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夏末有兩次人事調動值得注意。在華盛頓，詹森擔任了助理國務卿。接替他擔任遠東司司長的是亨培克博士，他是一位傑出的學者，過去擔任遠東司顧問。眾所周知，他是詹森對華政策的辯護士之一。1927年6月，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國應該執行一項“雙重”對華政策：“第一，保護美國僑民的生命和利益；第二，尊重中國人民的權利和感情。”亨培克把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特點確認為“友好親善”——美國海軍和海軍陸戰隊駐在中國的唯一目的是要“確保美國僑民得到保護”。
第二起重要的人事調動於1927年6月宣布，9月9日開始執行。馬克·布裏斯托接替克拉倫斯·威廉士擔任亞洲艦隊總司令。布裏斯托是從土耳其調到中國任職的，他在土耳其時擔任美國高級專員，這項工作的外交性要大於軍事性。這位海軍上將帶著一種“政治”觀點來到中國。他在中國任職期間，對中國國內的政治局勢抱有極大的興趣。布裏斯托擔任新職時，上海和長江流域的軍事危機已經度過了最危急的關頭。在他開始指揮亞洲艦隊時，華北地區約有三千名海軍陸戰隊員和九百名陸軍官兵，另有一千二百名海軍陸戰隊員在上海。這位艦隊新司令剛一接任新職，就想裁減駐華美國部隊的兵力，尤其是要裁減駐在天津的海軍陸戰隊兵力，馬慕瑞對此一貫表示反對，巴特勒對此也表示反對，隻是反對程度沒有馬慕瑞那麼激烈。
布裏斯托擔任司令之後，召開了一次由他的參謀人員和駐滬所有美國軍艦艦長參加的會議。他解釋自己的政策是“調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要相信中國人，同他們進行非正式互訪，向他們還禮……實際上不應同在華的其他外國人進行任何合作”。布裏斯托堅信美國同中國有一種特殊關係。他認為同英日兩國采取共同幹涉行動會妨礙美國發揮作為中國人樣板的作用。
這位海軍上將第一個興趣是要“試圖了解中國現在的情況……同當地各派官員以及中國大眾建立友好關係”。這些目標是布裏斯托對中國局勢所采取的措施的重要組成部分。他首先是想要同當地人民建立友誼。其次，他打算在中國各地建立規模廣泛、非正式的情報網，既運用軍事情報來源，也運用民間情報來源。第三，這位海軍上將想要聯合在華美國人，使他們聯合起來，支持美國的對華政策。
舉例來說，布裏斯托要求駐滬總領事克寧翰提供一份美國在華最為傑出的商人名單。他還命令各艘軍艦艦長把“逐日日誌”和其他可能有助於艦隊司令的情報收集工作的情報送交給他。為了幫助執行這一方案，布裏斯托還把海軍情報處的E·C·格雷遜少校調到他的參謀部任職。這是情報專家首次調到亞洲艦隊工作。
這位艦隊新司令的“政治”名聲遠近聞名，他對中國國內的政治局勢也深感興趣，這使得大家都在猜測他很快就要兼管馬慕瑞的工作。由於公使正好不在北京，這種猜測變得更為強烈。馬慕瑞已於8月返回美國同國務院官員進行磋商。
不久，中國人又一次試圖限製長江上的航行，這立刻引起了布裏斯托的注意。同一年前發生的事件不同是，這一次國民黨沒有發表正式聲明。羅赫德於10月間向霍夫和布裏斯托彙報說，據報道在約以蕪湖為中心向兩邊擴展共達八十七英裏的江麵上已經布雷。南京政府聲明為了安全駛過這段江麵，所有船隻都必須由中國人領航。霍夫立刻認識到這是一種恫嚇，對此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如同美國海軍過去對中國人企圖限製外國船隻的航行置之不理一樣。他爭辯說：“如果遵守這種規定，那隻會使長江暢通無阻的航行受到進一步限製。”霍夫最後指出：“在類似的事件中，我對這種聲明總是不予理會。”
