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新年伊始，解決南京事件的前景並不光明。戴偉士於1月15日寫信告訴布裏斯托海軍上將，來自南京的消息“令人十分失望”，“沒有任何建設性的東西”。後來國民政府確實也采取步驟準備著手解決這一事件，但這主要是因為達成協議將給蔣介石和他的外交部長黃郛在國民黨內的派係鬥爭中帶來好處。黃郛3月初在上海同英日兩國當局進行的談判沒有取得成功，但是他於3月30日同美國達成了一項協議。
在3月30日的換文中，國民政府當局同意他們有責任保護外國人的安全，但是卻指責南京事件是“共黨分子”挑起的。美中兩國同意組成一個聯合委員會，調查騷亂和炮擊所造成的破壞，並給予適當的賠償。在第二份照會中，黃郛請求美國對它在炮擊中所發揮的作用表示道歉；馬慕瑞對此完全是根據詹森的指示予以回答：雖然美國“海軍軍艦別無其他選擇，隻能采取那一措施，……但它仍對那些美國無法控製的事態迫使美國海軍采取這一措施表示遺憾。”在第四份照會中，黃郛表示希望中美關係史將進入“一個新時代”。
南京事件的解決幫助蔣介石政府贏得國際上的承認。雖然那些促使美國海軍部隊進行積極幹預的事件已大為減少，但是中國的局勢仍然沒有穩定下來。4月20日。駐青島領事要求當時泊在青島港的五艘美國驅逐艦繼續留在那裏，直到當地的政治局勢平靜下來為止。22日，駐煙台領事要求“立刻”向該地派遣一艘軍艦，因為國民革命軍很快就要占領該城，他擔心南京事件會在這裏重演。他的這一請求得到批準，據報道，5月2日，已有二百五十一名美國人(包括“十名海軍夫人”)在該城尋求避難。煙台最後於6月14日陷落，但是沒有發生任何排外事件。
漢口的一份外交報告也提到過“海軍夫人”，因為羅赫德向馬慕瑞報告說：“數名海軍夫人正在前往重慶。”他認為這一事件表示正準備離開上遊地區的“關島號”軍艦將繼續留在重慶。其實不然，“關島號”實際上正要離開那裏，參加斯特林海軍少將5月15日視察長江上遊的活動，這次視察旅行是他在1928年所進行的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視察旅行。另一艘新炮艦“圖特威拉號”受命從重慶前往萬縣，以確保被楊森征用的美最時輪船公司的兩艘輪船能夠得到釋放。完成了這一任務之後，“圖特威拉號”炮艦又在萬縣留了下來，直到“關島號”炮艦前來會合，這時“關島號”已把美孚煤油公司的三艘船隻從宜昌護送到這裏。會合之後，“關島號”獨自繼續航行，前往重慶，而“圖特威拉號”則因為轉向裝置失靈而不得不前往上海進行修理。長江上遊動蕩不定的局勢一直持續到6月，美國輪船都在宜昌停船，因為再往上遊行駛就有可能被征用，或受到狙擊。海軍正在向那些提出申請的商人派遣武裝衛兵進行保護，但是布裏斯托和國務院於6月都認為這種活動會觸發重大事件。海軍衛兵確實有效地阻止了零星土匪的攻擊，但是根本抵擋不住正規部隊的頑強攻擊。因此，1928年仲夏時分，海軍不再派出這類衛兵，而是用一種護航製度取而代之。
在1928年上半年，美國僑民安全受到最大威脅的地區很明顯是華北地區。4月28日，美國公使館命令駐濟南、天津、煙台和青島的領事“規勸受敵對活動影響的這一地區內的美國僑民撤往他們能夠得到保護的地區，或者撤往那些撤離工作十分方便的地區”。 4月初，國民革命軍向北推進到山東省，在這之前，他們曾於1927年7月向該省挺進，但是被張作霖的部隊趕了回去。這一次，蔣介石的部隊卻打了勝仗。在國民黨發動入侵時，日本同前一年一樣派遣海軍陸戰隊在青島登陸。到4月28日，日本又派遣陸軍部隊增援海軍陸戰隊，這支陸軍部隊沿著中國人擁有的鐵路線來到濟南。日本兵一到，張作霖的部隊就撤離了濟南，把全城完全移交給約由兩千人組成的日本部隊。
