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企業家
哈默1898年5月21日出生於美國紐約市，他是俄國移民的後代，曾祖父在沙皇尼古拉一世時期以造船為業。祖父一生多災多難，為了碰運氣，1875年來到美國。父親朱利葉斯15歲時因家庭生活窘迫輟學，到城裏一家鋼鐵廠做工，他在工廠裏親眼目睹了工友們的悲慘生活，對勞苦大眾非常同情。1892年，他們離開布蘭福德舉家遷往紐約。
通過做藥品生意，父親朱利葉斯變成了青年資本家。阿曼德·哈默的祖母認為朱利葉斯做藥品生意不太合適，期望他成為一名醫生。這樣，朱利葉斯就邊工作邊上醫學院，最後成為一名醫生，並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父親在那些艱苦歲月中的奮鬥不息的精神，給了哈默很深的影響，哈默在父親的身上讀懂了這樣一個道理：隻要一個人進取心強、機智、勤奮、堅持不懈，就沒有實現不了的理想。哈默剛剛懂事時，從人們對行醫的父親表示尊敬的目光和言語中，就產生一種當醫生的願望。尤其是父親給一些家境貧寒的病人看病時不收錢甚至留下錢讓他們買藥的美德，使小哈默更是終生難忘。
1917年，立誌從醫的哈默考入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前景一派輝煌，然而後來發生的一件事情改變了他的命運。
朱利葉斯1915年與一個叫亨利·蘇格伍德的小會計合夥成立了一個名叫佳良實驗室的公司(後改為“聯合化學藥品公司”)，專門從事藥品生產。在這個公司裏，朱利葉斯負責醫療藥品技術方麵的事，芬格伍德當經理。兩人有約在先：任何一方如想退出公司都得付錢給對方，所付數目應與如果自己買下公司願付出的款數相等。過了二年，芬格伍德得知朱利葉斯患上心髒病，一定會影響工作後，便想搞垮公司，逼朱利葉斯賣掉他的股份。於是在他的經營下，公司虧損與日俱增，已瀕臨破產邊緣。朱利葉斯心裏十分清楚，盡管這個公司規模不大，但基礎卻十分牢固，產品銷路很好。他相信，隻要趕走芬格伍德，對公司實行妥善管理，公司一定能出現轉機。但就他目前的身體狀況來看，這副擔子實在太重，再加上他還不願意放棄醫生工作，這樣一來就重上加重。於是他決心攆走芬格伍德，讓哈默當總經理。父親來到學校，歉意地建議哈默一邊在醫學院讀書，一邊承擔公司的工作。他說：“兒子，我過去就是這樣做的，你也可以這樣做。”哈默得知情況後，非但沒有被困難所嚇倒，反倒覺得十分興奮。哈默說：“借此機會我既能證實一下自己的能力，又能為非常疼愛我的父母做些真正有用的事。……現在我得到一個機會，我要讓人們看一看，我並不隻是一個過慣了安逸生活的雛鷹，而是有勇氣步入成年人的商業世界，和那些老手一比高低。”哈默與父親馬上籌集兩萬美元，買下合夥人的股份。芬格伍德偷雞不成蝕把米，隻好辭職，簽約放棄他在公司裏的所有利益。處理完芬格伍德的事之後，為了騰出手來處理公司的業務，在學校的那一邊，他想了一個兩全其美的主意：租一個套間讓全班最聰明但經濟拮據的同學丹尼爾·米歇爾在富餘的房間裏住，如果丹尼爾能把白天老師講的課全部記下來，晚上再把筆記給他，就免收租金。這樣，哈默就白天專心地做生意，晚上利用同學的筆記繼續攻讀學位。由於他經營有道、推銷有術、用人有方、公司很快就扭虧為盈。特別是在禁酒法實施的那些日子裏，哈默認識到公司如果經營，就會輕雲直上。因為這個時期許多人在法律嚴格的限製內，發了瘋似地到處尋找內含酒精的飲料。哈默抓住這一有利機遇，派一些商務代理人到所有生薑出產國(主要是印度、巴日利亞和斐濟)，把它們所有備用的生薑都買下來。這樣一來，公司便有效地壟斷了薑酊的生產。美國那些一直走紅的大藥品公司，現在也不得不從哈默這兒進貨。這樣做的結果帶來了驚人的收獲——訂貨幾乎超出了生產能力，產品供不應求。哈默一下子變成了一個非常富有的青年。1919年美國人均收入大約625美元，而當年哈默個人的淨收入則超過100萬美元。