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國務院主管中國事務的官員經常是眾說紛紜，但是1925年，雅各布·舒爾曼擔任四年駐華公使之後任期已滿，準備離華回國。接替他職務的是馬慕瑞，他是一名著名的外交家和學者，是眾所公認的遠東事務專家。他在1906年獲準進入紐約律師界之後，就步入外交界，先後在曼穀、聖彼得堡、北京和東京等地任職，並擔任國務院遠東司司長，1921年至1922年期間他作為首席顧問隨美國代表團參加過在華盛頓舉行的軍備限製會議，1925年他擔任助理國務卿。
《紐約時報》在一篇題為“專家出任駐華公使”的社論中對馬慕瑞的任命大加讚賞，並且指出，盡管美國盛行孤立主義情緒，但是“我們已深深地陷於東方的政治，不能自拔。隻要我們還占據著菲律賓，我們就無法對太平洋地區的政治潮流不聞不問。”就在馬慕瑞被調到北京任職的同時，詹森被任命為遠東司司長。詹森於1907年參加領事工作，他先在北京任職兩年，然後先後在駐沈陽、漢口、上海、重慶、長沙等地領事館工作，後又回駐上海領事館工作，一直到1918年他才回華盛頓在國務院新設的“中國股”任職。他擔任此職是經當時的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保羅·賴尼希)的推薦，芮恩施把他稱為“擔任此職的最佳人選”。詹森擔任此職一幹就是五年，在此期間他曾協助馬慕瑞參加華盛頓會議。後來詹森出任遠東巡回領事，為期兩年，然後才擔任遠東司司長一職。詹森和馬慕瑞都是精通中國事務的專家，詹森於1925年4月擔任新職，馬慕瑞則於該年年底擔任駐北京公使。
雖然詹森和馬慕瑞同事多年，但是他們對中國當時爆發的事件卻持有不同的觀點。1925年，他們兩人一擔任新職，這種意見分歧就明顯地暴露出來。當“五卅”事件爆發時，馬慕瑞寫道，中國人的情緒“一下子變得如此灼熱，這確實是我始料未及的”。他認為原因是中國要求修改關稅和治外法權條約。馬慕瑞讚成采取一種保守政策，他沒有建議采取嚴厲行動，他認為應該謹慎行事，對現存製度進行修改：
逾越我們華盛頓條約義務的規定和精神……不僅逾越了我所憶及的華盛頓會議宗旨，而且也是在鼓勵一種不負責任的精神，最近甚至那些頭腦最為清醒的中國人，也因為各種布爾什維克和幼稚的民族主義影響而染上了這種不負責任的精神。
詹森也認識到中國正在發生革命。但是馬慕瑞竭力主張采取一種保守的限製性的政策反對那些“布爾什維克和幼稚的民族主義的影響”，而詹森卻敦促美國率先減輕那些有關關稅控製和治外法權的“不平等條約”所造成的負擔，以此來鼓勵中國的一種自由化的政治趨勢。
在1925年到1928年期間，詹森和馬慕瑞繼續對中國局勢持不同的觀點。盡管如此，他們還是友好相處，相互之間無所拘束地互通信函，並且他們兩人工作的首要任務都是要保護在華的美國僑民。盡管他們之間存在著分歧，1928年8月詹森在給馬慕瑞的信中還是指出：“你在那裏工作十分出色，雖然我們偶爾對你的工作進行批評，但我希望你不會因此而認為我們這裏對你的出色工作不加讚賞。”
遠東司司長詹森的前任羅赫德(弗蘭克·洛克哈特)也是一位“老中國通”。羅赫德辭職之後前往漢口擔任總領事，他在這一重要的崗位上一直工作到1928年。他似乎堪稱為外交官的典範；他給北京和華盛頓的報告洞察力很深，不偏向馬慕瑞或詹森任何一人的觀點。當時象詹森、馬慕瑞、羅赫德以及亨培克(斯坦利·霍恩貝克，1927年接替詹森的職務)等這樣經驗豐富的外交官都在同時任職，這表明本世紀二十年代美國這批中國通外交官的力量十分雄厚。亨培克在1927年的一篇文章中談到了這一點：
國務院遠東司中有五位官員，他們每人對遠東都有長期的經驗。其中兩人生在中國，並在那裏長大，他們和另外一名官員都在中國擔任過十五年以上的職業公職，都能閱讀中文並講中文。……第四位官員已幹過三十多年的領事工作，其中過去的十三年是在中國任職。……第五名官員已在日本、滿洲和西伯利亞等地幹過二十年職業外交公職。……美國駐華公使是公認的中國問題權威，……這些人都是遠東通。