曾有一時，布裏斯托似乎打算同中國官員討論這種有關布雷的報道，而不是簡單地對此置之不理。霍夫向他保證，“根據我的經驗”，對於中國人的這種企圖完全可以不予理會。接著，長江巡邏隊司令很明顯是在布裏斯托事先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派遣美國“教皇號”炮艦駛過這段據說是布了水雷的江麵。“教皇號”沒有觸雷，中國人的威脅隻是一種恫嚇。
布裏斯托對待這一事件的態度使得霍夫大為惱火。總司令手下的一位參謀甚至把總司令描繪成“歇斯底裏”。而布裏斯托對這些海軍“中國通”同樣也沒有好感。這位海軍高級將官指出：“總的說來，中國各地美國人所持的觀點明顯是英國觀點。他們認為美國政府和美國海軍袖手旁觀，而英國人卻拯救了他們。……海軍軍官中有許多人也持有這種看法，那些有過不愉快經曆的軍官尤其如此。”
與此同時，馬慕瑞對華盛頓的訪問取得了明顯的成功，“澄清了”他與國務院之間的“空氣”。詹森於9月15日指出：“在我們對華應該采取什麼行動這一問題上，馬慕瑞先生的主張符合我們自己的主張，也就是說，我們不應幹涉中國事務，但我們應該盡力而為，保護我國僑民。”助理國務卿在概述了這一政策之後，又專門談到軍事步驟：“我們無意讓美國部隊在使他們駐軍成為絕對必要的情況過去之後繼續留在中國。”毫無疑問，馬慕瑞完全接受這些意見，但是後來的事態發展表明，在理解“絕對必要”一詞的定義時，他同國務院存有分歧。
1927年秋天，布裏斯托海軍上將視察了他管轄的地區，他首先視察了華北地區，然後又沿著長江逆流而上進行巡視。布裏斯托在南京會見了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伍朝樞，返回上海之後，他又會見了蔣介石。在同外交部長伍朝樞舉行的會議上，伍朝樞保證外國人完全可以安全返回中國內地，布裏斯托對此表示懷疑，但他強調美國人民對待中國十分友好。布裏斯托詢問：“為什麼我們的船隻沒有受到警告就遭到了射擊？”伍朝樞在回答這一問題時把這類事件歸咎於“土匪和不負責任的人”。外交部長指責在上海的美國人“比英國人還要厲害”。布裏斯托對此表示異議，雖然他後來私下裏指出伍朝樞的意見是正確的。這位海軍上將認為，在華美國人經常不支持美國鼓勵中國獨立的“好”政策，而是讚成英國為保留租界和外國人其他特權而動幹戈的“壞”政策。
布裏斯托海軍上將在訪問南京期間，還驅車從美國領事館駛過，他說這座領事館“五髒六腑已被掏洗一空……所有可以搬動的東西幾乎全被搬走了”。布裏斯托同伍朝樞的會談並沒有改變他對美國海軍應該采取什麼政策的觀點；在這之後不久，包懋勳請求海軍提供一艘軍艦，作為南京的浮動領事館，但是布裏斯托沒有批準這項請求。艦隊司令指出：他“堅信如果同中國各派都建立親熱關係，外交官和海軍就能向中國各地的美國利益提供最好的保護。”很明顯他誤解了包懋勳副領事的請求：包懋勳並不認為軍艦“對安全是至關重要的”，而是“可以依靠軍艦進行通訊聯係”。
布裏斯托給漢口許多美國平民“中國通”留下了消極的印象，就象他給許多經驗豐富的海軍軍官留下的印象一樣。有一位人士說他們對布裏斯托“大為憤怒”，因為“他們感到布裏斯托把他們當成小學生對待”。這位人士還詳盡描述了霍夫海軍少將對布裏斯托的不滿：“他嘮嘮叨叨老是在談土耳其和他在那裏的所作所為，但是……我怎麼也看不出這裏的工作同土耳其到底有什麼關係。”
