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勒少將對這一計劃並沒有表示強烈反對，這也許是因為他認識到布裏斯托提出的已是一項既成事實了。事實上，巴特勒少將於7月23日私下裏指出，駐在華北地區的大部分海軍陸戰隊部隊也許都能撤離該地。但他反對從中國撤出所有海軍陸戰隊部隊，即便如此，他也提到第十五步兵團將繼續駐紮在中國。
布裏斯托決定從華北地區撤出海軍陸戰隊頗有道理，因為中國反對西方的強烈事件幾乎已經停止了。盡管如此，美國仍在繼續準備，以防發生騷亂。6月初，“艾什維爾號”和“薩克拉門托號”兩艘軍艦上各自運載一個排的海軍陸戰隊，以便在必要時緊急登陸。但是從此以後，亞洲艦隊在1928年沒有卷進任何一場重大的事件。
布裏斯托海軍上將在他1928年7月的年度報告中，象他的上兩位前任一樣抱怨道：由於“中國發生內戰，以及這場內戰對美國僑民的生命財產造成的持續威脅”，亞洲艦隊的訓練已經發生“重大改變”。他指出：“對中國沿海和長江沿岸每個有美國人居住的港口城市，不管人數多少，我們都為他們製定了集中、保護和撤離計劃。”
布裏斯托在提交這份年度報告之後，又於8月間坐船視察了長江。他為這次視察提出的理由是：
由於長江流域的動亂局麵，美國商人交來許多控訴，控告各地當局以及盜匪幹擾他們的商業活動，又由於各地彙報夏季長江沿岸又同往年一樣出現了酷暑高溫，總司令決定巡視至四川重慶。
這時，長江流域的局勢錯綜複雜。6月初，“摩諾克西號”曾平安駛抵長沙。但是到7月中旬，國民革命軍士兵仍然占領著美國駐南京領事館。7月24日，“呂宋號”在四川省為一隊輪船護航時遭到“土匪”射擊，“呂宋號”用機關槍和步槍予以還擊，還發射了一枚口徑為三英寸的炮彈，美國方麵沒有人傷亡。這是上遊地區不斷發生的小事件中最嚴重的一次。7月25日，驅逐艦供應船“黑隼號”船長在華北城市煙台一些對美國僑民來說被視為“至關重要的地段”建立一支“相當規模的長期巡邏部隊”。
7月25日，布裏斯托在上海登上“棉蘭老島號”軍艦逆江而上，開始巡視長江，斯特林海軍少將乘坐“呂宋號”為他打前站。駛抵宜昌時，美孚煤油公司經理要求布裏斯托派遣海軍提供保護，對付楊森最近試圖征“稅”的活動，布裏斯托拒絕了這一請求，他建議同這位軍閥進行談判。他們安排同當時正在爭奪控製四川的楊森和劉湘進行會談。但是這些談判沒有取得成功。盡管如此，艦隊司令仍然把這一情況作為例子，說明雖然美國商人在遇到困難時可以利用其他辦法解決問題，但是他們通常總是請求海軍提供保護。很明顯，布裏斯托沒有認識到他的“解決方法”這一次遭到了失敗。
這兩位美國海軍將官於8月15日和16日駛抵重慶進行訪問。然後他們又順流而下來到長沙，訪問了許多教會機構。應布裏斯托的請求，占領教會房舍的國民革命軍士兵從這些房舍裏撤了出來，海軍上將對此十分高興。但是這兩位海軍將官一離開長沙，國民革命軍士兵立刻就又回來重新占領了這些教會房舍。
亞洲艦隊司令視察之後，錯誤地認為他運用談判和“開始了解中國人”的政策已經取得成功，這種政策將會改善中遊和上遊地區美國人的處境。布裏斯托的辦法從理論上說值得讚賞，但是在當時的具體情況下，當長江上遊兩位軍閥正在進行生死搏鬥時，這種辦法根本行不通。這種辦法在長沙也無法發揮作用，該地當時仍是國民黨各派爭奪的對象。
布裏斯托海軍上將在總結這次視察工作時，對未來確實也作了一些精辟的評估。他指出：“如果中國現政府繼續執政，那麼在今後幾年中他們也許會更為強烈地要求廢除治外法權。……任何帶有舊政權色彩的東西自然會引起他們的強烈反對，這樣中國水域將對我們關閉。”在同一份報告中，布裏斯托對許多在華美國僑民的情緒和動機加以指責——他手下的人辛勤操勞主要就是為了這些美國僑民。
在漢口、九江、南京和其他地區發生的騷擾或威脅外國人的事件……已使所有外國人都驚恐萬分，其中大部分至今仍是驚魂未定。他們沒有(認識到)中國各階層人民在言行舉止中所表現出來的日益強烈的獨立精神。