後來，由於聯邦政府修改了關於銷售薑酊的規定，哈默隻好被迫停產，另找市場。他目光敏銳，預測準確，不隨大流，獨辟蹊徑，使公司又由衰轉盛一鳴驚人。當時，製藥業的行家們普遍認為，隨著第一次大戰的結束，製藥業的蕭條將會到來，因為各國軍方政府與製藥商簽定的合同隨著戰爭結束將會被取消。而哈默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認為戰爭結束很可能會引起消費的普遍增長，因為現在軍人們回來了，戰時對消費的各種限製相應地也被取消。於是他憑著直覺，一反常規大量購買政府剩餘的庫存化學藥品和競爭對手們的存貨。他的競爭對手——那些大製藥商全在削減生產，削價變賣存貨，認為哈默瘋了，一定會遭到慘敗。然而事實證明，哈默是正確的。隨著戰後消費的高漲，製藥業也出現了繁榮。他公司的訂貨量迅速增大，他以低價買進的藥品這時可以一個盈利頗豐的高價賣出。轉手之間，發了大財。在1921年取得博士學位的時候，哈默已經有了200萬美元的資產，成了赫赫有名的學生企業家。
然而，就在他財運亨通的時候，又一事件嚴重地衝擊了他。哈默的父親在政治上是一名共產黨員，一個社會主義者，是美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他對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十分關注，並曾向被封鎖的布爾什維克政權提供過必需品。那時哈默的父親正準備親自到莫斯科去進一步擴大貿易關係，但由於一次醫療事故被一些反共分子陷害而被投入辛辛監獄。這一變故使年輕氣盛的哈默又一次獲得機會。他決心完成父親未遂的願望。針對當時蘇聯國內戰亂不已缺醫少藥的狀況，他變賣了自己的公司，買下了一個戰地醫院和滿滿一救護車的藥品，踏上了東去的征程，開始了他的政治外交企業家的生涯。
?“哈默同誌”與鉛筆大王
曆盡艱辛到達饑荒嚴重、餓殍遍野的烏拉爾地區後，哈默並沒有享受特殊的待遇，而是和蘇聯人民一起承受了戰時的苦難。在蘇聯的考察中，他深感這個國家地大物博資源豐富，而當時蘇聯卻是物品奇缺，糧食比藥品更為急需，於是他決定讓在美國的哥哥哈裏用船運來100萬美元的穀物，條件是每條船返航時必須裝載與糧食價值大致相等的蘇聯物產。這無疑是一種雪中送炭之舉。列寧聽到了這個消息後，立即指示外貿專管局批準這項交易，並邀請哈默來莫斯科。列寧在自己的辦公室裏親切地會見了23歲的哈默。
會見之後，哈默獲得了蘇聯政府的石棉礦山開采特許權。1921年底，哈默感到有必要回美國一趟，商量有關日後擴大生意的具體問題。回國後，他通過與總統福特的交談，成了所有福特產品在蘇聯的代理商。他一鼓作氣又下力組織了美國聯合公司和蘇聯開展了易貨貿易。根據協議，今後美蘇之間的所有貿易都由哈默經辦，他成了美蘇外貿上的經紀人。從1923年到1925年兩年間，哈默經辦的總成交額達到一千二百萬美元。在1925年，哈默通過調查，發現蘇聯鉛筆嚴重短缺，全靠進口，於是他抓住這個機會，在蘇聯開辦了一家鉛筆生產廠，並把美國成功的管理經驗應用於這家工廠，當年產值就達200萬元，從此蘇聯不再從國外進口鉛筆。哈默壟斷了蘇聯的鉛筆生產。1927年鉛筆的年產量由上一年的5100萬支增加到7200萬支，鋼筆年產量由1萬支猛增到9500萬支。雇員以450人增至800人。他們的平均月工資也由122盧布提高到151盧布(約合77美元)。到1930年，工廠鉛筆日產量達50萬支，雇員上千名。產品不僅能夠完全滿足蘇聯國內市場的需求，其中的20%還出口英國、土耳其、伊朗、中國或銷往遠東地區。哈默開辦的鉛筆廠很快就成為世界最大的鉛筆生產企業，哈默本人亦成了蘇聯的鉛筆大王。到了1929年底，企業已經擴展成為擁有許多不同工業部門的聯合體(共設5個分廠)，由單一生產鉛筆發展成為生產金屬製品、賽璐珞製品和其他類似產品，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就在此時，哈默認為在蘇聯投資形勢不利，馬上把企業賣給蘇聯政府。由於斯大林上台實行了一些“左”的政策，哈默便腰纏萬貫地於1930年秋離開了莫斯科。