不僅包懋勳想要返回南京，美國的商人和傳教士也在進行不懈努力，爭取返回他們在長江流域的“市場”。1927年9月24日，包懋勳從鎮江報告說：“傳教士已經開始返回這裏，事先他們沒有通知本領事館。”
美最時輪船公司更是迫不及待地想讓美國領事和美國炮艦返回他們設在長江中上遊的正常崗位，尤其是想讓他們返回重慶。到11月1日，英國已經重新開設駐重慶領事館，11月8日，外交大臣張伯倫宣布已經恢複“有限的船運服務”。美最時輪船公司的官員們抱怨這樣一來，他們在四川省的商業活動中就處於不利地位。其實，這家公司從來就沒有全麵停止它的船運服務，盡管它遇到了重重困難，但是據報道該公司在1927年仍有盈利。
11月初，海軍執行了一項非同尋常的商業任務：布裏斯托批準美國海軍“皮爾裏號”驅逐艦幫助紐約花旗銀行在上海和漢口的辦事處之間運送“五百塊銀錠和五十萬塊銀元”。海軍順利地執行了這項任務，沒有出現什麼波折。
布裏斯托海軍上將於11月也同蔣介石舉行了會晤。蔣介石在討論一開始對布裏斯托在土耳其的工作加以讚賞。上將答道，他“在工作中同土耳其人十分親近，結交了許多朋友”。蔣介石表示希望：“在你逗留中國期間，我們同樣也能得益於你的指教。”這位中國領袖在談話中強調指出兩點：首先，他指出如果中國不能成功地“抵禦”日本和俄國，“太平洋就會爆發大戰”；其次，他指出美國應該提供援助和技術顧問，幫助中國統一，並防止爆發這種大戰。然而布裏斯托卻是寸步不離美國的不幹涉原則，並“留下了明確的印象，即中國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外來援助來解決它的困難”。
會談進行了快兩小時之後，蔣介石最後再次提及布裏斯托在土耳其發揮的作用。這次海軍上將終於顯示出他沒有理睬這種一而再三的恭維，而是指出：“土耳其革命同中國革命……大不一樣”，無法相提並論。
1927年最後一起引起布裏斯托注意的大事是珠江三角洲地區發生的海盜事件。駐京代辦弗迪南德·梅厄非正式地同意英國公使的意見，即英美海軍采取聯合行動就能解決這個問題。梅厄請求布裏斯托同意聯合在緊靠香港北邊的臭名昭著的海盜窩大亞灣進行巡邏。布裏斯托不僅不答應這一請求，而且因為梅厄說這一海盜問題屬於他(布裏斯托)的職權範圍之內的事情而大為惱火。布裏斯托指出：“我認為我們的職權範圍是用合適的方法保護美國的在華利益，……我認為我的職權範圍是同公使館在各方麵進行密切合作，盡力履行我的所有責任。”
馬慕瑞得知他們兩人之間的這種意見分歧後，站在布裏斯托一邊。他承認英國人前一年夏天的反海盜襲擊取得了成功，但是這些襲擊“隻能收到一時的效果”。公使得出的結論是，不管怎樣，由於國民黨在當地建立了較為穩定的政府，海盜活動也在逐漸消退。
1927年年終時，美國在華駐兵已達五千零七十七名。布裏斯托想要削減這支規模龐大的部隊，這使巴特勒和馬慕瑞都感到不安。巴特勒將軍向布裏斯托海軍上將保證，“華北地區所執行的政策正是你自己的政策”，他還指出：“我已經徹底掌握了你的政策，我們大家都在以‘最高水平’進行工作，……以便在天津盡量少拋頭露麵，並進一步推進我們同中國人現有的好關係。”但是巴特勒在私下裏卻爭辯說，把海軍陸戰隊從華北地區撤出將是“不明智的”，他堅持說“從美國人的安全角度上來看”，這裏的局勢仍然十分“嚴峻”，“但就在此時此刻，總司令卻認為可以把我們的兵力裁減二百人。” 12月12日，布裏斯托海軍上將拒絕批準巴特勒要求向駐華北部隊提供小規模增援的請求，並指出：“我甚至正在考慮裁減這支部隊的兵力。”布裏斯托認為，駐在華北的官員眼界狹窄，地方觀念較強。他把那裏的氣氛稱為“閉關自守的氣氛”，並批評公使館的情報都依賴於那些往往並非麵麵俱到[或十分及時]的領事報告。