這種純真無偽的驚恐，加上人類那種天生的保護自己的自私欲望，以及某些執行盡量拖延中國取得統一和獨立政策的外國人精心策劃所施加的影響，使得在華美國僑民總的來說都對中國政府持有敵對態度，他們提倡在中國進行幹涉，或者保留一支強有力的軍隊，他們認為我國政府所執行的是一種利他主義的軟弱屈服政策。……他們對我國政府政策的這種看法十分強烈，並且是發自肺腑的。
布裏斯托真的認為這些美國僑民已經忘了美國政府同中國的特殊關係。相反，他們是和著英國人唱殖民主義的調子，這樣他們就阻擾他(布裏斯托)試圖加強中美友誼的努力，進而也就阻擾了他試圖加強美國在遠東地位的努力。
就在布裏斯托視察長江的時候，海軍陸戰隊繼續從華北地區撤退。7月底，美國“亨德森號”軍艦運載一支有三百四十五名海軍陸戰隊員的增援部隊正準備駛往大沽，但是布裏斯托命令這支部隊在關島下船。9月1日，“金星號”又把另外六十三名海軍陸戰隊士兵從中國運到關島。大約三周以後，六百三十五名士兵搭乘“亨德森號”離開中國返回美國。第二輕巡洋艦分隊所屬的軍艦又把一百五十六名士兵運到奧隆阿波，11月底，又有三百零三名海軍陸戰隊士兵搭乘“肖蒙特號”返回美國。布裏斯托的撤離計劃的第一和第二階段到此結束。12月24日，華北地區海軍陸戰隊總部和直屬單位的剩餘人員接到通知，將於一個月之內撤離該地。1929年1月14日，最後一批海軍陸戰隊撤離了華北地區。
美國駐北京公使仍然不願接受全部撤出餘下的海軍陸戰隊這種主張。馬慕瑞在給國務卿的一封電報中再次指出：“維持駐軍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在華北地區隻能用這種唯一可行的辦法才能向美國僑民提供保護。”馬慕瑞又指出：“在當今這種動亂情況下，……美國僑民的生命財產都有可能遭到亂兵或騷亂暴民的威脅。”馬慕瑞公使雖然同意裁減海軍陸戰隊(事實上大部分駐軍已經撤離中國)，但是他強烈指出他“現在不能對進一步裁減駐軍表示默許”。
在同一個星期，艦隊司令布裏斯托再次向馬慕瑞指出他計劃把剩餘的部隊全都撤離中國，馬慕瑞對此反應強烈。11月6日，布斯托海軍上將給馬慕瑞發去一封電報，提醒他：
自從我擔任亞洲艦隊司令以來，海軍陸戰旅在中國天津駐軍一事一直引起我的嚴重關注。最近約有一半駐軍已經撤離……這使局勢大為好轉。我認為現在撤出駐在天津的所有海軍陸戰隊完全有理。
布裏斯托用自己所率部隊的使命為自己的決定進行辯護，這一使命是不卷入中國的內部鬥爭，同時“保護美國僑民的生命財產”。這就意味著不應保護上海的公共租界，保護“美國財產隻應……作為例外，不應違反”這些限製。馬慕瑞最近爭辯的基礎是把天津視為美國僑民的一個撤離地點，但是布裏斯托對此卻不以為然，因為“它位於內地”，中國各派軍隊在爭奪北京時天津“自然會成為一個戰場”。
布裏斯托海軍上將最後宣布：“保護在華美國僑民生命的最好辦法是逐步撤出遠征部隊，將來如有必要，可用艦隊所屬的軍艦及其登陸部隊提供保護。”布裏斯托給自己所屬部隊的任務下的定義跟巴特勒少將在他的“最後報告”中下的定義十分相近。巴特勒寫道：他的海軍陸戰隊的首要任務是保護美國僑民及拯救他們的生命，保護財產的任務隻能占居次要地位。巴特勒將軍又指出，海軍陸戰隊活動的指導原則是：“避免同中國人……發生任何不必要的衝突。在他們的武裝內戰中恪守中立，……除那些對拯救美國僑民生命至關重要的活動之外，不從事可能導致同中國人發生武裝衝突的任何活動。”巴特勒最後指出，駐華北地區海軍陸戰隊的使命是進行防衛，“確保美國人的安全，並保證他們能夠安全撤到海邊”。
馬慕瑞認識到國務院甚至巴特勒將軍本人都讚成把海軍陸戰隊全部撤出華北地區，因此他給凱洛格寫信指出：“在針對是否應該使海軍陸戰隊繼續駐在天津的問題上，我跟你同樣認為你我意見不同。……我們沒有必要進一步討論這一問題。”但是馬慕瑞對艦隊司令卻不承認這一切，他在同一天寫信給布裏斯托時建議，“保留海軍陸戰隊在天津的駐軍，現有兵力不變。”
詹森在11月8日的一份備忘錄中清楚指出，馬慕瑞在這場辯論中一敗塗地。詹森指出：“現在的問題不是是否再從中國撤出我國一支武裝部隊，而是下一次撤退應在什麼地方進行。”詹森在這份備忘錄中指出，在公使同艦隊司令發生分歧時，往往總是“公使的意見取勝”。但是這一次他強烈感受到：“我們不想把海軍陸戰隊繼續留在中國。……我們期望在指揮官認為可能的情況下，盡快把我們的海軍陸戰隊撤出中國。”
