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英國於1927年1、2月間向中國調派的增援部隊相比，美國的增援部隊規模較小，隻有三艘巡洋艦和一個不滿員的海軍陸戰團。盡管如此，在上海的事態發展過程中，美國海軍仍能發揮影響。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英國如果得不到美國的參加或者至少支持，它就很不願意在中國進行重大的幹涉。威廉士是駐中國水域外國海軍高級軍官，這一地位也加強了美國海軍的影響。饒有趣味的是直到2月初他才“因為中國局勢懸而未決”而取消了亞洲艦隊例行的冬季活動計劃。
亞洲艦隊司令理解並自覺地執行了國務院的方針。1月11日，上海市工部局要求派遣一支一千人的國際登陸部隊上岸。威廉士不僅同總領事高思一起提出建議反對這項提議，他還“明確表示他將不同其他外國部隊聯合起來保護租界”。
駐北京海軍武官哈爾西·鮑威爾於2月底被派往上海擔任總司令與公使館之間的聯絡官。鮑威爾注意到：威廉士“對待英國人十分坦率，他指出我們受到命令的約束，不能參加保衛租界。……但他建議在保護生命財產免受攻擊方麵進行合作”。
在2月4日舉行的一次高級海軍軍官會議上，法國海軍上將指出：“如果廣州人大批湧來，要求法租界投降”，他“將不予抵抗”。日本海軍上將同意這一意見，但卻不願作出承諾，而意大利軍官則說他還沒有收到明確指令，不知到底是保衛租界還是保護外國僑民。但是英國人明確表明了自己的立場。英國駐華盛頓大使表示，不管能否得到美國支持，英國都將“不顧一切代價，堅守公共租界中英國利益聚集的那塊地盤”。外交大臣奧斯汀·張伯倫對此同樣毫不含糊。他於2月12日寫信給國際聯盟秘書長埃裏克·德拉蒙德爵士說，英國決心“不讓漢口和九江的舊事在上海重演”。英國軍隊已用鐵絲網築起路障，並從25日開始在租界外圍進行巡邏，而美國海軍陸戰隊則仍留在“派克斯號”和“肖蒙特號”軍艦上。就在這個時候，上海工部局美國籍總董費信悼(斯特林·費森登)呼籲代理領事高思要求海軍陸戰隊立刻登陸。高思拒不聽取費信悼的意見，並使他得到這樣的印象：美國的軍事活動將僅限於確保安全撤離美國僑民，美國軍隊將“不在岸上進行防衛”。費信悼自以為高思和威廉士讚成把大批美國僑民撤出中國，他到處宣傳自己同代理總領事的會談情況，這導致了一場軒然大波。高思立刻確告他的上司他並沒有建議“把美國人從上海撤到馬尼拉”，他過去也沒有說過威廉士的活動將隻限於從事這一任務。
顯而易見，馬慕瑞隻是片麵地閱讀了高思的解釋。他知道高思並沒有建議把美國人撤離中國，但他卻沒有注意高思已經否認威廉士有哪種用意。馬慕瑞公使反而特意彙報說威廉士將保護美國僑民而不保護公共租界。馬慕瑞自從1926年年底以來一直攻擊的正是這一點。他知道這正是國務院的立場，亞洲艦隊司令對此表示支持也決不會使他感到驚訝。盡管如此，他還是打電報給凱洛格對此表示抗議，他爭辯說：“從切實需要來看……保護居民的生命財產與保衛租界根本無法區分。”這位公使竭立辯護，指出美國在上海並非隻能進行撤離，肯定還能采取其他行動。
國務院確告馬慕瑞雖然已經謹慎地命令威廉士不要卷入“有關公共租界地位的政治問題”，但是國務院無意催促美國公民撤離上海，除非事屬萬不得已。這樣國務院就向威廉士發了電報，授權他“為保護美國僑民的生命財產，可以任意調用[他]手下的所有部隊”。
這真是一件小事引起了一場風暴。威廉士的立場在傳給馬慕瑞公使時肯定走了樣，這位威廉士海軍司令願意調用他手下的所有部隊在上海采取必要的行動。再說不管是在公使館，還是駐上海總領事館，或者是在“匹茲堡號”軍艦上都沒有任何一個人讚成從上海撤出所有美國僑民。這一誤解表明在華盛頓的外交官和海軍軍官同駐華的外交官和海軍軍官之間分歧頗深。事實上，高思也許隻是根據詹森的一封來信來回答費信淳所提出的問題，而他的答複卻引起了這場紛爭。詹森在信中確告高思總領事：“美國沒有人讚成用海軍或陸軍部隊來維護條約在中國所導致的現狀。”詹森還指出：“如果我們聽任自己卷入用武力維護公共租界現狀的活動，本政府將遇到很多困難。”