盡管蔣介石於5月2日來到濟南，但是3日，蔣軍部隊和日軍部隊還是爆發了戰鬥。到5月7日，另有兩千名日本士兵正在趕往濟南。到5月11日，戰鬥已經停止。但是，日軍在1928年春季和夏初仍然派遣兩萬多官兵在山東省登陸，這樣日本就完全控製了山東省。事實上日軍還於7月20日攔截國民革命軍部隊，阻止他們穿越山東省份。但是到了11月，這支“山東防衛部隊”在山東省隻留下六千人。盡管如此，日本所采取的行動表明了中國局勢中的兩種發展。
首先，到1928年春末，隨著國民黨從長江流域向北挺進，排外情緒的首要目標已從英國轉成日本。其次，自從1927年4月日本政府改組以來，日本的對華政策發生了變化，這也是日本成為中國排外情緒的主要目標的原因之一。日本持溫和態度的外相幣原男爵已被咄咄逼人的田中義一男爵將軍所取代。田中義一對華執行一條“積極”政策，目的是要阻止蔣介石統一中國。
日本自從1922年廢除了同英國締結的條約之後，就決心依靠多邊協議來保護日本的在華利益。開始，田中政府得出的結論同上一屆幣原政府得出的結論大同小異。但是田中政府把滿洲和蒙古也視為日本的特殊勢力範圍。到1928年，田中政府不僅把這些邊遠地區視為自己的特殊勢力範圍，並把華北地區也包括在內。日本侵入山東省也使容易激動的中國人回想起日本人在1915年至1919年期間在這一地區的所作所為。
同長江流域相比，山東和華北地區的美國僑民人數較少，美國擁有的財產數量也少得多。但是1928年春末這裏的局勢仍然十分嚴重，足以引起美國外交官和海軍官員的嚴密注意。美國繼續堅持獨立行動的原則。5月18日，國務卿強調指出：雖然在某些情況下“聯合各國部隊進行合作”也許能夠保護華北地區的外國人，但是“美國不會同日本政府一起采取聯合行動”。凱洛格告誡馬慕瑞，日本似乎一味想要幹涉中國的國內鬥爭。布裏斯托海軍上將和巴特勒少將都認識到美國軍隊采取的行動“隻應為了保護美國僑民”，並且應該避免幹涉中國的國內鬥爭。
當時的局勢在美國官員看來危險不大，因此美國沒有派遣大規模的增援部隊，但5月底，另一支由三艘輕巡洋艦組成的分艦隊又從夏威夷調往遠東地區。這三艘美國巡洋艦(“特倫頓號”、“孟菲斯號”和“密爾沃基號”)於6月6日駛抵華北水域。
布裏斯托和馬慕瑞最後終於在1928年春末在北京會麵，巴特勒也趕來同他們見麵。艦隊司令把這次訪問稱為一次“極其成功的”訪問，並且對巴特勒“縝密周到的防衛計劃”大加讚賞，稱讚巴特勒“機智老練地維護了我國的中立政策和不幹涉政策”。很明顯，布裏斯托在同巴特勒麵對麵會見之後，他在前一年冬天對巴特勒將軍所表示的許多疑慮都煙消雲散了。但是布裏斯托海軍上將在同馬慕瑞手下的首席參讚費迪南德·梅厄見麵之後，他對梅厄的看法仍然沒有改變。這樣一來，在梅厄擔任代辦期間，艦隊司令同公使館之間的關係特別糟糕。梅厄於1928年7月調任他職，布裏斯托在給當時擔任駐土耳其大使的約瑟夫·格魯的信中寫道：馬慕瑞“能夠擺脫梅厄真是幸運之至。……我認為梅厄既沒有給他幹什麼好事，也沒有幫他什麼忙。”
