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勤工儉學期間，他們接受了很多馬克思主義理論。回國後，他們都成為新民學會的積極參加者和活動者。她在長沙的家，成了蔡和森和毛澤東等同誌經常聚會的地方。"新民學會"的成立，就是在她家舉行的儀式。後來，蔡和森同誌犧牲了，但她不知道這個消息，臨終前，她要大女兒給蔡和森等弟妹們寫信，說："母親已看不到你們的事業的成功了，但相信革命一定會成功！"
母子之間的感情，是一種既純潔又美麗的感情，因為兩者之間沒有任何雜念。
七七事變後，為了保衛家鄉，抗日英雄馬本齋（1901-1944）帶領一批鄉親，組成回民抗日武裝，並擔任總隊長，到處打擊敵人。敵人把他看作眼中釘，千方百計地想把他消滅，但抓不到他。
馬本齋是個出名的孝子，把他母親抓起來，他不會不投降。這是敵人想的一計。
一天，敵人真的包圍了馬本齋家的村子，殺害了許多老百姓，逼他們把馬母交出來。眼看敵人又要殺人了，馬母從人群中挺身而出，大義凜然地說："我就是馬本齋的母親，你們抓我好了，不能殺老百姓！"
馬母被抓走了。敵人一方麵給馬本齋寫勸降書，一方麵對馬母說："共產黨、八路軍快完蛋了，你不如給兒子寫個信叫他到這邊來，在那邊做多大官，到這邊還做多大官，保你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
馬母氣憤地說："我兒子不圖做官，不當回奸賣國賊！"
敵人拔出戰刀，"當"的一聲摔在桌子上，然後又舉起手槍威嚇馬母。馬母拍著胸脯說："我兒子當八路軍，是我叫他去的，我兒子打你們是我叫他打的，叫我讓他投降萬萬不能！是殺是剮你們隨便吧。"
敵人雖然氣得渾身發抖，但又不想殺她，便把她關了起來。
一天，鬼子又來逼她，叫她給兒子寫信，勸他投降。馬母說："好，我說，你們寫。"
鬼子高興了，很快拿來紙和筆。馬母清了清嗓子說："你們記著：'本齋，你們打鬼子勇敢。打得好，媽高興。媽寧可死，也不能叫你投降當回奸。'
鬼子一看不對味，把紙筆朝馬母擲去，然後把她折磨得死去活來。
馬本齋聽說母親被抓，心如刀割。當他知道母親不僅不寫勸降書，還要兒子更加英勇打鬼子，心裏更加激動。他想：母親從小就讓我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她支持我和弟弟出來打鬼子，我隻要英勇殺敵，就是聽母親的話，就是孝順母親，寧死也不投降。
他把仇恨化為力量，殺敵更加勇敢、頑強。
馬母為了和敵人鬥爭，決心絕食。臨死的時候，她對身邊照顧她的一對好心夫婦說："孩子，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後，你們告訴我的兒子本齋，他娘對得起他。叫他狠狠地打鬼子為我報仇，給鄉親們報仇……"
馬母壯烈犧牲的消息很快傳遍了整個解放區，成為千千萬萬母親的榜樣。
早年參加革命，後來犯"左"傾錯誤的李立三（1899-1967）共有6個孩子。在那戎馬倥傯的時代，6個孩子分別出生在中國和蘇聯的6個地方。直到建國初期，他們才陸續回到爸爸身邊。
待孩子們都找回來了，李立三便問他們："我曾犯過錯誤，你們聽說了嗎？"
孩子們告訴他："聽過一點，隻知道什麼'立三'路線，但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
"要知道要知道啊！"隨後，他便把自己犯路線錯誤的經過，原原本本地告訴了孩子們。李立三認為，父母犯的錯誤應當告訴子女，這也是對子女的教育。可以讓他們知道：第一，父母不隱瞞錯誤，不說謊；第二，可以讓孩子從中吸取教訓，少犯錯誤。
他把自己的錯誤告訴孩子們後，深情地說："共產黨人從來不講個人的麵子，隻講人民的麵子。一個人犯了錯誤，首先要想到黨和人民，不但要承認錯誤，還要把自己犯錯誤的教訓告訴大家，這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的胸懷。"