哈默把自己的青春時代交給了蘇聯，在莫斯科度過了9年時光。他以自己的努力支持了年輕的蘇維埃政權，多次被列寧稱為“哈默同誌”。不容諱言，在經濟上，他賺了幾百萬美元，還得到了一批藝術珍品。他在蘇聯收藏的藝術珍品隨著時間的推移，身價倍增，具有永恒的價值，有的甚至是無價之寶。哈默的經濟頭腦和商人的眼光確實是超乎尋常的。
見魚撒網，點石成金
哈默離開莫斯科後，首先來到了舒適、悠閑的巴黎。他覺得自己已經穩操勝券，該放鬆一下了。在巴黎他同一個美麗的女子結了婚，1931年，哈默回到了美國。他沒有馬上做實業工作，而是開始親自從商。他把他在蘇聯收藏到的量的皇家藝術珍品帶到美國來進行推銷。推銷的初期，由於準備工作不善，生意蕭條。但是，哈默並未氣餒，他總是說：“天下沒有什麼蹩腳的買賣，隻有蹩腳的買賣人。”為此，他在推銷工作上，絞盡腦汁，花樣翻新，終於成為商業上的巨賈。
“櫃台上的藝術品買賣”並不是哈默30—40年代所經營的惟一生意，除了銷售收藏的藝術珍品外，哈默還開始尋找新的投資項目。那時的美國經濟開始出現蕭條，每個企業家都在為保存自己而努力，而哈默卻一麵大做古董生意，一麵時刻做投資的準備，一旦機會來臨，就幹它一場。果然，這個機會讓他抓住了。
193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就職後簽署了第一批法案，其中就有廢除禁酒法。
禁酒法取消後，美國短缺的不僅僅是好啤酒，裝啤酒用的木桶更是匱乏。哈默意識到了酒桶生意將會變得十分興旺，便投資興建了一個現代化酒桶廠。1933—1934年，哈默在新澤西州的密爾頓蓋了一個占地2萬平方英尺的“哈默啤酒桶公司”。工廠規模之大使整個美國對啤酒桶的需求都可得到滿足。哈默常常工作到深夜，把精力全部投在了事業上，孩子與家庭很少顧及到。桶廠開工兩年就贏利一百萬美元。當30年代末美國啤酒商開始使用鋁桶時，就逐步退出酒桶製造業而打入釀酒業中來。哈默利用入股美國釀酒公司分得紅利的一部分——5500桶陳年威士忌中的3000桶大做釀酒生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他已擁有了9個穀物釀酒廠，在威士忌生產方麵居美國第二位。哈默又把自己的這幾家酒廠彙集在一個公司的旗幟下，並給它起了個名字，叫“美國聯合釀酒有限公司”。這個聯合有限公司後來共雇用了大約2000人，每年產品銷售額為5000萬美元。他們生產的丹特牌威士忌以物美價廉一躍占領了全國市場，成為名噪美國的名酒之一。當丹特牌酒的銷售量達到哈默原定的百萬箱大關時，美國其他釀酒廠家都快氣瘋了。哈默又成了釀酒大王。
1956年，哈默出人意料地購買了位於洛杉磯的西方石油公司。當時這家公司已經奄奄一息，做著虧本的生意：各種渠道的收入加在一起僅5萬有餘，可支出卻達9.3萬美元。麵對這樣一個瀕臨破產倒閉的石油公司，除了哈默以外，誰對它都不抱希望。
哈默接管西方石油公司後，他的大批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買下了數十萬的股票來幫助他，為新的勘探和開發提供資金。在他的董事會中，哈默網羅了一批社會精英，諸如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商業管理研究生院的院長尼爾·雅各比教授，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石油工程學教授尼科·範溫琴等。為了公司利益，他果斷地解雇了公司原先雇用的兼職鑽井總工程師這個不可救藥的酒鬼，不惜高薪聘請石油業最優秀的鑽井工程師吉恩·裏德。在一家石油公司的最後一口油井打到5600英尺仍不見油、沮喪地放棄這塊租借地的產權時，哈默買下了這塊租借地，大膽地在離原井600英尺處鑽井。結果，當吉恩·裏德的鑽頭進尺到8600英尺，整整超過那家石油公司進尺3000英尺的時候，發現了加利福尼亞有史以來的第二大天然氣田，其蘊藏量價值2億美元。幾個月後，又在附近的布倫特伍德油田找到了豐富的天然氣。現在西方石油公司站住了腳，開始支付紅利了。