到1927年2月底，美英兩國已經表明了它們各自的政策。美英兩國都已向上海增派了部隊，英國繼續在大規模地增派部隊。2月間，中國國內政治軍事局勢比較平靜。陳友仁在漢口同英國人舉行談判，商討歸還漢口和九江英租界問題；蔣介石的代理人也在試圖用“銀洋”攻下孫傳芳，以避免為爭奪上海而發生激戰。到2月底，駐在上海的外國海軍包括十二艘英國巡洋艦和驅逐艦，這些軍艦載有一千名海軍陸戰隊員。美國在上海擁有一艘巡洋艦，四艘炮艦，還有一千七百名海軍陸戰隊員。日本海軍有三艘巡洋艦、三艘驅逐艦、一艘炮艦，以及九百名海軍陸戰隊員。法國和意大利在上海各有一艘巡洋艦和兩艘炮艦。威廉士彙報說這支部隊“足夠用來對付估計會發生的任何危急事件”。他接著又說：“在軍艦炮火的支援下，這支部隊即使遭到中國正規軍的公然攻擊，也完全可以頂住。”與此同時，海軍武官鮑威爾上校指出，在這個月中雖然外國人仍在離開內地，但是“強烈的排外情緒的表露”已經平息下來”。
2月底，亞洲艦隊取得了一個勝利。2月27日，在宜昌被中國軍隊征用的美孚煤油公司“梅虹號”油輪駛抵漢口，“鴿子號”炮艦當晚迅速把這艘油輪牽引過來，等中國人察覺時，“鴿子號”和“伊莎貝爾號”已從兩邊把他們包圍了。他們被解除了武裝，然後下船上岸，沒有發生什麼事件。
3月初，上海地區除了這類小事件之外仍然比較平靜，3月20日晚上，國民革命軍部隊抵達上海外圍。中國人在緊靠公共租界的閘北區騷擾鬧事，並在該區舉行了示威。他們號召在22日舉行總罷工，上海工部局於21日宣布處於緊急狀態。“萬國商團”已經動員起來，工部局還請求外國部隊登陸上岸。高思表示同意，威廉士下令海軍陸戰隊登陸。
根據先前同意的一份計劃，租界外圍由英國和其他外國部隊把守，美國海軍陸戰隊則在租界內部進行巡邏。海軍陸戰隊還要保衛租界的自來水廠。22日夜間，爆發了嚴重的騷亂，軍閥部隊的士兵為了躲避國民革命軍，試圖衝破外圍，闖入租界尋求避難。但是兩輛英國裝甲車用機關槍把他們趕了回去。3月23日，這類事件愈演愈烈，英意兩國部隊都用機關槍向企圖闖入租界尋求避難的中國士兵開槍射擊。這一次估計有六十名中國人被擊斃。在這些事件中，美國海軍陸戰隊自始至終未發一槍。威廉士認為：在這段時間中“租界內的混亂無足輕重，外國軍隊的存在本身就防止了任何亂子的出現”。
但是由於發生了這些事件，威廉士還是請求把海軍陸戰隊第六團派來增援駐在中國的美軍。3月25日，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史沫特萊·巴特勒準將也趕來上海進行增援。巴特勒是海軍陸戰隊中最富有色彩的一位軍官。他曾榮獲兩枚榮譽勳章，其中一枚是因為他在1900年義和團事件時在北京率隊衝鋒而獲得的。他開始指揮駐華所有海軍陸戰隊部隊，並批準了把海軍陸戰隊第六團調往中國的建議。威廉士指出，在他首次同巴特勒準將會談時，巴特勒“脫口說出”他(巴特勒)“手頭的兵力還不到足以執行交給我們的任務的兵力的一半。……我們現在有兩種選擇，要麼放棄交給我們的一部分任務，……要麼就擔風冒險，直到我們得到增援。”
威廉士在他同巴特勒舉行會談的同一天請求把海軍陸戰隊第六團調來中國，但是一直到4月7日該團的兩個營才從聖迭戈啟程。它們於5月2日抵達上海；剩下的一個營以及其他派來增援的步兵、炮兵和坦克小隊於4月17日搭乘租借的“格蘭特總統號”輪船離開聖迭戈，這支部隊在菲律賓奧隆阿波上岸，充當後備部隊。
現在亞洲艦隊司令手頭擁有幾達一個師的兵力。隻要這支部隊和艦隊本身都集中在通商口岸，它們似乎就有足夠的力量執行保護並在可能的情況下撤離美國在華僑民的任務。但是在這之後，不管是在1927年還是在1928年，上海都沒有爆發重大的排外騷動事件。在這段時間裏，引起美國駐遠東海軍和海軍陸戰隊部隊關注的地區首先是長江中下遊地區，接著就是華北地區。