一天，孩子們得到一張李立三和另一個人的合影，照片後麵有李立三的題詞："天下英雄唯使君與吾耳。雖不必有此事實，亦不可無此誌氣。非敢自負，實自勉也。"
李立三看了，對孩子們說："照片上的另一個人並沒有為革命幹什麼工作。至於那個題詞，充分反映了我少年時期狂妄自大的壞習氣。我在這方麵吃過不少虧，後來犯錯誤，給革命事業造成那麼大的損失，更是與此有直接關係，思之痛心。望你們千萬以此為戒。"
精神上的熏陶對人的個性形成影響很大，這種熏陶來自與兒童生活密切相關的成年人的全部生活。
彭德懷（1898-1974）一生沒有子女，他把弟弟彭金華烈士的女兒彭梅魁當做親生女兒，他們長時期生活在一起。
1959年7月，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因為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談了自己對國內形勢的不同看法，受到了錯誤的批判，並且被罷了官。
不久，彭德懷搬出了中南海，住到吳家花園。在那裏，彭德懷親自開荒種菜，挖塘養魚種藕，把一個殘牆斷壁、草木凋零的荒園，改變成了一個真正的花園。梅魁看到伯父年紀大了，勞動有些吃力，便勸他說："你不能這樣不顧身體啊！"
彭德懷說："孩子，勞動對我來說是需要的，再說國家還很困難，我不能為黨工作，還可以為人民減輕一點負擔啊！"
彭德懷住的地方叫掛甲屯。這兒的老鄉世世代代喝土井裏的水。他把自己院子裏的水接到街上，使家家戶戶用上了自來水。老鄉們住的房子有的是土坯壘的，遇到下雨，他就戴著草帽，卷起褲腿，走街串戶，看看這家屋頂漏不漏，問問那家房子牢不牢，並把房子有危險的人家，搬到自己院裏來住。誰家的孩子病了，他總要去看看；誰家的孩子結婚，他就跑去祝賀；誰家老人去世，他也要去悼念……伯伯的行動，使梅魁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一天，伯伯帶著梅魁走到院子的牆跟前，指著牆外的一棵樹問她：
"梅魁，你看這樹為什麼沒有葉子？"
梅魁知道是因為自然災害，老鄉生活困難，把樹葉打下來吃了。可是，又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隻好望著伯伯，不開口。
走了幾步，彭德懷又問："你們廠裏有沒有人得浮腫病？"
梅魁說："沒有。"其實，她沒照實說。
彭德懷又帶她到自己的茄子地裏，指著茄棵對她說："茄子不開虛花，小孩不講假話。"然後又用手指著自己的前額說："我這個老頭子就像小孩子一樣不說假話。我要實事求是，堅持真理。梅魁啊，我希望你長大以後，不要追求名利，搞那些吹牛拍馬、投機取巧的事。要做老實人，心裏裝著人民，時刻想到人民的疾苦啊！"
對於伯伯的教導，梅魁感動得熱淚盈眶。她激動地說："伯伯，我一定向你學習，不說假話。"
對子女的教育是在每一件瑣碎事情上，在你的每一次舉動上，每一個眼色上，每一句話上。
徐特立（1877-1968）有兩個孩子，先後都為革命犧牲了，身邊隻留下一個孫女徐禹強。徐家一棵獨苗，祖父祖母把她視為掌上明珠。可是祖父徐特立有個原則：生活上不準特殊，學習上要刻苦認真。
孫女徐禹強上學的時候，祖父要她住校，過集體生活。那時是供給製，祖父吃"小灶"，孫女隻能吃"大灶"。改成薪金製之後，祖父有專門廚師做飯，隻準孫女和工作人員一起到食堂吃飯。他對孫女說："你是革命的後代，不能坐享其成，不能滋長特殊化思想，要鍛煉吃苦耐勞的精神，要走自己的道路，為社會出力。"
禹強上初中一年級時，因為生病住了院，耽誤了半個多月的功課，出院後，得趕緊補課。別的好說，就是補外語困難。祖父看到她流露出畏難的情緒，就教了她一個"定量有恒"的辦法。一天，他把孫女叫到身邊，伸出手指來說："你每天學一個單詞，一年就可學365個；每天學兩個單詞，一年就是730個。你又不笨，隻要有恒心，堅持不懈，'攔路虎'自然會讓路的。"
