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立刻進行了總罷工。到6月4日，裝卸工人已全部離開碼頭，外國俱樂部和旅館的仆役也全部離開。到6月4日，僅公共租界一地就有七萬四千多名工人舉行罷工。
五卅事件爆發之際，包括三艘美國驅逐艦在內的龐大的外國艦隊同往常一樣仍駐在上海。正在趕往上海的還有另外六艘驅逐艦，“薩克拉門托號”炮艦，還有載有一百二十五名海軍陸戰隊員的“賈森號”運煤船。
6月2日，駐京代辦費迪南德·梅厄批準了駐滬總領事提出的美國參加國際登陸部隊的建議：“我已發電報給總司令，強烈支持克寧翰的要求，……條件是上海海軍部隊應由各國部隊組成，……而不是大部分都由美國部隊組成。”國務院對美國參加上海的登陸部隊表示同意，國務院指出：“雖然國務院對事態發展表示遺憾，但它熱切希望采取所有必要措施……為美國人的生命財產提供適當的保護。”但是國務院卻告誡駐滬總領事：“如果計劃采取超越這一任務的行動，應迅速通知國務院。”這也就是說美國部隊將不保衛租界。
6月6日，美國副國務卿約瑟夫·格魯會見了中國駐美公使施肇基，在會談中格魯也談到了這一點，他指出已命令美國駐華部隊“采取適當措施，保護美國人的生命財產，但是僅此而已”。柯立芝總統在6月5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強調指出了這一政策，他指出海軍陸戰隊駐在上海的“目的是保護美國人的生命財產……海軍陸戰隊登陸上岸是為了[使我國僑民]得到適當的保護”。格魯和柯立芝總統都沒有說為實現這一目標可能必須采取哪些步驟，或已授權采取哪些行動。他們也沒有指出當時岸上的外國部隊半數以上都是美國部隊。
6月2日與4日，“皮爾斯伯裏號”、“教皇號”和“特拉克斯頓號”驅逐艦以及“埃爾卡諾號”和“企鵝號”炮艦共運載二百四十名官兵登陸上岸。“哈特號”和“斯圖爾特號”驅逐艦運載從“休倫號”和“伊莎貝爾號”軍艦上下來的海軍陸戰隊分隊以及麥克維海軍少將將預定在6月5日抵達上海。“薩克拉門托號”和運載了一百二十五名海軍陸戰隊的“賈森號”也定於6月8日抵達上海。
到6月6日，駐京外國代表已作出決定，派遣一個委員會前往上海對五卅事件進行調查。梅厄也於同一天打電報給克寧翰，呼籲采取“調解措施”，如果這些措施“有助於恢複正常情況的話”。這時，上海的登陸部隊已有八百五十人，其中美國部隊人數最多，共有三百三十五人。
6月8日，“薩克拉門托號”和“賈森號”軍艦駛抵上海。“賈森號”運載的海軍陸戰隊立刻登陸上岸，至於這是克寧翰的命令還是麥克維自作決定已不甚清楚。這些美國駐滬部隊總共擁有六艘驅逐艦、六艘炮艦和“賈森號”運煤船。岸上共有四百四十五名美國官兵，還有一千名美國官兵留在船上。這樣，雖然國務院和公使館都在呼籲采取溫和態度並盡早撤出上海，但是駐滬領事官員和海軍軍官卻在擴大陸上的美國軍事力量。
美國在上海不僅兵力最強，軍艦最多，而且其他外國海軍司令也“一致同意”指定麥克維擔任駐滬所有外國軍艦的指揮。在危機達到高潮的時候，上海總共有三十三艘外國軍艦。麥克維報告說，根據一致同意的決定，所有通商口岸幾乎都駐有外國軍艦。但是亞洲艦隊司令對於上海所發生的事件並沒有采取過激行動；艦隊其他軍艦幾乎都在執行正常活動。“艾什維爾號”和“帕姆帕恩加號”炮艦駐在廣州，“海倫娜號”駐在香港，“摩諾克西號”和“鴿子號”正在訪問漢口，而“帕洛斯號”則正泊在重慶。艦隊主力已開往華北沿海的夏季活動區。“芬奇號”掃雷艇也駛抵青島，同已在這裏的“坎羅普斯號”和九艘潛艇會合。“休倫號”、“黑隼號”和十四艘驅逐艦都已來到煙台。
6月8日，克寧翰總領事針對梅厄要求撤出登陸部隊的建議作出自己的反應，他指出：“裁減兵力將給這支部隊造成巨大危險”。但是這支登陸部隊似乎隻能心平氣和地看守租界的各種設施，除此之外，無事可幹。事實上，克寧翰第二天就承認：“目前沒有理由為美國僑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感到驚慌”。6月14日，一部分防衛部隊開始撤退，其餘的部隊不久也都撤了出去。