然而，西方石油公司在當時的石油界領域中尚是一條“小魚”，能否發展成為一條“大魚”，前途未卜。因為美國本土的油田，早已是其他石油公司的天下。初出茅廬的哈默能否長期立穩腳跟，尚很難預料。
1961年，哈默受美國總統肯尼迪的委托，作為特使以平民百姓的身分訪問莫斯科。中途他在利比亞作了短暫的停留，特別留意將來做生意的可能性。回到洛杉磯，哈默就自己在利比亞的所見所聞，構造了一幅宏偉的藍圖，他決心使自己的石油業走向世界，在利比亞那裏開采油田。
1966年2月，在與西方各大石油公司競爭的情況下，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得到了利比亞的兩塊租借地。然而在利比亞鑽探的最初階段，情況對哈默很不利。連打三口井全是滴油不見的幹窟窿。除了每口井耗費100萬美元外，還花了200萬美元的地震探測費。這樣就白白地扔掉了500萬美元。在這巨大的損失麵前，董事會的成員們再也不能容忍“哈默的蠢舉”了，他們紛紛勸告哈默趁我們還沒有徹底完蛋，應該馬上撤掉!哈默頂住公司內外的壓力，繼續鑽探，終於使冒險得到了報償。1966年11月，成功地鑽探了第一口油井。經測試表明，每日可產原油1.486萬桶，成為利比亞有史以來發現的第二大產油井。幾個月內，又在這塊租借地上陸續鑽出8口油井。這塊租借地被哈默命名為奧吉拉油田，每日產油量達9.75萬桶。在另一塊租借地，哈默又連續地找到了3個油量充足的油田。這樣到1967年11月止，西方石油公司發現的4個油田的可采石油儲量超過30億桶。此時，西方石油公司已不再是一條小魚了，也不是小水塘裏的大魚，而是在大水塘中與其他大魚並駕齊驅的大魚了。
哈默是一個善於透過繁榮景象看到危機的人，是一個富有遠見的企業家。利比亞的總統卡紮菲上台後，通過提價、增稅以及收歸國有等措施，對西方各大石油公司的利益實行限製，哈默為了不斷減少西方石油公司對利比亞石油的依賴，派人到世界各地去找石油，投入巨資在北海、秘魯、哥倫比亞、巴基斯坦、阿曼、中國南海及其他地方進行勘探和開發。這些努力大多獲得成功，從而大大地增強了他的公司在美國國內產商中的地位。
到1986年，西方石油公司已成為美國第12大工業企業和第8大石油公司，僅排在“七姐妹”之後。在1986年，西方石油公司的總收入大約為160億美元，雇員達4.5萬人，擁有35萬個股東，其影響和活動遍及全世界。
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者——畢日升畢日升是北宋時期一個普通的平民知識分子，他認真總結了曆代雕板印刷技術的經驗，經過反複實驗，發明了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是文化史上的一場革命，它極大地促進了文化事業的發展和文化交流。
平民開創印刷史
畢日升的生平和藉貫，沒有史籍記載，無從查考，隻知道他沒有做過官，是一個“布衣”，要不是北宋著名科學家沈括在他的名著《夢溪筆談》中比較完整地記錄了畢日升創造活字印刷術的事跡，或許我們會埋沒了畢日升這樣一位世界級的發明家。
在畢日升發明活字印刷術之前，雕版印刷術是最先前的印刷術。它對文化的傳播起過重大作用，但也存在許多缺陷。首先刻一部書費時費料，一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往往要花費幾年的時間去雕版。其次，書版存放不便，要占用許多空間。宋太祖開寶年間(公元968—976)刊印的《大藏經》，五千多卷，十三萬頁，共雕版十三萬塊，書版體積之大可想而知。第三，雕版時出現了錯字不易修正，甚至需重新雕刻，浪費時間物料。