到1928年12月31日，除駐北京公使館的海軍陸戰隊衛隊之外，美國留在華北地區繼續執行任務的部隊隻剩下第十五步兵團的八百八十五名陸軍官兵。上海還有海軍陸戰隊第四團的一千二百八十九名官兵。
布裏斯托海軍上將在關於1928年下半年工作的年度報告中指出：“(海軍陸戰隊)第三旅撤出天津返回美國……使得人們如釋重負。”這份報告也支持他的觀點，即中國局勢已大有緩和，這大大影響了亞洲艦隊的作用。布裏斯托認為，他指揮的軍艦總共擁有二千八百人的登陸部隊，能夠對付任何可能出現的排外騷亂，他認為中國不再是引起亞洲艦隊主要關注的地區。這位海軍上將指出，中國局勢仍然未最後定局，這可能會迫使“各艘軍艦的計劃加以某些變化，但這並不影響艦隊的總計劃。……(在中國的)這些活動是從屬於並且能夠從屬於艦隊的正常活動。”確實，除了7月末發生的煙台事件之外，在1928年下半年沒有發生過任何一起重大事件。因此布裏斯托甚至建議把海軍陸戰隊第四團也撤出中國。他還要求再為亞洲艦隊配備兩支潛水艇分隊和一艘新的驅逐領艦。布裏斯托提出這些要求並不是因為中國形勢的變化，而是為了加強艦隊的實力，以便根據“橙色作戰計劃”在必要時針對日本采取行動。
斯特林海軍少將卻沒有這麼樂觀。長江上遊地區的局勢仍然動蕩不已，雖然到1928年年底劉湘將軍已經強有力地控製了四川省，他已經效忠國民黨，並且打敗了楊森。長江巡邏隊司令報告說：“(宜昌以上)長江上遊政治、軍事局勢迫使我們調用這一地區所有吃水較淺的炮艦進行護航和巡邏，保護我國僑民的利益。”但是到1928年12月，“維拉洛波斯號”和“埃爾卡諾號”都已退出現役，“企鵝號”和“鴿子號”也已撤出這一地區，而“關島號”則已調往華南巡邏隊。另外，“伊莎貝爾號”在1929年年初成了亞洲艦隊司令的“遊艇”。在華南巡邏隊中，“關島號”代替了“帕姆帕恩加號”，因為“帕姆帕恩加號”在1928年11月的一次射擊演習中作為靶子被炮彈擊沉了。這些調動使長江巡邏隊和華南巡邏隊的裝備大大現代化，但是調配給這兩支巡邏隊的艦隻數量卻沒有增加多少。另外，正如上文所說，有些新炮艦體積太大，無法整年在長江上遊活動。
到1928年年終，長江巡邏隊共有七艘作戰炮艦：“帕洛斯號”、“摩諾克西號”、“呂宋號”、“圖圖伊拉島號”、“棉蘭老島號”、“帕萊號”和“瓦胡島號”。華南巡邏隊擁有“關島號”和“艾什維爾號”兩艘炮艦。早在1928年夏季，斯特林就曾建議增建六艘炮艦，他指出，英國在長江上經常擁有十八艘到二十艘這樣的炮艦。斯特林之所以提出這一建議是因為他認為：“現在無法預計土匪騷擾活動何時才能結束，即使中國建立單一的政府……長江沿岸的局勢也要經過多年之後才能好轉，那時我們才能撤出炮艦，不再提供這類保護。”
事實上，瓦爾特·亞當斯領事在1928年11月訪問重慶之後報告說：“當地中國官員”繼續“無視外國條約特權”。中國官員持這種態度無疑是因為他們受了力量日益強大的國民黨政府的影響。1928年7月25日，美國同蔣介石政府簽訂一項協議，同意就修改關稅和治外法權條約進行談判。兩國政府都認為簽訂這項協議意味著美國繼續在外交上正式承認國民黨政府，美國對這一點也是公開承認的。
1928年12月15日，美國悄悄地重新開放了駐南京領事館，這是美國向南京政府表示尊重的又一跡象。重新開放領事館時既沒有舉行儀式，也沒有大吹大擂，據說這都是為了避免人們重新想起中美關係史上那段不愉快的往事。
1928年12月31日，已經接替其父張作霖統治滿洲的張學良宣誓效忠南京政府，並在沈陽掛起了國民黨的旗幟，這一事件對蔣介石政府來說意義更為重大。
這樣，到1928年年終時，遠東地區似乎開始出現一個新的時期，這對中美兩國來說都是如此。由於中國已經統一，亞洲艦隊現在似乎可以集中精力準備執行“橙色作戰計劃”。美國的在華利益似乎也較為安全，因為中國已經建立起一個名義上是進步的中央集權的政府，它已許諾要修改條約，這樣中國的仇洋排外浪潮開始漸漸消退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