與此同時，由五卅運動觸發的騷亂正在到處蔓延。6月3日，長沙城裏大中學校學生開始罷課。更為嚴重的是一批中國暴徒於6月5日闖進鎮江英租界，搗毀了管理委員會，最後隻是當英國士兵朝他們開槍時他們才離開。當時美國“企鵝號”正在鎮江，艦長J·B·廷伯萊克少校於6月10日在英國領事館參加了一次“作戰會議”。他向美僑社團建議婦女兒童應離開鎮江前往上海，“不少人”接受了他的建議。
6月12日，漢口也發生了一起類似事件，“摩諾克西號”和“鴿子號”派遣一支衛隊前去幫助保衛英租界。麥克維還命令兩艘驅逐艦從上海趕往漢口。到6月13日，漢口局勢已趨平靜，但是同一天，一群暴徒卻搶劫了九江的英日兩國租界。隻有日本派遣一隊水兵登陸上岸，但是麥克維主動提出派遣一艘驅逐艦趕往該市。派遣驅逐艦前往各地救援完全符合麥克維對長江巡邏隊所承擔的使命的理解，他指出：“我的工作就是在長江來回奔波，及時趕到某地，防患於未然，如果事故已經發生，則應盡快趕到出事地點解決問題。”
美國“斯圖爾特號”驅逐艦被派往九江，6月17日，這艘驅逐艦運送一支二十人組成的部隊登陸上岸，“幫助保衛租界”。一些美國人已經逃入租界尋求避難。這批美國水兵同先前已經登陸的英日兩國水兵彙合起來，二十名英國水兵是從英國“蜜蜂號”炮艦上登陸上岸的，而四十名日本水兵則是由一艘日本驅逐艦和一艘日本炮艦運載上岸的。
五卅事件之後最嚴重的事件是於6月23日在廣州爆發的。這一事件的爆發點遠離上海和長江流域地區，這表明當時中國各地都有各種事件發生。上海於6月1日舉行的罷工迅速波及華南地區，到6月18日，香港百分之九十的碼頭工人都已拒不工作。到6月20日，香港附近的廣州同樣也舉行了罷工，珠江河裏作為外國租界區的沙麵島上的大部分工人和仆役也都進行了罷工。
罷工浪潮來勢非常迅猛，華南巡邏隊司令一直到6月9日還彙報說“沒有必要向廣州增派海軍部隊”。但是“帕姆帕恩加號”在6月10日、11日和12日連續三天都遭到岸上的槍擊。6月中旬，廣州附近的梧州發生了一起較為嚴重的事件，中國學生占領了城裏美國浸禮會開辦的斯托特醫院，並把財物搶劫一空。事發之後，“帕姆帕恩加號”炮艦撤出了醫院裏的西方職員，但是並沒有試圖奪回醫院。“帕姆帕恩加號”把從斯托特醫院撒出的難民送到廣州，然後又於6月16日返回梧州。由於梧州發生了反教會騷亂，城裏的美孚煤油公司代表不得不於6月10日和15日呼救，但是隻是在美孚煤油公司設在紐約的辦事處直接向國務院呼救之後，華盛頓才命令駐廣州總領事精琦士(道格拉斯·詹金斯)，請華南巡邏隊司令康斯坦恩海軍上校派遣一艘炮艦前往梧州。
廣州是華南地區排外活動的中心，廣州宣布6月23日將舉行遊行示威。這一天遊行隊伍在同情示威的中國武裝士兵的護衛下，沿著珠江一岸前進，這時沙麵沿江布滿了英、法、日、意等國部隊。大部分部隊都來自泊在港裏的戰艦，但是也有由各國平民組成的義勇軍。隻聽有一方開了一槍，頓時引起了激烈的槍戰，約有四十三名中國人和一名歐洲人被打死。駐廣州總領事指出，沙麵衛戍部隊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平民義勇軍組成的，而中國士兵中則包括大批來自由蘇聯人組織的黃埔軍校的學生。這樣，雙方都有一批持有武器但卻沒有經驗的人，誰都有可能先開第一槍。當時岸上沒有美國水兵，但是附近的“艾什維爾號”炮艦上有一支美國登陸部隊。
為了保險起見，精琦士總領事已把自己的密碼和官印送到“艾什維爾號”炮艦上，但是他報告說，交火開始後他和康斯坦恩駛車“數英裏穿過城區沒遇到什麼困難”就來到了沙麵。精琦士還彙報說，6月23日，在珠江沿岸“事實上已有一些美國人同英國、丹麥等國人共同駐守一些戰略要點”。美國義勇軍守衛了兩天之後，“就不願再持槍守衛了”，因為他們已經認清美國海軍將不在這裏登陸。
