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動亂和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平定以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為幫助讀者深入學習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精神及鄧小平的重要講話，先後編出了《鄧小平同誌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論述》和《鄧小平同誌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同誌論改革開放》等書，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分別出版。
為了適應廣大幹部和群眾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需要，進入九十年代以後，鄧小平的專題言論摘編也隨著陸續問世，除出版了《毛澤東鄧小平論黨的民主集中製》以外，還出版有《鄧小平論黨的建設》、《鄧小平同誌論民主與法製》、《鄧小平論加強黨同人民群眾的聯係》、《鄧小平論文藝》等。
中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著作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
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等，都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成員（鄧小平又是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長期擔任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職務，同毛澤東一起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前進。他們在中國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曆史時期，對於共產黨的建設、政權建設、軍隊建設、武裝鬥爭、白區工作、統一戰線工作、經濟工作、外交工作、軍事國防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等等，在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方麵，不僅進行了多方麵的實踐活動，積累了極其豐富的經驗，而且從理論上進行了深刻的論述和闡發，對於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理論運用於中國有重要的建樹，從而極大地豐富了毛澤東思想的內容，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李大釗等一批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他們對中國革命，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運用，也都有傑出的貢獻，他們的著作也都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因此，整理和出版中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著作，同樣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曆史意義。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他們的著作出版得很少，其中印數多、影響大的是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此書一九四九年出版修訂第一版；一九六二年出版修訂第二版後，至一九六六年七月期間共印1840萬冊。劉少奇的其它著作還有《論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論黨》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等。此外，還出版了朱德的《論解放區戰場》，周恩來的《為鞏固和發展人民的勝利而奮鬥》、《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偉大的十年》，董必武的《論加強人民代表會議的工作》，陳雲的《關於糧食的統購統銷問題》等。中共早期領導人的著作也隻出版了《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鄧中夏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方誌敏的《可愛的中國》和《獄中記實》、《李大釗選集》等幾種。兩者合計，也不過20多種。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陰謀篡黨奪權，把一大批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誣陷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行誣陷、迫害。這些領導人的講話、文章、著作，被誣蔑為“大毒草”、“黑書”，作為罪狀憑證。身為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他所寫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被橫加罪名，說它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而定為“大毒草”。林彪、江青之流甚至對早期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不放過。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瞿秋白烈士，由於一篇直抒心臆（當時是真偽莫辨）的《多餘的話》而被作為“晚節不忠的大叛徒”來加以口誅筆伐。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烈士，他是中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先驅，早在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前以及建立以後，就發表過大量的文章，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真理作出了卓越貢獻，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竟對他的偉大功績一字不提，完全抹煞。總之，在那段烏雲滾滾的年代裏，除了毛澤東著作外，其他老一輩革命家的著作，實際上統統被剝奪了正式出版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