12月27日，巴特勒在給海軍陸戰隊司令約翰·勒瓊少將的一封私信中指出：馬慕瑞“認為這支部隊不應受到打擾，而是應該保存全部兵力”。巴特勒將軍指出，他不同意布裏斯托“裁減這支部隊的願望，甚至不同意現在對裁減兵力這個問題進行討論”。1927年，沒有針對華北地區的海軍陸戰隊采取進一步措施。巴特勒和馬慕瑞都認為這支部隊的兵力不應裁減，而布裏斯托卻想把凱洛格國務卿指出的並由詹森強調的政策付諸實行。這位海軍上將打算貫徹美國“不幹涉”的對華政策，因此他認為沒有必要在京津地區派駐大批部隊。
12月中旬，“帕洛斯號”和“摩諾克西號”沿著長江逆流而上前去調查江麵上的情況。馬慕瑞在討論這次航行報告時警告說：如果“美國海軍的政策……如同過去的海軍政策一樣，……打算保護”懸掛美國國旗的船隻，就必須增派美國軍艦，因為“在過去幾個月中中國軍方肆無忌憚地[進行攻擊]”。公使建議不要重開駐重慶領事館，他認為重新開設領事館將使得美最時輪船公司的輪船和美國人重返四川省，而海軍和外交使團所屬的現有部隊無法履行向他們提供保護的義務。
凱洛格同意馬慕瑞提出的建議，雖然他確實注意到盡快恢複江麵上的美國商業交通確有好處。國務卿還要求向他提供駛抵重慶的海軍指揮官所提交的報告副本，並建議應有一名領事官員隨船進行這種航行。他們之間的往來公函中還包括這樣一項情報：在1926年秋季被趕出萬縣之前一直統治這裏的軍閥楊森似乎正在返回萬縣。人們注意到在他被趕出萬縣期間，這裏的情況反而變得更為惡劣，因為楊森過去對他“自己掌管的”那段江麵控製很嚴，再說至少他是一個已知數。
1927年年終時，中國局勢比較平靜。在年終以前，詹森就開始分析中國局勢以及美國在中國革命中應該發揮和已經發揮的作用。早在10月28日，這位助理國務卿在給他的朋友、當時擔任駐倫敦使館一等秘書的雷·艾瑟頓的信中寫道：“中國仍然是一個問題。那裏沒有政府。”
在11月10日的一份備忘錄中，詹森對國務院在過去一年中在遠東的“活動”加以總結。他指出，駐華公使館和美國十八個領事館所度過的這一年是
中國在過去十六年中政府幾乎一直不起作用的曆史的高潮。這一年多災多難，……公使館和各領事館的檔案中全都充塞著各種申訴，以及有關各類案件的沒完沒了的來往公文和備忘錄，這些案件涉及商業合同、教會購買土地、條約特權的解釋、向那些根據條約從事各種活動的美國僑民提供保護、征稅等等問題，其中百分之八十的案件仍然懸而未決。……由於政局混亂，這一時期向在華美國利益提供[保護]的工作……受到了損害。
詹森指出，由於必須製定撤離計劃，並切實展開撤離工作，因此領事館經常無法進行正常的領事工作。這個問題在上海尤為複雜，由於內地許多僑民全都逃到上海，使得這裏為數眾多的美國僑民現在又有所增加，因此問題變得更為複雜。
一星期後，詹森在另一份長篇備忘錄中指出，美國所有領事官員都在堅守崗位，隻有重慶和長沙兩地還是例外，因為這兩個城市的領事館仍然沒有重新開放。美國僑民正接受勸告，不要返回中國內地。雖然一些傳教士對此置之不理，已經返回內地，但是詹森指出：“通常說來，教會當局和傳教士本身都承認我國政府官員的勸告是明智的，他們也接受了這些勸告。”