隨著5月一天天地過去，最可能發生排外活動的地點從美國海軍和海軍陸戰隊聚集的上海轉到了華北地區。4月初，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總部。接著他又擊敗了他的勁敵，也就是深受共產黨控製的漢口政府。由於這個政治問題暫時得以解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現在重又開始向北方的軍閥發動進攻。隨著中國這場鬥爭離開長江移向北方，它對京津地區和寓居此地的外國僑民所造成的壓力也是日甚一日，不斷加強。
5月14日，巴特勒將軍離開上海前往華北地區，進行為期兩周的視察。返回上海之後，他在寫信給奧隆阿波的海軍陸戰隊指揮官H·C·戴維斯上校時指出：“我心中毫不懷疑……京津地區即將爆發一場特大風暴，這場風暴將遠比襲擊長江流域地區的那場風暴來得猛烈。”巴特勒命令駐奧隆阿波的海軍陸戰隊每天實行四小時警戒，如果“風暴”襲來，就計劃把美國人全都撤離北京，並沿著通到海邊的鐵路線進行抵抗。他還通知戴維斯也許在四十五天之內就要把海軍陸戰隊調到華北地區。事實上，海軍陸戰隊第六團於6月4日就抵達大沽。
巴特勒將軍所談到的華北地區軍事計劃是要把公使館撤離北京。因此，巴特勒著重注意部隊的部署和訓練，以便掩護這一活動，並且加速這一任務的執行。撤離活動將沿著京津之間的鐵路線，然後沿著海河撤到海邊。陸軍第十五步兵團駐在天津的主要目的就是保護這條路線。然而，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巴特勒曾經同駐華高級陸軍軍官J·C·卡斯特納將軍共同進行過部署。
巴特勒和馬慕瑞同意執行保護撤離路線的政策。6月中旬，公使寫信給凱洛格指出：“對於海軍陸戰部隊的任務問題，我跟巴特勒將軍的意見完全一致。……他們唯一的任務就是保護美國人的生命財產……我的理解是，美國亞洲艦隊總司令已獲授權同美國公使的合作，謹慎地決定如何調動海軍陸戰隊，以完成這一使命。”馬慕瑞公使的這番話確實比較天真。他在這一年早些時候爆發上海危機和南京危機時已同國務院互相交換了意見，因此他理應知道艦隊司令和他自己並沒有“已獲授權……決定如何調動海軍陸戰隊。”
巴特勒將軍對這個問題了解得要比馬慕瑞清楚，他私下裏對公使的評價很低。他把馬慕瑞稱為“非常真誠”但“很軟弱”，不了解美國國內的政治形勢。巴特勒將軍對中國人的態度也符合國務院的政策。他在7月14日向第六團軍官講話時，“向他們解釋我們的態度必須同我們在美國國內所持的態度一樣，必須竭盡全力采取各種措施防止流血。……我們不同[中國人]打仗，而僅僅是幫助他們建立自己的秩序，防止南京事件的重演”。巴特勒後來還寫道：“如果我們未能維護同中國人的友好關係，未能兵不血刃就實現自己的目標，那麼這次遠征就是一場失敗。”
到6月14日，第六團和預備團分別從上海和奧隆阿波調往華北地區。他們是分批被運往華北地區的，這既是因為缺乏交通船隻，又是為了避免使駐京美國官員顯得驚慌失措。海軍陸戰隊第四團仍然留在上海。6月19日，該團團長報告說公共租界很平靜。戴維斯上校寫道：“租界內所有的路障已全部撤除，邊界警戒也很鬆弛。” 6月3日，第六團搭乘“亨德森號”抵達大沽港，巴特勒和他的參謀人員則搭乘“裏奇蒙號”輕型巡洋艦隨後抵達大沽。駐在奧隆阿波的海軍陸戰隊搭乘“肖蒙特號”先來到上海，6月最後一個星期他們才在華北地區登陸。
到1927年6月30日，天津已有一千九百四十九名海軍陸戰隊員；位於天津和海岸之間海河岸邊的新河有五百九十六名；上海則有一千四百七十九名。這幾個團的兵力總數為四千五百二十七人，除此之外，還有八百九十三名海軍陸戰隊員長期派駐遠東地區。這樣，威廉士手下共有四千八百六十名海軍陸戰隊員。
