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文學研究
作者：亓 靜
作家以一顆樸素之心對待寫作，他們關注如何讓作品散發出內在的生命氣息和人性的光輝，他們追求文體的表現藝術與小說的精神內核水乳交融，他們試圖在形式和內容之間建立一種聲息相通的默契和對應關係。在他們眼裏，內容為“神”，形式為“形”。“神形合一”就是小說需要表達什麼精神，文體就呈現什麼形態，二者達到一體化。縱觀當代優秀長篇小說，既擺脫了以前的文體對內容的依附性，又糾正了文體對內容的離心化，一定程度上恢複了二者原本存在的親緣關係，在一種和諧狀態中巧妙地實現了小說的更大審美價值。於是，我們從當代長篇小說中很少看那種猙獰的淩厲的外在美，更多體驗到的是一種平和的值得回味的內在美，春風化雨，隻可意會不可言傳。
“神形合一”的第一個特點是文氣與文體的完美結合。文氣始見於曹丕《典論·論文》：“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文章中的“氣”是由作家不同的個性所形成的，它是指作家在稟性、氣度、感情等方麵的特點所構成的一種特殊精神狀態在文章中的體現，第一次提出了作家個性與作品風格的關係問題。此後，韓愈在《答李詡書》中提出了“氣盛言宜”之論：“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也。”“氣”主要是指文章的氣勢和文章的內在力量，“氣盛”則寓意作家的仁義道德修養造詣很高而體現出的一種精神氣質，一種人格境界。
當代長篇小說文體的“氣”秉承了中國傳統的文氣說，既指作家的精神氣質對文體的生成作用，也指流貫在作品內部的一種元氣。但邊界又相對寬泛一點，有時也指一種情緒、一個印象，一個偶然閃現的靈感，總之是一個潛伏在文體內的深層次核心元素。近幾年來，在現代文學史上被忽略的“文氣”命題再度成為作家們關注的焦點，體現了作家文體意識的內化趨向。在2001年的一個文學研討會上，著名作家鐵凝曾說：“小說對讀者的進攻能力，不在於諸種深奧思想的排列組合，而在於小說家富有生命的氣息中，創造出思想的表情及這種表情的力度和豐富性”。賈平凹也認為：“什麼是好語言，我認為能準確表達情緒的就是好語言，它與作家的氣息相關，也可以說與生命有關，而不在於太多的裝飾。”在這些作家看來，氣息、生命、力度、情緒是文體最根本性的東西，是先於語言、先於謀篇布局的東西。所謂“體根於氣”，作家們認為“氣”是優秀作品的根本，是產生文體的源泉，小說創作很多情況下是一種文氣在帶著作品往前走，在走的過程中，作品逐漸成形，敘述、結構、話語等文體因素也就自然浮現了，根本不需要去刻意經營什麼文體。
紅柯《西去的騎手》就是用一種簡單的語言營造出濃鬱的詩性品格，以史詩之氣魄、巨著之恢宏披淨了曆史的風沙，澄清了人為的謠言，再現了中國邊塞詩的雄渾粗放之美。在專製與權謀泛濫的時代，自由與正義往往黯淡無光；在軍閥與政客橫行的時代，英雄與誌士往往橫臥於疆場。但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一些生不逢時的人橫空出世，任何黑暗都難以掩蓋這些人與生俱來光耀奪目的鋒芒。這就是生命的力量，這就是血性的榮光！全書不足二十萬字，基本上是平鋪直敘，結構簡單，就是談了馬仲英和盛世才兩個人的事情，文體也不是靠對語言和敘述的精心營造，而是靠一種內在的大氣來支撐，文氣的豐沛和飽滿決定了文體的美學品格。正如紅柯自己所言：“中國當代作家的小說，一開始非常精彩，後邊就沒氣了，小說應該總在加速，不能沒氣了。我覺得節奏可以變，但氣不減少”。王安憶的《遍地梟雄》最初來源於對兩處廢礦的印象，那種荒涼而豐饒的場景觸發了作家內心的某種情愫，在那一瞬間找到了寫作的感覺。“場景就和人一樣，具有不同的性格，有的平淡，而有的卻色彩強烈，你走進去，就會覺著四周圍偃息著無窮的聲色，不知什麼時候，一得契機，便奔湧而出。你禁不住要為它設想故事，有關過去和將來”。有了最初的印象和觸動，臆想中的作品就有了“內裏的物質”，這種物質有自己生命的形狀，可以自生自長，長出故事、情節、結構和語言等等。這裏王安憶所說的“內裏的物質”就是一種與文氣相當的東西，也有的作家稱“氣質”、“氣息”、“生命力”等等，各人表述不盡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