布裏斯托得悉中國正在呼籲美國提供援助，以便阻止日本侵入山東時，他談到的這種介入的危險性，他寫道：“如果讓中國人得出結論，認為他們能使美國介入一場他們向一個侵略者發起的戰爭的話，那就會鼓勵他們發起這場戰爭。”因此，“在遠東地區局勢動蕩不定，發生重大利害衝突的情況下”，美國繼續保持中立確實十分重要，“這一點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艦隊司令力圖同中國領袖們會麵。1928年5月底，他同滿洲的統治者張作霖舉行了會談，張作霖是北伐戰爭的最後一個主要對手。張作霖試圖使布裏斯托同意日本軍隊應從華北地區撤出。海軍上將對此表示異議，並且堅持中國各派必須在沒有美國支持的情況下解決自己國內和國際上的分歧，這似乎是一種親日本的態度。
然而，布裏斯托和美國其他海軍軍官都很清楚，日本所執行的並不是一項不幹涉中國事務的政策。6月18日，海軍武官在一份報告中談論到這一點，並討論了它對美國卷入中國內政所造成的危險：
日本的政策並不符合我們外國不幹涉中國內政，讓中國解決自己的麻煩事的原則。……美國在天津駐紮了四千名美國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士兵，由於日本政府正在推行一項“積極政策”，很可能導致同中國人發生衝突，而我們的駐軍又使得我們的部隊隨時都麵臨著卷入這種衝突的危險。……我們對日本采取的任何“積極”行動根本無法施加任何控製，雖然這種行動可能使我國軍隊卷入在外國駐軍和中國軍隊之間爆發的一場大規模衝突之中。
海軍武官同意布裏斯托的意見，他也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國海軍陸戰隊必須盡早撤出天津地區”。他接著指出，這一步驟“對我們執行我國政府不幹涉中國內政的政策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布裏斯托海軍上將不僅繼續敦促盡早從華北地區撒出海軍陸戰隊，並且聲稱：“我對北京從來沒有很大的憂慮。”他再次對巴特勒的精心安排表示讚賞。這時已是1928年6月，海軍陸戰隊少將巴特勒在布裏斯托心目中的地位已大大提高，他已把巴特勒稱為“處理這一微妙局勢的……最佳人選”。
海軍上將對駐華外交官的看法並沒有因6月初的事件而有所好轉。一些美國人堅持要在華北海灘上避暑，而駐天津總領事高思對這種要求又予以同意，對此，布裏斯托十分惱火。他在給馬慕瑞的信中說他不能理解高思怎麼能不提出警告就允許美國人留在北戴河，也“根本不能理解”高思所說的他無法同這些僑民取得聯係的說法。布裏斯托在寫給海軍部長的信中說，“如果這些美國人以為停泊在北戴河和秦皇島附近兩三海裏外的美國軍艦能夠保護他們免遭散兵遊勇和盜匪的搶劫，那純屑幻想，應該立刻清醒過來。”雖然布裏斯托並不要求從北戴河撤出美國僑民，他還是告誡高思他“無法對他們的保護工作負責”。馬慕瑞代高思作了答複，他通知布裏斯托海軍上將，“北戴河的美國人數正在不斷增加”，並要求向北戴河附近派遣“一艘或者更多”軍艦，以對這一地區桀驁不馴的中國軍隊“施加強有力的約束”。
雖然布裏斯托絕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華北地區，他還是在繼續處理長江沿岸動蕩不安的局勢。他對一些美國人不顧領事館的勸告返回這一地區表示關注，但他更為注意的是在上遊地區是否應該繼續向美國商船派遣海軍武裝衛隊這一問題。對此，布裏斯托猶豫不決，不願直接予以處理。他於6月18日指出：“長江上遊地區的局勢錯綜複雜。斯特林將軍……認為他不得不向商船派遣武裝衛隊，盡管我試圖勸他別這樣做。”
