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情況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拉爾夫通過不斷努力睜開了一隻眼睛，接著又睜開另一隻眼睛。這個時候，醫生恰好回來了，他立刻為拉爾夫治療，才使他最終擺脫了危險。
在麵對不幸時，拉爾夫正是通過不斷暗示自己的方法，才使自己幸免遇難。試想，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拉爾夫方寸頓亂、不知所措，等待他的將是什麼樣的結局？在不幸降臨時，一定要以一種坦然、從容的心態去看待，隻有這樣才不會在不幸麵前亂了陣腳。
生活中需要有“阿Q精神”
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正傳》，在世界文學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阿Q也已經成了舉世聞名的“典型人物”。阿Q最明顯的特征是，挨了別人的打後總會自言自語罵一聲“兒子打老子”，怒氣發泄了，心理也平衡了，不再感到痛苦了，這就是所謂的“阿Q精神”。假如他不罵那一聲，而是把怒氣悶在心中，遲早要“憋”出病來。像這樣的人如果不是因為“鬧革命”被抓去殺頭，肯定可以活很大年紀。
誠然，生活中沒有阿Q的原型，但我們卻可以從每個人身上看到“阿Q精神”。在某些情況下，“阿Q精神”可以起到減輕心理壓力、保持心理平衡的積極作用。因此，在知識爆炸、競爭激烈的今天，學點“阿Q精神”不無好處。在我國，“阿Q精神”已經成了國民精神的一部分，並越來越深入到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麵。
“阿Q精神”並非中國專利，外國也有“阿Q”，比如，美國總統林肯的“阿Q精神”就十分明顯。一次，有位議員當眾羞辱了他，回家後林肯氣得飯也吃不下。他攤開信紙，用非常尖刻的語言給那位議員寫了一封長信，將對方罵了個狗血淋頭，然後美滋滋地上床睡覺去了。第二天一早，林肯部下要替他把信發出，他卻將信撕了。部下不解，林肯笑著說：“我在寫信過程中已經出了氣，何必再把它寄出去呢？”
不僅美國總統如此，市民也不例外。有位名叫約翰的公民，深夜接到一個不相識的女人的電話，那女人對他說自己的丈夫有了外遇，經常整夜不歸，不像以前那樣體貼自己，她感到很苦惱。
約翰問：“那你為什麼不和他離婚？”
女人回答道：“我舍不得離開他，希望他能回心轉意。”
“那你為什麼跟我說？我又不認識你。”
“我就是要讓不認識的人聽我傾訴苦衷，熟人聽了反而會惹麻煩。跟你說完了，我心裏就舒坦多了，謝謝你。”
俄國作家契訶夫不但自己有“阿Q精神”，還極力將這種精神灌輸給讀者，讓廣大市民們在不幸降臨時，以“阿Q精神”來安慰自己，以求得心理平衡。契訶夫曾經寫過一篇題為《生活是美好的》文章，其“腔調”和阿Q的“兒子打老子”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文中，契訶夫這樣寫道：要是火柴在你的衣袋裏燃燒起來了，那你應當高興，而且要感謝上蒼，多虧你的衣袋不是火藥庫；要是你的手指頭上紮了一根刺，那你應當高興，多虧這根刺不是紮在眼睛裏；要是有窮親戚到別墅來找你，那你不要臉色發白，而要喜洋洋地叫道：“挺好，幸虧來的不是警察……依此類推，朋友，照著我的勸告去做吧，你就會永遠生活在歡樂之中。
在法國有一門新興的“陪話女郎”職業，也是對“阿Q精神”的運用。顧名思義，“陪話女郎”就是專門陪人說話，顧客心中不管有什麼“苦水”盡管往她身上“傾瀉”，她會“照單全收”，全無半絲惱怒。並且，“陪話女郎”還能為顧客排憂解難，說些好聽的話給對方解悶。她們的酬勞是以小時計費，如果另給小費的話，她們也樂意收下。
法國的孤獨老人以及“有閑階層”的貴夫人們，就喜歡找“陪話女郎”聊天。他們傾談心中的苦悶，痛訴人生的不幸。陪話女郎一邊認真聆聽顧客的“投訴”，一邊察言觀色、投其所好說一些對方愛聽的話，直到顧客心滿意足才離去。顧客消了氣，陪話女郎得了利，皆大歡喜。
將“阿Q精神”運用得最到位的要數日本人，別的國家隻是用“阿Q精神”消除心中怒氣，求得心理的平衡，日本人卻技高一籌，他們用“阿Q精神”來推動生產，提高工作效率，可謂是“變廢為寶”。
日本的有識之士領悟到：在錯綜複雜的人際交往中，上下級在長期相處中難免會產生矛盾，比如工廠的工人和廠長會有矛盾，公司的職員和經理的利益也不相同。有時，下級受了上級的氣敢怒而不敢言，心理上受到壓抑，如果不及時將“壓抑”釋放出來，就會產生負效應，不利於工作或生產。
於是，頭腦精明的廠長和經理們便想出一個高招：將自己的形象做成橡皮模具，大小高矮麵部五官和自己一模一樣，把模具置於一間“出氣室”內。凡心中有氣沒處發泄的工人或職員，都可以到“出氣室”對這個模具拳打腳踢、大聲怒罵，直到將心中的怒氣、怨氣全部發泄出來為止。職工出了氣，心理平衡了，工作效益也自然會得到提高。有家工廠做了統計，自從設立了“出氣室”之後，該廠的生產效率比原先提高了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