為了鼓勵孫女克服學習上的困難，徐特立還對她說："我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已經43歲了，別人都說這麼大年紀了，要想學法文，非常困難。可是，我堅持'定量有恒'的辦法，經過一年多努力，還是考上了巴黎大學。你才十幾歲，記憶力和學習條件比我那時強多了，隻要自己肯下工夫，就一定能學好。"
禹強出院後，每天要去醫院理療，正好祖父每天也要到醫院去，他就利用路上的時間，幫助孫女複習單詞。祖父說一句中文，孫女答一句外文。回來的路上，再換過來，祖父說外文，孫女說中文。
祖父的熱情幫助，使孫女越學越有興趣。很快，拉下的外語課全部補上了。學期結束時，祖父看到孫女的成績報告單，特別是看到外語成績那樣好，滿意地笑了。
凡事都要腳踏實地去做，不馳於空想，不騖於虛聲，而惟以求真的態度做踏實的工夫。以此態度求學，則真理可明；以此態度做事，則功業可就。
"文革"期間，無產階級革命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陶鑄（1908-1969）被軟禁以後，他的女兒陶斯亮被允許同他在一起住了一個多月。由於監視很嚴，他們父女雖然相見，但不能談論任何情況。盡管這樣，陶鑄還是利用一切機會，找女兒談話，向女兒表達自己的情操和誌向。
一次放風，陶鑄和女兒在一個池塘邊散步。陶鑄目不轉睛地凝視著四周池水裏的荷花，對陶斯亮說："亮亮，你看它出汙泥而不染，光明磊落，象征著一種崇高的品德，你要好好記住它。"
陶鑄還給女兒講曆史上忠臣的故事。他講了東漢末年的範滂。當時宦官擅權禍國，到處是貪官汙吏，範滂不畏權勢，勇敢鬥爭，揭發了"深為民害"的權豪之黨20餘人。貪汙的州官聽到範滂來，望風解印而去。後來，範滂被誣陷逮捕，縣令想放他逃跑。範謗說："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他挺身就險，死時隻有33歲。
江青、陳伯達等人曾無中生有地散布陶鑄是"叛徒"的流言蜚語，一時把陶斯亮的思想搞得左右無主。一天，她趁監管的人不注意，問陶鑄："爸爸，你是出賣過同誌嗎？"聽了女兒這樣的問話，他憤怒得渾身發抖，然而他並不責怪女兒。他望著女兒的眼睛，深沉地說："難道你也不相信爸爸？我是寧願把自己的鮮血灑在地上，也不會做那對不起黨的事。"
過了幾天，陶鑄同誌把自己1935年在國民黨監獄裏寫的詠誌詩，抄錄給女兒：
"秋來風麗費吟哦，鐵屋如灰黑犬多。
國未滅亡人半死，家無消息夢常過。
虞外空談稱絕學，殘民工計導先河。
我欲問天何聵聵，浸憑熱淚哭施羅。"
詩中的施羅指的是鄧中夏、羅登賢兩位烈士。陶鑄同誌把自己處在敵人鐵窗下的胸襟披露給女兒，不僅是為了回答江青、陳伯達的無恥誣蔑，也是為了使女兒能繼承這樣一種忠於革命的氣節。
人在智慧上應當是明豁的，道德上應該是清白的，身體上應該是潔淨的。
我國當代著名文學家、教育家葉聖陶有三個孩子，一個叫至善，一個叫至美，最小的叫至誠，都小有名氣。
說起葉老對孩子的教育，怪有意思的。
吃罷晚飯，碗筷收拾過了，植物油燈移到了桌子中央。葉聖陶戴上老花眼鏡，坐下來開始給孩子改文章。至善、至美和至誠兄妹三人，各居桌子的一邊，眼睛盯住父親手裏的筆尖兒，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責、爭辯。父親並不責怪他們，說是改文章，實際上是和孩子們商量著共同措辭，提煉思想。