畢日升認真總結了曆代雕版印刷的豐富經驗，經過反複試驗，在宋仁宗慶曆年間(公元1041—1048)製成了膠泥活字，實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的一項重大的革命。
畢日升的活字印刷術是這樣的：用膠泥做成一個一個規格一致的毛坯，在每一個毛坯的一端刻上反體字，字劃突起的高度和銅錢邊緣的厚度相當，用火燒使活字陶化變硬，單個膠泥活字就做成了。為了適應排版的需要，一般常用字都備有幾個甚至幾十個，用來預備同一版內重複時用。遇到不常用的冷僻字，如果事前沒有準備，可以隨製隨用，用草火馬上燒成。排版的時候，用一塊帶框的鐵板作底托，上麵敷一層用鬆脂、蠟和紙灰混合製成的藥劑，然後把所需的膠泥活字揀出來一個一個排進框內，排滿一框為一版。再用火燒，等藥劑稍微熔化，用一塊平板把字麵壓平，藥劑冷卻凝固後，就成為版型。印刷的時候，隻要在版上刷上墨，覆上紙加一定的壓力就可以了。為了連續印刷以提高效率，就用兩塊鐵板，一版印刷，一版排字，這塊版印完了，第二版又準備好了，這樣交替進行印刷速度很快。印完以後，用火把藥劑燒化，用手輕輕一抖，活字就從鐵板上脫落下來，再按韻放回原來的木格裏，以備下次再用。根據畢日升的經驗，如果隻印三兩本顯示不出便利，如果印成千上萬份，則工作效率極高。
活字印刷有效地克服了雕版印刷的不足，不僅能夠節約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可以大大提高成版速度，印刷質量也不在雕版之下。畢日升的活字印刷術雖然在設備和技術上無法用現代的鉛印相比擬，但其基本原理和方法卻是完全相同的。
澤被後世萬古名
畢日升還試驗過木活字印刷，由於木料紋理疏密不勻，刻製不如泥活字容易，而且木活字沾水後易變形，和藥劑粘在一起不易分開，所以畢升沒有采用。
雖然我們不知道畢日升用他的泥活字印過什麼書，他的泥活字也沒有傳下來，但後世之人卻有許多利用他的發明印成書。南宋文人周義大仿照畢日升遺法自印成第一部活泥字書《玉堂雜記》。畢日升發明用泥活字印刷術後，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推廣使用過程中，對製造活字的原料和排版印刷工具等方麵進行了不斷地改進，活字印刷術不斷向前發展。元朝初年有人用錫鑄造活字。元朝農學家還對排字方法進行改進，創造輪轉排字盤和“以人就字”揀字法，不僅減輕了勞動強度，而且提高了揀字效率。明朝孝宗弘治元年(公元1488)，出現了用字模澆鑄的銅活字。到十六世紀初又出現了鉛活字。
畢日升的發明比德國穀騰堡發明鉛字早了400多年。活字印刷術的發明不僅促進了我國文化的發展，而且隨著對外交流和人民友好往來，活字印刷術很快傳到國外，為人類的科學文化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中讚到：“印刷術變成了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了科學複興的手段，變成了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杆。”
畢日升生活的年代距今已近千年，他所發明的活字印刷術也經過了多次的改進而成為現代的印刷精美而高效的鉛印，也許活字印刷以後會被其它更完善的方式替代，但人們不會忘記這位首創者的功績，是他的印刷術開創了印刷史新的年代，直到現在人們還正在受益於他的發明。
劃時代的天文奇才——波蘭著名的天文學家哥白尼尼古拉哥白尼，1473年出生於波蘭維斯河畔的托倫城。他是日心說的創立者，1536年完成了關於太陽中心說的天文巨著《天體運行論》，科學地闡明了天體運行的現象。推翻了統治天文學領域長達1000多年的托勒密的“地心說”體係，把自然科學從神學中解放出來，因而被恩格斯讚譽為“自然科學的獨立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