雖然1925年春夏兩季所爆發的事件並非直接針對美國僑民，但是美國僑民也同其他外國僑民一樣大批撤離中國內地來到各通商口岸。在1929年以前的一段時間裏，撤離工作變得越來越頻繁，這種撤離通常都由美國領事宣布，並得到美國海軍部隊的支援，尤其是內河炮艦的支援。“保護財產”的工作幾乎毫無例外都是無法執行的。1925年7月，亞洲艦隊司令指出一些炮艦正在撤離平民，並彙報說除了重慶“美國醫院中有六人患病未起”之外，上遊地區所有美國婦女兒童已全部撤到宜昌，接著又撤到中下遊的一些地方。同樣，經美國駐北京海軍武官喬治·佩頓吉爾海軍上校轉送的英國武官的一份報告也指出：“已命令中國西部地區的英國婦女兒童離開那裏，前往較大的港口城市。”
7月間，華盛頓海軍上將提交了1925年財政年度報告，這位總司令寫道，“可以看出各派敵對的中國勢力所發動的戰爭，占據了這一階段的大部分時間，……並迫使我們不得不在中國各港口城市和散布各地的廣闊地區部署軍艦，以保護美國僑民的生命財產。”很明顯，華盛頓海軍上將認為，這些活動使得艦隊的“絕對效率”受到損害，因為它們“影響了預定的射擊訓練和技術操練的……正常程序”。顯而易見，華盛頓海軍上將沒有認識到美國人是中國人仇恨的對象。他似乎認為在華外國人遭受的苦難隻是中國鬥爭所造成的副作用，他似乎並不認為在這場鬥爭中首當其衝的正是這些外國人。
這些活動對艦隊的後勤工作也造成了額外的負擔。早在1925年2月，亞洲艦隊就曾不得不請求增撥一百萬或一百五十萬加侖燃料油。這一請求後來獲得批準，雖然海軍作戰部長E·W·埃伯利海軍上將曾警告說：“配量不會再有增加”。同一年6月30日和8月25日，艦隊不得不從美孚煤油公司在華的油庫中搞一些燃料油。在1925年財政年度中，艦隊耗油耗煤總值達二百萬美元，這比前一年的開支增加了一倍多，這表明由於中國的動亂，艦隊不得不增加活動。
這份年度報告還指出，中國的通訊設備十分落後，而通訊設備卻又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為美國外交官經常使用海軍的電台設備。1925年，長江巡邏隊指出，雖然江麵上軍艦之間的通訊聯係情況很好，但是如果一艘軍艦停泊在南京，它“同北京的通訊就十分糟糕”。另外，“長江缺乏電報員，這加重了由設備不足所造成的困難”。
1925年夏季過半的時候，中國局勢稍有平息，雖然抵製英貨和罷工運動仍在繼續。7月18日，馬慕瑞向北京中國政府遞交了委任證書；7月30日，長江巡邏隊司令彙報說，一百三十四名海軍陸戰隊員已經撤離上海。這位海軍少將把尚未撤離的部隊的作用稱作是“幾乎完全是防禦性的”。8月10日，美國最後一批登陸部隊也從公共租界撤出，艦隊司令彙報說：“中美之間各種關係都很親密。”
馬慕瑞在他首批電報中告訴克寧翰總領事，他認為：“在中國領土上駐紮海軍陸戰隊，即便是暫時駐紮，也極不適當。……我認為登陸部隊應盡早撤出。”英國人似乎也較為平靜地看待中國局勢，雖然8月初為了保護南京的一些英國倉庫，英國“德班號”巡洋艦曾運載一班左右的部隊登陸上岸。有人引證說“海軍部的看法”是“中國的動亂將無限期池持續下去……長江縱隊和西江縱隊兵力已有所增加”。在有人作出相當黯淡的評估(“海軍物資有可能被課以重稅”)之前三個月，海軍大臣曾闡明英國海軍的對華政策：“已向海軍當局發布通令，隻有在英國國民的生命財產確實受到暴力威脅，並在別無他法控製這種暴力活動時，[才能派遣武裝部隊登陸]。”1925年9月18日外交大臣奧斯汀·張伯倫也再次對這一政策作了闡述。他還聲稱：“我們唯一的願望就是要看到一個強大、統一、獨立、秩序井然和繁榮昌盛的中國。”外交大臣最後斷言：“我們之間……不存在本質上的衝突。”