斯特林在6月11日的一封手寫的長信中告訴他的總司令：雖然“仍有土匪搶劫事件”，但他“不必為上遊地區擔憂”，他準備繼續向商人派遣武裝衛隊。巡邏隊司令雖然也認為護航製度十分有效，但是他認為自己手頭沒有足夠的炮艦，也缺乏經驗豐富的指揮官，因此無法執行護航製度。斯特林也向布裏斯托抱怨美最時輪船公司，該公司使得他在經常向商船派遣護航艦和武裝衛隊一事上更是猶豫不決。斯特林認為美最時輪船公司的商船肮髒汙穢，管理一塌糊塗，同美孚煤油公司所屬的商船相比更是糟糕。
盡管斯特林寫來這麼一封長信，布裏斯托還是於12日命令他停止向商船派遣武裝衛隊，開始執行護航製度。斯特林一接到這項命令，“立刻就撤回了派駐在上遊地區商船上的武裝衛隊”。但是他仍為派遣衛隊一事進行辯護，並指出，他“很不高興。……派遣武裝衛隊的製度十分成功……在每一次航行中，船隊幾乎都遭到了土匪的射擊，每一次都是武裝衛隊打啞了他們的射擊。”斯特林還指出，他“對在上遊地區同中國官員建立友誼的效用並不象[布裏斯托]那樣充滿信心”。
斯特林最後一點意見是對艦隊司令6月22日來信的答複，布裏斯托在信中把“關島號”遭受狙擊襲擊一事歸咎於向商船派遣武裝衛隊的做法。布裏斯托指出：“我的閱曆越深，我就越是相信要抓蒼蠅就得用蜂蜜，而不應該強迫蒼蠅去喝醋。”這位海軍上將也為自己擬定中的逆江而上的航行進行辯護。斯特林指出，布裏斯托那一年已經進行過三次這樣的航行了。對此，布裏斯托指出他“認為……我們必須親臨該地，為培養善意、妥善地解決”長江上遊問題“樹立楷模”。
盡管斯特林表示異議，布裏斯托還是寸步不讓，堅持自己作出的從商船上撤出武裝衛隊的決定。他甚至表示：“考慮到中華民族正在不斷覺醒，……外國軍艦還能在中國內水逗留多久，以及外國商人利用中國內水從事內河貿易還能維持多久都成了問題。”
布裏斯托海軍上將在給他的巡洋艦隊司令布萊克利海軍少將的信中也同樣寫道：
你在信中說駐在秦皇島的軍艦能夠發揮鎮定作用。我現在已開始懷疑我們有多少理由相信這些軍艦能夠發揮這種作用。……我開始認為我們不應過高估計我們駐在中國的軍艦對中國大眾擁有很大影響。
布裏斯托接著又老調重彈，指出：“我們采取的態度最好是試圖同中國人民建立友善關係，而不是接受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接受的一些陳舊觀念。”他對那些去北戴河的美國人仍然感到十分惱火：“我發現我國(僑民)對他們有權期待我國政府運用海軍部隊向他們提供什麼保護的理解通常總是大錯特錯。”
1928年7月，艦隊司令開始加緊執行他的計劃，裁減駐在華北地區的海軍陸戰隊，並計劃在不遠的將來把海軍陸戰隊全都撤出華北地區。7月上半旬，有十三名軍官和四百名士兵搭乘美國“特倫頓號”巡洋艦和“肖蒙特號”運輸艦離開大沽返回美國。7月15日，布裏斯托通知巴特勒他計劃從華北地區撤出全部海軍陸戰隊。布裏斯托提出的計劃分三階段：首先是一千名官兵先撤離該地區；在第二階段，一千四百名海軍陸戰隊員將返回美國；在最後一階段，總部人員和剩下來的所有輔助部隊將全部離開華北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