巴特勒認為這支部隊兵力不足，因此在1927年5月間軍官以及士兵的調動全都停止。任何官兵都不能調回美國，“除非是因為服役期滿，或是因為品行不端，名聲敗壞，被開除軍籍，或是因為體檢不合格等原因。”同樣，由於“北京附近局勢懸而未決”，公使館衛隊也大大超編，其中一部分是從菲律賓甲米地抽調來京的。現在外國在華北地區的部隊要數美國部隊兵力最強。
5月份，長江沿岸的政治局勢“相對來說比較平穩”，到6月底，英國政府已允許本國婦女兒童返回漢口。在長江流域以北，吳佩孚已不再是一大勢力，但是張作霖仍然強有力地控製著河北省(北京所屬的省份)。閻錫山正在山西保持中立，而馮玉祥則已積極地同蔣介石結為聯盟。事實上，馮玉祥的國民軍部隊正在同國民革命軍你追我趕奔往北京。對於已經攻克“南都”南京的蔣介石來說，如果能再攻克“北都”北京，那就將大大加強他作為全中國領袖的地位，雖然仍有數省不在國民黨的控製之下。
威廉士海軍上將在1927年6月30日的年度報告中指出，在前一年中，“由於中國政治局勢動蕩不定”，亞洲艦隊所有水麵軍艦幾乎全都在中國執行任務，包括十八艘驅逐艦，所有炮艦，“匹茲堡號”軍艦，輕型巡洋艦第三分隊所屬的巡洋艦，以及許多運輸船和供應船，等等。事實上，就在威廉士寫報告的時候，亞洲艦隊隻有一艘作戰軍艦不在中國水域：“艾什維爾號”正在甲米地維修發動機。
“艾什維爾號”的不佳境況很能說明諸艘炮艦耗損的情況。舉例來說，威廉士報告說，“‘帕姆帕恩加號’很快就將一無用處”；海軍正迫不急待地希望得到當時正在上海製造的新炮艦。威廉士的這份年度報告也談到了缺乏運輸艦這一問題，因為“亨德森號”和“肖蒙特號”運輸船正在忙著運送海軍陸戰隊，而執行例行調動的海軍人員都是搭乘租借的班船。自從前一年以來，通訊已有很大改善，現已安置許多高頻率無線電。另外，現在的旗艦“匹茲堡號”的設備也遠比“休倫號”精良。通訊量(包括國務院和海軍拍發的電報)的增減恰好同中國危機的強弱成正比。通訊量少則如1926年12月的五萬組，多則如1927年5月的二十五萬零五百六十九組，這一月間上海和華北地區的局勢都被列為危機。
海軍陸戰隊必須執行的任務十分艱巨，他們保護美國僑民的生命和條約賦予他們的權利，但又不能幹涉中國的國內局勢。在此之前這項任務主要是由炮艦執行。史沫特萊·巴特勒把這項任務稱為
一項難乎其難的任務，尤其是當我們認識到在我們必須保護我國僑民安全的同時，我們還承擔了推進友好關係這樣一項同樣重要的責任。……這支既提供保護又“執行友好親善使命的部隊”中的每一個成員都不能有些許差錯，不然的話，隻有用刺刀才能保護那些置身於一場你死我活的內戰中間的僑民，而用武力是很難永久加強[友好關係]的。
巴特勒將軍比較小心謹慎，他在表麵上和實質上都維持美國在中國單獨行動這一政策。巴特勒寫道：“我從未親自參加過所謂的‘盟軍會議’，而總是請我的參謀長米勒中校和其他參謀人員代表我參加會議。”巴特勒準備隻用自己的海軍陸戰隊來完成自己的任務。具體來說，他製定了各種計劃，如在天津美國街區外圍設立防衛，街區內部防備暴徒鬧事，保護設在該城的美國領事館，防止設在天津附近的美孚煤油公司大型設施遭到破壞，等等，最重要的是他準備把北京的美國僑民撤到海邊。巴特勒發明了兩個新花樣來防止中國人侵占租界地區，這樣也就能大大減少發生衝突的可能性。首先，巴特勒派人準備好傳單，“以便向中國部隊散發……表示願意購買他們的武器”。其次，為了使大家能夠從天津本地人城區的人群中穿過，“我親自安排搞到三噸當地使用的銅幣，我們準備把這些銅幣當作‘誘餌’，把人群從我們的隊伍穿過市區時所經過的路線引開。一輛卡車將載著這些銅幣，順著預計會把人群從我們撤退的主要街道引開的方向行駛，讓銅幣慢慢地從車上漏到路上”。