沙麵事件爆發之後，排外罷工和抵製外貨運動繼續擴大。英國代辦建議美國同其他外國一起在中國建立一支更為強大的部隊。針對這一建議，凱洛格指出：“美國駐遠東部隊的司令官們沒有要求提供額外的援助。我得悉他們認為現有的美國部隊足夠完成目前所有的任務。”美國部隊的部署情況表明美國對上海局勢的關注遠甚於對廣州局勢的關注。在6月30日這一天，上海除了“伊莎貝爾號”之外，還駐有七艘驅逐艦和一艘炮艦。而廣州卻隻有通常就駐在此地的“艾什維爾號”和“海倫娜號”炮艦。
7月6日，康斯坦恩彙報說，廣州的外國海軍部隊能夠“應付可能出現的任何一般情況”。這時美國“布裏默號”驅逐艦已經前來增援華南巡邏隊，為保險起見，停在廈門。“帕姆帕恩加號”仍在梧州，雖然艦長報告說那裏的局勢已經“平靜下來”。事實上，廣州的美國部隊隻是在6月底才有了僅有的兩次出力的機會。6月23日，“艾什維爾號”的水兵在英國“河南號”輪船上的中國船員棄船而走之後，駕駛著這艘載有六百名西方難民的輪船來到香港。同一天，美國“辛普森號”驅逐艦撤出了陽江城裏瑪利諾爾天主教布道團的幾名傳教工，並把他們送到香港。
6月底，長江上遊的局勢變得十分緊張。6月22日，軍紀蕩然的中國兵占領了重慶城裏的美孚煤油公司館舍，並把財物搶劫一空；6月25日，瓦爾特·亞當斯領事彙報說“大批嚴重違反條約的事件正在四川”爆發。他指出這一省份是“那些幾乎是完全獨立的軍隊用來交戰的不規則的棋盤”，這裏駐有二十五萬軍隊，還有不計其數的將軍，這些都使得這裏的局勢極為動蕩。他們都試圖向美國傳教士和商人非法征稅，甚至明目張膽地進行搶劫，使得領事官員和海軍軍官忙碌不堪。
有一次，通常駐在重慶的“摩諾克西號”艦長同一家美國公司發生了爭執。在通訊條件十分落後的中國，美國海軍軍艦在緊急時刻通常都為美國傳教士和商人發送電報。1925年6月末，一家總部設在紐約的L·C·吉爾斯比父子船運公司駐萬縣經理請求“摩諾克西號”艦長魯賓遜上校發一封電報給他在宜昌的代理人。魯賓遜借口當時不存在緊急情況，拒不發報。船運公司經理向亞當斯領事提出控訴，但是亞當斯對此沒有進行幹預。這樣一來，吉爾斯比公司就向國務院提出控訴。這份訴詞從上而下一層層地往下轉發，最後轉到亞洲艦隊司令手裏。華盛頓海軍上將表示支持他的炮艦艦長，他解釋說發送商業電報一事應由有關軍艦的艦長酌情處理。另外，“隻有在情況十分緊急的時候”才能發送這類電報。
美國傳教士同商人一樣經常籲請海軍提供援助。舉例來說，1925年8月，一些試圖返回廣東省教區的傳教士請求華南巡邏隊派船把他們送到目的地。亞洲艦隊司令華盛頓海軍上將指示康斯坦恩海軍上校為了確保“盡量不幹涉”中國政治局勢的政策得以執行，戰艦不應把平民作為“經常性乘客”運送。傳教士這次提出的要求尤其使得華盛頓海軍上將惱怒不堪，因為僅僅在一個月以前他在給精琦士信時曾抱怨道：“不幸的是傳教士經常長期留在那些眾人都認為是十分危險的地方，隻有他們自己不以為然。”
傳教士的活動引起了華南巡邏隊司令的極大注意。8月初，康斯坦恩彙報說“華南地區”共有八百名外國人，其中七百五十人是傳教士。這一數字是否精確值得懷疑，但它反映出康斯坦恩海軍上校對自己部隊進行活動的主要原因的看法。康斯坦恩指出他的“主要責任”是保護並照顧美國僑民的生命財產，“這一責任具有強烈的外交性”。
1925年中國的排外活動主要是針對英國勢力。亞洲艦隊司令在一份報告中談到了美國所處的優越地位以及總罷工的徹底性。華盛頓海軍上將指出：“在上海除美國輪船之外，其他國家的輪船都無法找到工人裝貨。”上海事件和沙麵事件之後爆發的罷工和抵製外貨運動既影響了外國人的信心情緒，又影響了他們的經濟利益。這些事件使外國人以及外國租界都遭受了猛烈的攻擊，這些事件似乎戳破了外國人所向無敵的泡沫。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主要集中在華北地區，但1925年春天所爆發的事件卻是席卷全國，這一點意義很大。當時一位美國海軍少校格倫·豪威爾正要調到長江巡邏隊司令的參謀部任職，他在1925年7月訪問廣州之後談到這些事件對外國人士氣的影響，他指出：“不管當前這場危機平息與否，它已經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如果要恢複危機前的情況，那將花費一個世紀的耐心工作。我認為在今後一段時間裏寓居中國將不會十分愉快。”