葉聖陶給孩子改文章不像老師那樣在文章上畫畫改改，而是邊看邊問：這兒多了些什麼，少了些什麼，能不能換一個比較恰當的詞兒？把詞兒調動一下，把句式改變一下，是不是好些？……遇到他不明白的地方，還要問孩子：原本是怎樣想的，究竟想清楚了沒有？為什麼表達不出來？怎樣才能把要說的意思說明白？有時候，至善、至美他們讓父親指出了可笑的謬誤，孩子們就盡情地笑起來。每改罷一段，父親就朗誦一遍，看語氣是否順當，孩子們也就跟著父親默誦。
父親的訓練是嚴格的，但又是生動活潑的，三個孩子不覺得枯燥、乏味，十分喜歡父親這樣的訓練。葉聖陶從來不出題目，硬逼著讓孩子們去寫。不過父親有個要求，即使是練習，也應該寫自己的話，表達自己的真情實感。孩子們照父親的主張去做，覺得可寫的東西確實很多，用不著胡編，也用不著硬套，寫出來的東西不會雷同，多少還有點新意。父親看了孩子們的習作，總是很喜歡，鼓勵他們繼續寫作。
父親教兒學步，循循善誘；孩子們自奮其力，自然進步很快。兄妹三人很小的時候，他們的文章就得到朱自清、宋雲彬的好評，出版社還出版了他們的習作《花萼》和《三葉》，宋雲彬和朱自清分別為兩本集子寫了序。
我們從一開始工作起，就要在積累知識方麵養成嚴格循序漸進的習慣。
侯寶林是著名的相聲藝術大師，他在相聲界自成一家，在家庭教育方麵，也有一套成功的經驗。他的大兒子侯耀華是影視界的明星，小兒子侯耀文是相聲界的後起之秀，他們的成才融進了侯寶林的許多心血。
侯寶林對兩個兒子從小就嚴格要求。他常說："相聲是一門綜合藝術，不是消愁解悶耍貧嘴，沒有豐富的生活經曆和多種知識，是幹不好這一行的。"因此，盡管兩個兒子小時候在相聲表演上都很有才能，但侯寶林卻極力反對兒子們荒廢學業去說相聲。耀文8歲就迷上相聲藝術，父親反對，他就偷偷地學，一招一式已開始有點侯門相聲的味道。耀文讀初中時，鐵路文工團向社會公開招考相聲演員，他被一個同學拉去應考。他表演的是剛在北京市中學生文藝彙演中獲得優勝獎的段子——《學校采訪記》，結果被主考官一眼看中。但侯寶林堅持說："相聲從街頭撂地攤，到現在登了大雅之堂，它不再是生活的小醜，生活的調料，而是一種雅俗共賞的藝術。相聲演員必須有淵博的知識和豐富的閱曆，要有相當的文化水平。你初中還沒畢業，不適宜當演員。"
文工團的負責同誌答應給他補習文化，耀文也表示：要先當好學生，然後再當演員。這時，侯寶林才同意了耀文的要求。
侯耀文成了專業相聲演員後，侯寶林對他的要求更嚴格了，在思想品德上一絲不苟，對藝術則精益求精，從不馬虎了事。一次，耀文從外地演出歸來，把一家刊物給他拍的"相聲表演臉譜劇照"得意地拿給父親看。誰知侯寶林看了十分生氣："瞧你這些照片中，哪一個有點兒人樣！還在雜誌上刊登，都不嫌臉紅？一個演員要認真嚴肅從藝，不要降低自己的身份。"
有一次侯耀文出演《關公戰秦瓊》，台下反應冷淡。他心中很不自在，便一個勁兒地琢磨著往這個段子中加點"佐料"什麼的。他把這一想法說與父親，想不到侯寶林一臉的嚴肅，毫不含糊地說："即使沒人樂，演員也不能在台上胡說八道。"
《關公戰秦瓊》是侯寶林的拿手戲。解放初，侯寶林應邀到中南海為中央首長說相聲，有一次毛主席聽完《關公戰秦瓊》後特別興奮，特意提出下次要讓他再演。為了把握好這出相聲的藝術精華，侯寶林當場讓耀文將《關公戰秦瓊》說了一遍，然後一一加以點撥。侯派藝術如何流傳下來，由此可以略知一二了。
還有一次，耀文樂滋滋地回家，剛進門就發現氣氛不對頭——父親正在生悶氣。"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他正要轉身開溜，隻聽父親大喝一聲："過來！你臉紅不紅？說的什麼玩藝兒？"侯寶林指的是兒子最近演的那個段子《山東二黃》。
耀文不明底細，不敢吱聲。第二天，耀文急忙趕到團裏，將錄音調出重新聽，原來不是他與石富寬合說的。於是急忙拉著石富寬一起去向侯老先生聲明，要求"平反"。耀文壯著膽子說："爹，你消消氣兒，那段相聲不是我倆說的，你聽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