量僅為：鋼2公斤，煤115公斤，原油0．8公斤，電13千瓦/小時。我國不僅經濟落後，現代工業所占比重很低，而且重工業尤其落後，正如毛澤東所說：“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壺茶碗，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這種與大國地位極不相稱的經濟落後狀況，是導致新中國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的基本原因。第二，這種發展戰略的形成，還與蘇聯的榜樣作用有很大關係。我們知道，中國民主革命的成功，是學習蘇聯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結果；同樣，我國在革命成功後如何實現工業化問題上，也與蘇聯當時的情況相似，如不能靠對外侵略和掠奪來積聚工業化資金，麵臨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在1955年蘇聯國內問題“揭蓋子”以前，蘇聯的工業化道路是趕超戰略的成功典範，並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的勝利所證明，受到世界矚目，這對於同是共產黨領導的、同樣要建立社會主義製度、同樣要實施趕超戰略的中國來說，蘇聯經驗具有太大的吸引力了。在經濟建設方麵向蘇聯學習，走蘇聯創造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是建國初期黨和政府堅定不疑的信念和政策。第三，這種發展戰略的形成，與當時的國際環境也有一定關係。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以後，中國被迫卷入戰爭，由此導致中美兩國的直接對抗和來自西方的威脅（1840年以來這種威脅幾乎沒有停止過）。這種國際環境和曆史教訓都迫使中國必須加強國坷力量，而優先發展重工業和盡快建立獨立的工業體係，則是加強國防力量、維護國家安全的基本經濟措施。
以上情況說明，五十年代前半期我國的上述經濟發展戰略是與當時的國情和國際環境分不開的。其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是不可否認的。從大的方麵講，其作用有以下三點：
1、改善了我國的產業結構，加強了過於薄弱的重工業，建立了一些新興產業，縮短了與發達國家之間工業技術的
2、提高了經濟發展速度。1949年至1952年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創造了戰後世界經濟恢複的奇跡；1953年至1957年，中國的國民經濟以高速度增長，工農業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10.9%，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8%，其中重工業產值年均增長25.4%。
3、較快地改善了生產力布局，縮小了沿海與內地的差距。這在當時交通不發達的條件下，是比較經濟合理經濟的行為。
1956年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四個年頭，此時的國內經濟狀況和國際環境都對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軌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從國內經濟發展狀況來看，第一，經過以156項工程為中心的“一五”計劃的建設，我國已經（一些項目正在建設）建立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建立了一批現代化的大型骨幹企業，許多工業部門從無到有，獨立的工業經濟體係已具雛形。第二，“一五”計劃期間的社會投資向重工業過度傾斜，雖然在當時是必要的，保證了工業的高速增長，但是也導致了工業增長速度與農業增長速度之間的矛盾。建國初期的6年裏，我國農業的恢複發展速度不僅與同等發展水平國家相比很快，而且與發達國家的農業相比速度也是比較快的。但是即使如此，由於人口眾多和工業原料的60%以上來自農業，農業剩餘的有限已經成為阻礙工業高速增長的瓶頸，要使農業的增長與工業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適應，就必須增加農業的投入。第三，由於追求經濟發展的高速度，在經濟體製方麵已經形成高度集中的管理體製（基本單一的公有製和行政性計劃管理），這種體製本身就是上述發展戰略的產物，它反過來又會自發地按上述發展戰略去調控經濟，因此就要求政府必須有意識地改變發展戰略以矯正體製偏差。從國際環境來看，1955年的萬隆會議標誌著我國已經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孤立封鎖，與蘇聯的關係也更密切（斯大林逝世以後，繼任的赫魯曉夫希望得到中國的支持），國際環境已趨緩和。另外，蘇聯開展的非斯大林化運動也比較充分地暴露了斯大林工業化模式的弊病（這在過去被掩蓋），消除了中國人對蘇聯經濟建設模式的迷信。在這種背景下，我國已經具備了發展戰略轉軌的客觀必要性和基本條件。
1956年中共“八大”前後，在上述背景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即開始探索發展戰略的轉軌問題（盡管當時沒有用“發展戰略”這個概念）。1956年4月，毛澤東在著名的《論十大關係》報告中對農輕重的關係、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的關係、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係、積累與消費的關係，都作了專門論述，關於重工業與農業、輕工業的關係，毛澤東提出：“我們現在發展重工業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麼穩固，幾十年後算總賬是劃不來的。後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的多些和快些，而且由於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還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關於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的關係，實質上也是發展的外延與內涵的關係，毛澤東認為：“過去朝鮮還在打仗，國際形勢還很緊張，不能不影響我們的沿海工業的看法。現在，新的侵華戰爭和新的世界大戰，估計短時期內打不起來，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這樣，如果還不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設備能力和技術力量，那就不對了。” 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又專門論述了工業化道路問題，關於農輕重的關係，毛澤東提出：“我國是一個大農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如果我們的農業能夠有更大的發展，使輕工業相應地有更多的發展，這對於整個國民經濟會有好處。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這樣，看起來工業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實際上不會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根據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的調查研究，在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上，周恩來在代表中央所作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即提出：第一，應該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以保證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第二，應該使重點建設和全麵安排相結合，以便使國民經濟各部門能夠按比例地發展。第三，應該增加後備力量，健全物資儲備製度。第四，應該正確地處理經濟與財政的關係，即積累和消費的關係。因此，在投資分配方麵，工業投資在投資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將由一五計劃的58．2%提高到60%左右，其中輕工業的投資比重比一五計劃的11．2%（占工業投資）將有所提高；農業投資占投資總額的比重將由一五計劃的7．6%提高到10%左右。二五計劃仍然是優先發展重工業，努力建設工業中薄弱和缺乏的門類，爭取在1962年國內經濟建設所需要的機器設備70%左右能夠自給。同時，由於過高地估計了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的優越性，對“二五”計劃期間的經濟增長指標則訂得偏高，工農業總產值五年內將增長75%左右，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一倍左右，農業總產值增長35%左右。另外，周恩來還特別提出，由於國際形勢趨於緩和，我們應該擴大對外經濟交流。
可以說，在1956年至1957年擬定“二五”計劃時，中共中央雖然沒有改變優先發展重工業（重工業仍然是薄弱環節）和高速增長戰略，但是已經注意調整農輕重的發展關係和外延增長與內涵增長的關係。可惜的是，1957年底開始的反“反冒進”和三年“大躍進”，卻完全打斷了上述思路和計劃，把依靠高投入追求高速度的外延型增長推到了極端（比例極端失調，經營極為粗放，效益極其低下）。
1957年底至1958年初，毛澤東對1956年的“反冒進”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從而使黨實際放棄了綜合平衡、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追求“多”、“快”實際成為經濟發展的唯一指標，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實行洋土並舉、大中小並舉，不隻是由於技術落後，人口眾多，要求增加就業，主要是為了高速度。”而權力下放過急過快，又助長了宏觀失控勢態，結果導致了浪費巨大、使國民經濟陷入危機的“大躍進”。三年經濟調整以後，由於對戰爭可能性的估計過於嚴重，更加強調備戰，同時，經濟發展並沒有達到預期的高速度也較強烈地刺激著國家領導人，因此追求高速度始終是主要的目標，由於體製造成的經濟效益低下，高速度不得不靠高投入來維持（而高投入就必須過度優先發展重工業），再加上對外經濟關係方麵的拒絕吸引利用外資。結果發展戰略在1958年至1978年間陷入了不利於國民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