廣州城裏各種小事件繼續出現。7月28日，一小隊上岸休息的水兵遭到一群中國人找麻煩；7月31日，有人向“薩克拉門托號”帶的小輪艇拋擲石塊。四天後，康斯坦恩在一封信中談到了這些事件以及一些類似事件。他把廣州地區稱為“地球上最無法無天、人人尋釁好鬥的地方，到處是殺人放火，海盜猖獗，還有人劫持人質逼索贖金，根本沒有一點法製”。康斯坦恩再次指出，抵製外貨運動很徹底，“沒有任何商業活動……局勢確實十分緊張”。
與此同時，雖然總統和國務卿都在休假，但是首都華盛頓仍在製定政策。由於總統和國務卿都不在華盛頓，代理國務卿約瑟夫·格魯感到十分沮喪，因為他不得不對英國7月3日和5日的兩份照會給予答複。英國要求外國在中國聯合起來采取強有力的行動，它對美國不願同其他條約國合作深表關注。格魯在同凱洛格打完電話後，針對英國的兩份照會起草了一份措辭強烈的肯定答複。他指出：“本政府完全同意英國政府的意見，即必須使中國政府認識到它必須采取實際行動，表明它有能力並願意製止騷亂，並確保外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受到尊重。”
這份照會沒有交給英國，因為十分明顯，格魯誤解了凱洛格的意思。他們前往柯立芝在馬薩諸塞州斯旺普斯科特休假莊園晉見總統，在這裏他們給英國起草了一份完全不同的答複。柯立芝總統於7月10日指出，“國務卿應運用自己的判斷力”，不應幹涉中國國內的政治形勢。最後遞交給英國代辦的答複是：“本政府認為”應要求中國“嚴格遵守”條約規定，但也應呼籲立即召開修改這些條約的會議。換言之，柯立芝和凱洛格試圖走一條不偏不倚的中間道路，他們既要繼續同英國保持合作，但又要對這種合作可能導致的任何行動加以控製。這並不是一項真正的合作政策，英國也認清了這一點。美國領袖們仍然認為美中兩國之間有一種特殊關係，他們也繼續據此采取行動。實際上，在二十世紀上半世紀，美國的領導人們一直保持著這種觀點。
柯立芝總統手下的主要外交政策決策人之間時有隔閡。格魯經常抱怨凱洛格繞過他把事情交給羅伯特·奧爾茲處理，奧爾茲過去是凱洛格從事法律活動時的夥伴，後來也是由凱洛格引進國務院的。1926年格魯接受了駐土耳其大使的職務，在這之前他曾多次拒不接受出任大使的請求，因為他想留在華盛頓，為新近通過的改革外交工作和領館建設的羅傑斯計劃而鬥爭。
威廉·波拉參議員對國務卿的影響更為重要，他是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也是一位在外交事務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同時他也是一名著名的反幹涉主義者。凱洛格和柯立芝都曾多次征求過波拉的意見。6月17日，波拉參議員發表了一篇有關中國最近所發生的事件的聲明。他爭辯說：“美國的所作所為沒有一件會使它同中國發生衝突”，他在發出這番不甚準確的斷言之後又指出：“美國公眾……願意看到中國的國家權利和利益得到充分尊重”。這位參議員倡導的自由政策同國務院遠東司司長詹森(納爾遜·約翰遜)所讚同的政策十分相似。波拉指出他“讚成盡快放棄在華的治外法權並……尊重這個偉大人民的領土完整和國家權利”。
8月間，波拉參議員對他自己的觀點略微作了修改，他指出他不讚成中國立刻實現平等。但是波拉爭辯說，諸國“很明顯並不是在真誠努力”以結束治外法權，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用整治國內秩序這種任務來威逼中國”，難道不是徹頭徹尾的虛偽行為嗎？波拉對總統和國務卿的影響絕非什麼秘密。1925年9月詹森指出他“相信[波拉]在中國問題上並不象上海和漢口許多人所試圖證明的那樣是一個激進派。他和國務卿是親密朋友”。事實上據說有一次凱洛格向波拉保證“在他沒有同這位參議員進行商量之前，他將不再發表政策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