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們的政治立場穩健可靠，態度謹慎。不過激，也不過火，寧可委曲求全，也不爭一時之短長。浙商在領會貫徹方麵重實效而不趕時髦，浙江的私企黨建是全國的典型，與地方政府保持有距離的融洽關係。同時，浙江地方政府也比較開明。因此，浙商中間因為政治上、政策上出問題的相當少見。
——虧損少，失敗率低。
在全國有影響的浙商破產案幾乎沒有，在謹慎保守的中小業主那裏，就是小企業破產的比例也不高。在義烏的工商業集中的城鎮，問起這個問題，他們的回答是：有歇業停產的，好像沒聽說誰破產倒閉了。
——長壽企業家多。
浙江各地有一大批操持企業二三十年以上的常青樹，經營非常穩健。魯冠球、白驊、吳少華、葉雪康等經營幾十年竟能做到一年不虧。
浙商中還有一些共同的特質給人印象深刻——肯吃苦。埋頭苦幹的浙商，在障礙麵前敢跨敢闖。仔細盤點一下，幾乎在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的每一步，都可以聽到、看到浙商的聲音或腳步。從第一本個體營業執照到第一家自然人控股的上市公司；從我國第一家具有進出口經營權的私營流通企業到首家民營企業在香港上市；從最早的私營企業到全國第一的私企黨建；從第一家股份公司設立到馮根生難題的破解。浙商們的創富之路走得很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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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細分析當今中國人氣最旺的財富群落——浙商，研究者們驚訝地發現，這群最能賺錢的中國人，看起來更像是新經濟的“落伍者”。按照西方學術的規範看來，浙商的成功有些“不合常理”，一般公式化的理論很難解釋他們的實踐，浙商的實踐有著許多經濟學上的悖論。
——浙商側重模仿，缺乏創新；
——浙商70%以上隻有初中以下學曆，近80%出身於農民；
——他們的產業大多屬較低層次，他們的規模較小；
——他們多是家族製；
——浙商大多比較謹慎，趨於保守；
——他們的管理像風箏線一樣牢牢地抓在手裏；
——他們從事的多是傳統產業，很少有高新技術；
……
的確，浙商們看起來更像是新經濟的“落伍者”。然而，溫州人做起了打火機，韓國、日本的大公司隻好歇業；宗慶後的非常可樂，銷量與可口可樂不相上下；而躲在深山不為人知的莊啟傳，他的洗衣粉銷量是所有跨國公司在華銷量的四倍。“三無”起步，起點低，知名度低，文化程度低，企業組織形式低，產業層次也低的浙商，卻成為全國人數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廣、影響最大的投資者經營者群體。人均資源全國倒數第三的浙江，人均GDP多年穩居第一。浙江民間經濟極其活躍，企業家精神濃厚熾烈。
按照西方學術的規範看來，浙商的成功有些“不合常理”，以歐美企業管理體係為基礎的MBA，自然也無法解釋浙商們的實踐。
而同樣難以解釋的是，資本、技術、人力、管理等生產要素的平均水平遠遠遜色的草根企業，居然比國企、外資同行有活力，浙商們“落後的、低級的”企業組織效率很高。
為什麼會這樣？
用最簡潔的語言表達就是兩個字——“匹配”。沒有最好，隻有最合適。企業組織無所謂優劣，產業層次也沒有高低之分，關鍵看匹不匹配。在一個不成熟的市場體係裏，成熟的模式並不見得是效率最高的，原因就是不匹配。
比如浙商的“小”。浙商的“個頭”確實小，浙江企業的平均規模要比全國水平小1/4，浙江鮮見百億規模的企業，但是他們很敦實。產品也“小”，像著名的溫州，其支柱產品皮鞋、服裝、眼鏡、打火機、低壓電器等，全部是抓在手心裏一隻手可以拿著走的東西。科技含量、資金門檻都很低，但他們就是有競爭力。就是這些“誰都能做的”小商品，誰也做不過溫州人。
聰明的浙商顯然明白，企業規模小和規模經濟不是一回事。在這裏，小企業通過區域專業市場交換實現生產鏈接，獲得外部規模經濟；或通過專業化協作進入大龍頭企業主導的價值鏈。而作為大的龍頭企業，則可以通過當地極為豐富的配套資源，將生產要素的競爭外部化，獲取成本和集約優勢，避免大企業通病。在浙江，實現這種規模經濟，有一種在以前的經濟地理學上找不到的產業模式——由優勢產業、關聯行業、上下遊協作配套，以及大小業主和諧共生的符合良性經濟生態平衡的內部條狀、外部塊狀的特色產業區域，極具競爭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