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殖民主義代表人物霍米·巴巴這樣分析：“後殖民話語……使得被殖民者不得不以殖民者的話語方式來確認自我身份，而在自己的皮膚上戴上白人的麵具。在這樣扭曲的文化氛圍中，完成了心理和精神被殖民化的過程。從而使壓迫和被壓迫者之間的對立關係轉化成文化的滲透與認同的關係，而被殖民者將外在強迫性變成內在的自覺性。”【5】
而這種精神上和思想上的被殖民也就意味著對自我的否定，最終導致佩克拉的自我的破碎和精神根基的喪失，導致她人格的分裂和錯亂，走向了自我毀滅的道路，成為白人主流文化侵蝕的犧牲品。
第二，秀拉：在雙重歧視下追求獨立人格的自我。《秀拉》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最藍的眼睛》的延續：同樣植根於黑人女性的體驗，並將對這一體驗的描述從少女時代延續至成年。為了尋求自己獨立的人格，秀拉選擇了抗爭。麵對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秀拉用她短暫的一生書寫著打破傳統藩籬、掙脫命運枷鎖的傳奇。
在少女時代，形影不離的秀拉和好友內爾就已經對作為黑人女性所麵臨的“雙重壓迫”有所感知，“她們發現自己不是男人也不是白人，一切自由與成功都沒有她們的份”【4】，當經過冰淇淋店周圍的男人時，他們無論種族黑白，眼裏看著她們，心裏想的就是“豬肉”，她們被吞沒在一種貪婪、饑餓的男性目光中。兩人攜手麵對充滿敵意、令人壓抑的環境，“著手為自己創造新的東西”【4】，宣布“我就是我。”。
秀拉在年僅十二歲的時候，就為了保護自己和內爾，為了能自由地走原來回家的路線，而選擇割破自己的手指這種自殘的方式，嚇跑四個欺負她們的白人小孩。這朵叛逆、帶刺的玫瑰已經表現出反抗種族壓迫的精神，她要通過反抗來求得生存的尊嚴和獨立的人格。
成年後的秀拉為了追求她精神的獨立和獨立人格的建構，選擇了離家求學。但“到處都一樣”道出了黑人在世間的辛酸。在秀拉眼中大城市隻不過是“一個大的伯特姆”罷了，不論在哪裏，黑人女性都要忍受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雙重重負。而秀拉要選擇了一條和其他黑人婦女完全不同的道路。當衣著華麗的秀拉返回故鄉後，她叛逆不羈，我行我素，成為黑人眼中的另類和他者。
她不要婚姻，不願依附男人，更不會去做賢妻良母。她斷然拒絕外祖母夏娃勸其結婚生子的勸告，大聲地宣布：“我不想造就什麼人，我隻想成為我自己。”【4】她無視男人的存在，她將男人稱之為“馬桶”。她自我縱欲，與一個又一個男人做愛，然後再一個個拋棄。甚至連好友內兒的丈夫也不放過。秀拉挑戰黑人社區的傳統法規和觀念、我行我素的作風導致她與整個社區的對立及與好友的疏離：“底層”的人們罵她是蟑螂、妓女、巫婆， 她成了黑人社區的邪惡的化身——一個不受歡迎的外來世界的闖入者。
“在族長製文化中，婦女是男性他者的能指，受到符號的製約”【6】。婦女的刻板印象一直都是被動的、邊緣化的。為了擺脫男性的他者所指，為了不被淹沒在傳統價值觀對女性的壓抑和束縛中，對抗沉死的社會，秀拉通過自我放縱，尋找自我，發現自我，尋求女性的話語權和優先權。用自己的身體去體驗一種“悲傷和刻骨的痛楚”，去挖掘自我的力量，去“找到自己，接納自己，和自己完美地融合在一起”【4】。因為女人可以依靠的隻是自己，而承載“自己”的就是既忍受苦痛又盡享歡愉的身體。她即使在臨死前，她也清楚地表明，“我有自己的頭腦，也有自己該想的事，也就是說，我擁有我自己。我的孤單是我自己的。”【4】她對孤獨感的追求可以理解為對獨立自我的追求，她寧可選擇孤獨，選擇不為人理解。
秀拉反傳統的行為時刻提醒她對抗沉死的社會。她的反叛行為不僅無視種種社會法規、顛覆了男權統治，而且體現了她尋求自我、建構自我的人生曆程，使她成為黑人女性反抗雙重歧視和壓迫、尋求真實自我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