巴特勒將軍繼續強調美國的政策是要單獨行動，並且隻保護本國的僑民。同時巴特勒還繼續觸怒法國當局。這一次，法國駐天津領事聲稱海軍陸戰隊未經允許就搬進了一些法國人擁有的倉庫，他們駕駛卡車橫衝直撞，表現很壞。巴特勒命令自己的參謀長賠禮道歉，但是沒有任何海軍陸戰隊員受到懲罰，他也沒有退還那些倉庫。
就在這位海軍陸戰隊將軍準備應付華北地區預計會出現的危機時，長江流域仍然引起了長江巡邏隊的關注，現在這支巡邏隊擁有一支驅逐艦分隊中的大部分軍艦。在1927年6月30日這一天，“皮爾斯伯裏號”正在九江，“教皇號”、“普雷斯頓號”和“赫爾伯特號”正在注視南京的事態發展；“普雷貝爾號”正在鎮江；“斯圖亞特號”、“特拉克斯頓號”和巡洋艦“辛辛那提號”正在漢口。上遊地區仍然很少有商船活動。美孚煤油公司儲存在重慶的石油已被中國人搶走，而那些儲存在長沙的石油也有遭受同樣厄運的危險。美最時輪船公司的船隻在四川省仍然維持著時斷時續的航運，但是它們都是在沒有海軍保護的情況下在江麵上行駛，並且“遇到很多困難……它們遭到征用以及其他種種侮辱”。
1927年6、7月間，長江地區相對來說比較平靜，隻是美最時輪船公司的船隻受到了騷擾，這家公司不得不繼續進行航運活動，不然就將破產倒閉。然而，中國軍閥部隊在8月間又向國民革命軍發動反攻並取得了勝利，孫傳芳的部隊在蕪湖和鎮江之間又打到了江邊。這樣一來，不僅“所有外國人的房舍幾乎全都被強行征用”，而且“漢口以及漢口以東長江沿岸的商業活動也變得越來越困難”。然而江麵上美國軍艦所更為關注的是狙擊事件正在增加。
7月1日，“皮爾斯伯裏號”在漢口以東七十五英裏處遭到射擊。這之後，在8月22日和31日之間，“辛普森號”、“麥考密克號”、“伊莎貝爾號”、“諾亞號”和“鸚鵡號”都遭到步槍和機關槍的射擊。這些事件都出現在蕪湖和鎮江之間。軍艦沒有受到破壞，隻有兩人受了輕傷。9月5日，“鸚鵡號”和“鴿子號”同樣也受到了攻擊。“特拉克斯頓號”則於10月21日受到了攻擊。這時國民革命軍部隊又再次把軍閥部隊從江邊趕走。事實上，到10月底，長江流域地區已經十分平靜，駐漢口總領事甚至同美孚煤油公司和吉爾斯比公司的代表們一起逆江而上，準備去四川調查是否可以在該省重新恢複美國的商業活動。但是他們在宜昌就遇到了“混亂不堪的情況”，這就把他們給擋了回來。
在1927年夏秋兩季，討論解決南京事件的談判同樣也在繼續進行。由於陳友仁支持漢口左派政府，而不支持蔣介石，因此他於5月被解除外交部長一職，在這之後，中美兩國同意建立一個委員會來調查南京事件。這一委員會於7月底開始開會。蔣介石在7月1日同英國“龍號”軍艦艦長談話時強調指出，他的政府希望解決這一事件。這位中國領袖聲稱，他“急切希望外國人返回南京”，並再三指出他們將受到保護。
國務院已經開始同情蔣介石，盡管中國的局勢仍具有很大威脅。早在1927年5月3日，前駐南京領事、現在擔任駐北京公使館一等秘書的戴偉士就向國務院提出：“現在同最能代表所謂民族主義運動的蔣介石派別建立良好關係是十分可取的。” 9月間，詹森分析了中國的國內局勢，包括修改關稅和治外法權條約的前景問題，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可能放棄有關我們在華的官方和私人特權的大部分規定”。這種意見自然使總統四個月前所表明的美國對華政策又前進了一步。當時柯立芝表示，美國“正在執行最溫和的政策，……我們派遣部隊[留駐中國]的唯一目的是要打退向我國僑民發動的進攻。我們正把他們遷往安全地點，並試圖采取措施，防止發生任何有害於他們的事件，這類事件的發生可能迫使我們不得不采取積極行動進行幹涉”。現在，詹森把不幹涉這種主張推向一個合乎邏輯的終點：美國可以放棄在華的治外法權特權(也就是放棄軍事保護)，因為很明顯這個國家正在力圖建立一個溫和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