馬慕瑞擔任新職後不久，就表示出他也許同情那種較為嚴厲地看待中國勢態發展的觀點。1925年8月初，這位公使給國務卿拍了一封思想豐富的電報，報告了法英兩國對美國參加保衛沙麵一事的態度。馬慕瑞雖然承認沙麵不象上海的公共租界那樣是由多國機構共同管理的，而是完全由英法兩國單獨管理，但是他還是認為美國海軍部隊將不得不參加保衛沙麵的工作。這位公使推論說，如果不同英法部隊緊密合作，“幾乎就不可能”保護這一地區的美國僑民。他還指出，如果在人們威脅要發動進攻的時候撤出所有美國僑民，這樣不僅“有失禮貌”，而且還會鼓勵“中國人進一步采取敵對行動”。國務院對此立即給予否定的回答。國務院指令馬慕瑞：“不應為了保護財產而讓生命受到不必要的威脅，美國部隊不應參加保護廣州沙麵的工作。”凱洛格同意如果“受到明確要求”，美國海軍部隊可以同其他外國的海軍部隊合作。國務卿最後的意見並無多大幫助，他指出：“通常而言，本政府的政策是要把美國僑民撤到安全地點，指望中國政府保護他們的財產，如果英法計劃采取不同的政策，本政府這項政策應指導美國海軍指揮當局的工作。”這一次，凱洛格對中國局勢所采取的是一種合法方法，這種方法雖然“正確”，但是對那些在中國工作的領事官員和海軍軍官來說都毫無實用價值，因為當地的地方當局經常是無法發揮作用，或者在同外國人打交道時公開持敵對態度。另外，他在電報中對保護生命和保護財產加以區分，這就同美國通常表明的“保護生命財產”的政策有所抵觸。這封電報是發給亞洲艦隊司令的，然後這封電報大概就會傳給底下的官員。
1925年下半年沒有發生涉及美國人的事件。美國僑民參加了由英國人組織的上海“秘密委員會”，這一組織的宗旨是“維護在華治外法權，維護公共租界完整無缺，推進英國的各種利益”。該委員會由一個十六人小組領導。美孚煤油公司、怡和洋行和英美在華的其他一些大公司都應該委員會請求向他們提供款項。該委員會的籌款活動帶有一種要挾色彩。《北華捷報》把該委員會的觀點大肆張揚出去，現在已很難確定這種觀點是否擁有很大的影響。
1925年9月初，謠傳抵製英貨的運動將擴大範圍，美貨也將受到抵製，據說這是為了報複“薩克拉門托號”給英國“綠鈴號”海岸炮艦補充燃料，但是後來證明這些謠傳毫無根據。9月7日，上海“二千中國暴徒”聚集在公共租界河南路的巡捕房前進行威脅，巡捕們開槍射擊，這才驅散了這批暴徒。這次事件同“五卅”事件相差無幾，隻是規模較小。這一事件之後，中國學生沿著租界邊界舉行遊行以示抗議，但是據稱這隻是一次“平靜的”抗議，隻有英國派遣了一小隊海軍陸戰隊登陸。
盡管發生了這次事件，上海工部局還是於9月月中通過一項決議，決定結束緊急狀態。精琦士於10月月中從廣州報告說，“一大批美國人已返回廣州領事區”，中國人對美國人的態度“已有很大改善”。另外他還把局勢說成“並非過分危險”。
夏末，美國艦隊的活動重又恢複往日的程序。10月13日，威廉士(克拉倫斯·威廉斯)海軍上將接任亞洲艦隊司令一職，亨利·霍夫海軍少將則接任長江巡邏隊司令一職。”威廉士的前任在他最後一份“年度報告”中對艦隊的夏季活動作了言簡意賅的總結：
在本報告涉及的時期內，排外罷工和抵製外貨運動經常不斷地幹擾本艦隊的正常活動，迫使艦隊不得不在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部署一支驅逐艦分隊，以保護美國僑民的生命財產，有時還得部署另一支分隊以及“裏紮爾號”和“哈特號”軍艦。
在1925年年底，亞洲艦隊仍然根據這一承諾進行部署。12月2日，華南巡邏隊和長江巡邏隊的炮艦都進入了各自的冬季崗位，“艾什維爾號”來到天津。除去五、六艘驅逐艦之外，艦隊其他軍艦都來到菲律賓進行例行操練和維修。
由於一艘中國炮艦轟擊了煙台城，“麥克利什號”驅逐艦被派往煙台。轟擊並沒有造成什麼損害，“麥克利什號”和英國“協和號”以及兩艘日本輕型巡洋艦一趕到煙台，那艘中國軍艦就駛離了該地。除了北京公使館擁有四百三十名海軍陸戰隊衛兵之外，在中國土地上沒有其他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遠東地區尚有約三百六十名海軍陸戰隊士兵；其中二百八十九名都留在亞洲艦隊的軍艦上，其餘都分駐在菲律賓的甲米地和奧隆阿波以及關島等地。
在1925年最後三個月間出現了一些排外活動，因為參加中國政治鬥爭的各派，繼續對外國商船進行征用和課稅，其中受害最大的是在長江航行的外國商船。11月7、8兩日間，美最時輪船公司所屬的“梅仁號”輪船在從宜昌駛向重慶的途中遭到了岸上的射擊，數艘平底帆船也向“梅仁號”開槍射擊。“梅仁號”船上的美國海軍衛隊開槍予以還擊。在回程途中，“帕洛斯號”護送“梅仁號”走了一段路。盡管當地的中國軍閥聲稱這艘商船欠了他的稅，並進行威脅，但是在歸程途中沒有發生什麼事件。