12月月初，亨培克的助手、前駐北京公使館一等秘書裴克(威利斯·佩克)起草了一份備忘錄，這是詹森試圖反映在華美國僑民局勢的工作所取得的另一個結果。裴克在備忘錄中著重討論海軍所發揮的作用。他指出：“海軍軍艦往往是中國人肉眼可見、能使他們認識到美國力量存在的唯—令人信服的事實。”他對海軍和領事官員之間的合作予以讚賞：“如果美國外交官員和領事官員得不到海軍的合作，他們就無法給同胞們提供有效的援助。”亞洲艦隊的軍艦給商船護航，運送外交人員，這已成了正常工作，不僅如此，“如果出現特殊緊急情況……對本政府來說，海軍在向美國僑民提供援助方麵更是至關重要的。”裴克寫道：“軍艦指揮官和領事官員以及總司令和美國公使經常互相交換報告。……海軍軍官對當地複雜的政治局勢經常是了如指掌，對此國務院的官員總佩服得五體投地。”他還談到海軍在中國的通訊設施所發揮的至關緊要的作用，最後他說：“海軍軍官和外交官員親密合作，卓有成效地共同進行工作。”
布裏斯托海軍上將支持在華海軍軍官和外交官員進行合作，他稱中國“處於混亂不堪的境況之中”。他寫道：“他們必須進行合作，因為海軍司令對保護美國利益一事親自負責，雖然他必須同外交官商量，並聽取他們的建議。……我必須同他們進行合作。”幾天之後，他又指出：“由於中國局勢混亂，海軍在這裏的工作比較複雜，這樣我就承擔了雙重任務，一方麵必須積極參加保護美國利益的工作，另一方麵必須指揮艦隊的海軍活動。”
布裏斯托和亞洲艦隊都沒有能力切實履行這一雙重任務。布裏斯托在土耳其時曾在美國商人、傳教士和外交代表之間建立了牢固的聯合。這一聯合是他作為高級專員取得成功的一個主要因素，因此他希望在中國的美國僑民社團中也建立這樣一種聯合。但是中國的這些成分懸殊很大，無法使布裏斯托如願以償。巴特勒將軍談到這種“失敗似乎使總司令感到惱火”。
至於雙重任務的第二部分，隨著時間逐年推移，日本海軍力量不斷增強，亞洲艦隊愈加沒有能力執行“橙色作戰計劃”指定給它的任務。1927年12月，陸海軍聯合委員會建議，如果同日本開戰，應“盡早”加強海軍兵力，“使之超過日本的兵力”。亞洲艦隊的規模並沒有很大增加，雖然增添了一些新的軍艦，例如在12月間，新炮艦“關島號”取代了“埃爾卡諾號”，但這隻不過是以新換舊的等量替換而已。
9月5日，小耶茨·斯特林海軍少將接替霍夫海軍少將擔任長江巡邏隊司令。斯特林後來證明他確實是一個“中國通”，他對中國問題的了解比艦隊司令預料的遠為透徹，但這一點並沒有馬上顯露出來。布裏斯托指出，斯特林來了他很高興，因為這樣霍夫就必須離開。
布裏斯托於1927年開始執行一項旨在減少對“炮艦外交”的依賴的主要政策，其重要組成部分包括進一步尊重中國當局，進一步同中國當局聯係，“集合”在華美國僑民，並繼續同外交官合作。他指出：“我在天津會見了大多數中國官員……我在上海會見了蔣介石……我自己同所有美國人的關係十分密切。”在隨後到來的這一年中，中國革命將告一段落，因為北伐戰爭於1928年12月取得明顯勝利之後宣告結束。這一年也給布裏斯托提供了機會，讓他檢驗一下自己的政策功效如何，因為這一年將進一步考驗美國的對華“友誼”，並將揭示美國將來同中國的關係。
1926年9月爆發的萬縣事件使外國海軍在中國發揮的作用受到極大限製；1927年3月爆發的南京事件向美國海軍強調指出了萬縣的教訓，並向在華的所有外國人揭示這一教訓。南京事件向中外人士聲明過去由炮艦和海軍陸戰隊維護的外國在華的傳統地位再也無法一貫得到維護了。
1927年的結束也標誌了亞洲艦隊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在中國發揮的最積極的作用已告結束。1925年華南地區發生了動亂，1926年則是在華中地區，1927年華中地區和華北地區也發生了動亂，但到1928年，由於國民黨已經結束了北伐戰爭，因此隻出現了一些規模較小的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