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客籍商人本土化
廣西商品意識薄弱，有些地方誌上有“不喜商賈”的記載。所以廣西的商業活動也自然把持在客家人手中。客家人進入廣西進行商業活動的曆史悠久，南宋周去非的《嶺外代達》中就有廣東商人入桂購米運銷廣東番禺“以罔市利”的記載。特別是明清以來越來越多的客家商人來到廣西從事商業活動並將自己的主要經營資本置於廣西也就是經營的本土化，有的甚至安家立業與當地通婚。從這個時候這種商業經營的“後效性”開始顯現出來。以廣東商賈為例，最具有經營本土化標誌的就是會館的建立，並以會館為依托開始土著化的進程。廣西最早的粵東會館始建於明朝萬曆年間，“平郡（粵東）會館之設， 始創於明萬曆間”可見這種本土化的進程開始之早。這部分經營本土化的商人在客觀上帶動了廣西的社會經濟發展，其資本所在地也在廣西故稱其為桂商更準確，他們同廣東的聯係也僅僅在其出生地或者祖籍。在傳統意義上我們從單一的文化維度上才稱他們為粵商。但是從文化維度出發的粵商的稱號過於籠統並沒有考慮這種本土化的進程。是從靜態的角度觀察商人的經營行為。貴縣四大家族之一的林寶昌，人稱“林百萬”，其祖上為廣東番禺人，在康熙年間來到貴縣，開始時做點小生意，以後便逐漸發跡經營商業、高利貸。到了林寶昌已經積累起巨額財富。再梧州富商梁頌唐，本來是廣東鶴山縣的一個貧苦農民，光緒年間來到梧州經過幾十年的打拚成為廣西顯赫一時的資本家，這些人我們習慣於稱其為廣西巨商而不是粵商。這是因為他們的事業曆經幾代成長與廣西，其同廣東的聯係僅僅在於其祖籍。像袁西堂，林寶昌，梁頌唐這樣的本土化商人應稱之為桂商，而非籠統的成為粵商。因為其主要的經營資本都在廣西並且是世代經營。像這樣的商人並不在少數，乾隆年間重修戎墟粵東會館時所立的《重建戎墟會館記》碑文所載， 在戎墟的粵商已有一千多家，可見其規模之大，在梧州有“商賈雲集， 類多東粵”的記載，在桂平縣有“城外廂居民皆粵東移民”並且在《重建戎墟會館記》中更有“蓋雖客省， 東人視之， 不蒂桑梓矣”的記載。更有甚者，例如在。鍾山縣英家圩粵東會館的天後宮正殿前簷柱內容為“水德配天鎮西粵無殊南海，母儀稱後對螺嶺如在羊城”這反映出這些傳統意義上的廣東商人視廣西為故鄉的情懷和廣西身份的認同。這些“桂商”是在地域經營上定義的桂商而非文化維度，並且在這個意義上定義的桂商規模龐大。不僅僅是廣東人，對於湖南人、江西人等其他的客籍商人同樣存在這種本土化的過程。比如曾任黃田圩工商聯主人的彭泰星，作為一個地道的廣西人，其祖籍是湖南祁東縣人，其父於光緒初年來到黃田便經商為生。關於像這樣的客籍商人本土化的例子不勝枚舉，文獻也比較豐富。總之桂商的定義應將重點放在經營的本土化和文化的認同雙重維度而非僅僅是單一的靜態的文化維度。
二、小部分本土居民商業意識的覺醒
桂商的另一部分來源於那些廣西土著居民，這部分商人是隨著廣西商品經濟的發展而開始經商，但是規模較小。對於這部分商人的記載早已有之，康熙年間平南大烏墟創建列聖宮時有《創建列聖宮題名碑記》記曰：“ 由是東西兩粵，主客商氓，敬其神者，思崇其廟……東人客也，以廟為家， 故從之者眾，六百有餘人；西人主也，視家為廟，故助之者稀，僅數十餘人”。此次捐資題名中，廣西商人大約有七十餘人，裏麵提到的廣西商人顯然是指本土的土著廣西人，他們就應該是在地域經營上和文化上雙重維度的桂商。雖然這裏提到的捐資的土著廣西商人隻有七十多人但是沒有捐資的人數會更多，以捐助者占總數的二分之一計算，保守估計不會少於一百五十家。乾隆四十年，廣西人陳文清開始到雲南販運布匹而後轉販雜貨，兩年後和廣東人“王輝雲合夥開張煙店鋪”這部分人是土著廣西商人中資本規模較大的那部分。隨著越來越多的客籍商人進入廣西經商本地土著居民的商業力量也愈加發展。如右江地區的民族資本主義企業—黃恒棧，黃恒棧源於那坡鎮（今田陽縣那坡鎮），其創始人名叫黃嵩安邕寧人，原以務農為生後為謀求發展遷往那坡圩經商。其創建的黃恒棧曆經數代、幾經波折為黃家積累了大量財富。又比如近代賀縣瑤民盤水旺，他起初隻是一個收購杉木的小木販， 後來發展成一個專門向漢族木商批購杉木的批發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