由於發生了這一事件，美國駐重慶領事瓦爾特·亞當斯向馬慕瑞和凱洛格建議，在長江上遊行駛的所有美國商船都應部署美國海軍武裝小分隊。亞當斯談到公使館過去曾命令海軍衛隊可以還擊“土匪和非正規軍”的射擊，但不可以對“軍隊有組織的進攻”進行還擊。這是要防止海軍人員幹涉中國派係之間的戰鬥，即使是偶然的幹涉也應防止。亞當斯領事指出這種限製根本行不通。但是他的請求沒有得到答複。這個問題一直討論到1928年夏天方才了結。與此同時，如果海軍認為美國商船受到特殊的威脅，美國海軍可向這些商船派遣小分隊。如果要在商船上設置警衛，則需要商船的母公司提出特殊要求，並得到當地的領事和高級海軍軍官的同意。在1925年到1928年期間，海軍很少會在現場幾乎沒有美國人的情況下向懸掛美國國旗的商船派遣警衛以保護美國人的財產，在通常情況下，商船船長是唯一的美國人。
年終時分又發生了一起頗能說明問題的小事件。12月15日，主管汕頭事務的副領事卡爾弗·張伯倫給公使館打電報，請求向汕頭派遣一艘軍艦，以便“激發人們現在所缺乏的信心”。華南巡邏隊力量已有削弱，因為它的兩艘軍艦正在幹船塢裏修理，因此它無法滿足這一要求，但是艦隊司令於12月18日派遣一艘驅逐艦前往汕頭。這表明海軍經常對在華的國務院官員作出積極的反應，而這批官員則經常依賴亞洲艦隊的軍艦進行工作。
在1925年整整一年之中，亞洲艦隊的主要任務是保護在華美國僑民的生命，在今後幾年中這一任務沒有發生變化，至少一直延續到1928年中國統一為止。1925年11月，美國駐華公使談到這支艦隊的工作很有效用。馬慕瑞把麥克維海軍少將的一份急件轉給國務卿。麥克維在這份急件中斷言：“隻是因為外國軍隊和登陸部隊的存在……才使得上海免遭焚燒和搶劫。”馬慕瑞對這種意見也表示支持。他還強調在華的海軍官兵同國務院官員之間的合作共事十分有效。
遠東司司長詹森在1925年夏季起草的一份備忘錄中討論了亞洲艦隊在華任務的範圍這一問題。他指出：“在全國各地共散居著約有九千[美國人]，分別從事商業、傳教和教育工作”，接著他又指出：“中國政府並沒有根據中美兩國之間的條約向這些美國僑民提供他們理應得到的全麵保護。”在這份備忘錄最後，詹森再次指出美國駐華武官曾提出的意見：“北京現政府的全麵癱瘓令人十分不安。”他還指出，在諸如鎮江、九江、漢口、廣州和上海等地爆發的排外暴動，迫使在華美國海軍部隊不得不提供援助。很明顯，美國官員肯定沒有認識到美國政策實際上是支持北京政府。海軍的工作重點是要防止中國出現動亂，這通常就意味著支持現在掌權的統治者，而不顧國民運動部隊的利益。
遠東地區的官員同詹森一樣也缺乏樂觀。駐北京武官馬格德(約翰·馬格魯德)少校在1925年6月的一份報告中也指出，中國人厭惡美國人根本不亞於他們厭惡其他外國人，“如果說中國人熱愛[美國人]那真是無稽之談。……他們厭惡我們。”這位武官最後指出：“爆發一場重大災難的危險已經迫在眉睫，這場災難將使得義和團暴動相形見絀。”
1925年亞洲艦隊活動的方式對以後三年中艦隊的活動頗有典型性。隨著中國革命變得更為明確，國民黨對革命的控製也更為加強，諸如抵製外貨和罷工這一類的排外運動和那些徹頭徹尾的暴亂也變得更為強烈，更為明確。這些排外運動主要是針對外國在華勢力中成為眾矢之的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商業和教會勢力。這場革命的領導人試圖指導並控製當時已經存在並且是十分認真的排外情緒，以實現自己特定的目標。
這樣一來，亞洲艦隊所承受的負擔就變得更為沉重。在華美國人都是分居在全國各地，他們幾乎全都認為自己理應得到海軍的保護。在1925年12月以後的三年中，亞洲艦隊將日甚一日地加倍努力，發揮自己的外交技巧和海軍作戰技巧，向美國僑民提供這種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