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後，由於宏觀上的失控，許多地方的縣區、鄉鎮印刷企業迅速增加，造成印刷廠過多，競爭性很大；加之行政管理工作沒有及時跟上，於是有少數印刷廠片麵追求利潤，進行非法印刷活動，印製了不少低級、庸俗乃至黃色書刊，一度使這些腐蝕讀者心靈的出版物大量流向社會，帶來惡劣的後果，影響極壞。為了扭轉這種混亂狀況，加強對印刷業的管理，新聞出版署會同公安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文化部、輕工業部，共同製訂了《印刷行業管理暫行辦法》，對開辦印刷企業的條件、申報審批手續、經營範圍、違章經營的處罰等，都作了明確的規定。這一辦法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五日發布實施後，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新聞出版局會同有關部門對本地區的印刷企業進行了整頓，對具備上述暫行辦法中承印書報刊印刷條件的印刷企業，頒發了書報刊印刷許可證或書刊報紙單項印刷許可證。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聞出版署根據中央有關指示精神，又發布了《加強書報刊印刷管理的若幹規定》，明確指出了在清查整頓印刷行業、重新頒發書報刊印刷許可證的基礎上，實行書刊定點印刷製度，並規定了書刊印刷定點企業的條件及其具體實施辦法。
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全國圖書發行業務長期由國營新華書店獨家經營。這種渠道單一、過分集中、統得過死、缺乏生機和活力的發行體製，與新時期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新形勢已不相適應。從七十年代末期開始，盡管各地新華書店的圖書銷售量有了顯著的增加，但讀者“買書難”的狀況並沒有得到根本改善。一九八二年六月，文化部召開了全國圖書發行體製改革座談會，根據中共中央宣傳部原則批準的《關於圖書發行體製改革問題的報告》，討論了改革的具體措施。會議以後，圖書發行體製改革工作在全國逐步展開，經過幾年的努力，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七年的九年期間，全國的圖書銷售額增長3.5倍，國營書店固定資產增長3倍，國營書店網點增加1倍多，集體、個體書店從無到有，達2.8萬處。
但是，長期以來形成的過分集中、統得過死、行政幹預過多的發行管理體製和經營形式，仍然沒有根本改變。基層書店的自主權太少，缺乏活力。圖書的產、供、銷關係不順，不少圖書特別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學術著作供銷脫節的問題依然存在。為了加快和深化圖書發行體製的改革，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出版署於一九八八年五月六日聯合發出《關於當前圖書發行體製改革的若幹意見》，提出改革的基本目標是建立和發展開放式的、效率高的、充滿活力的圖書發行體製。文件還對大中城市要重視發展和辦好專業書店，大力加強農村和邊疆地區的發行工作，加強對發行工作的領導和宏觀管理等問題，提出了具體的意見。
作為圖書發行的主渠道，各級新華書店也大力進行了自身的業務改革，在書店內部實行了責、權、利緊密結合的各種形式和類型的經營責任製，部分書店還實行了多種形式的承包責任製，將競爭機製引入到書店的經營管理中來。省市書店逐步將經營權下放給基層書店，使基層書店的工作增加了活力，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在幾年的改革實踐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有關方麵已注意認真總結經驗，以便在深化改革中加以調整和補充。
到一九八九年底，全國共有圖書發行網點10.5739萬處，其中新華書店發行網點1.2308萬處，供銷社售書點4.8455萬處，國營商業部門售書點2752處，其它國營、社會售書點1.2634萬處，集體、個體書店1.2543萬處，書攤書販1.7047萬處（人）。全國圖書發行行業的職工有22.3994萬人，其中新華書店職工10.3802萬人。一九八九年全國共發行圖書60.75億冊，銷售金額68.71億元；同一九七八年發行圖書32.37億冊、銷售金額9.29億元相比，冊數增加了88%，金額增加了6.4倍。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特別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發布以後，中國的出版事業呈現了一個欣欣向榮、蓬勃發展的局麵。為了解決由於“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嚴重書荒，滿足廣大讀者如饑似渴的需要，在七十年代最後那幾年，圖書的印數是很大的，不少書一印就是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冊。經過幾年的發展，就其主導方麵來說，中國圖書出版已由著重增加數量，解決供不應求問題的階段，開始進入著重提高圖書質量，調整出書結構，建立和完善體係的新階段。這是一個具有深遠影響的重大變化。
隨著形勢的發展，出版工作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在社會大氣候的影響下，有一些出版社，爭相出版或大量翻印格調低下、內容庸俗甚至充斥色情淫穢內容的圖書，產生了惡劣的影響，引起廣大群眾的不滿。也有一些出版社為了追求利潤，不嚴格執行出版社的規章製度，超範圍出書，大搞“協作”出書，甚至出賣書號，使一批內容平庸、粗製濫造、質量低劣的書出得多，出得快，而對於一些有價值的學術著作，因印數少，出版社怕虧損大而不願接受出版，形成了“出書難”。這些問題，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都是極為不利的。一九八五年後，在圖書流通環節中，又出現了書店庫存明顯上升、訂數急劇下降的被動局麵，以至波及出版工作的全局，引起各方麵的焦慮和不安。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如出書品種重複太多，有些書質量不高甚至粗製濫造；因印刷物資和印製成本提高引起的書價提高幅度較大，抑製了讀者的購買力；書店因庫存上升，資金周轉困難，被迫壓縮新書訂數等等。這些問題是在改革中由於新舊體製不相適應而造成的。一方麵，出版社逐步由單純生產型向生產經營型轉變，隨之與新華書店的關係起了變化，以至在經濟利益上相互發生矛盾；另一方麵，圖書發行體製的改革，在新的格局形成過程中，由於政策的不配套，也出現了一些工作被動和不相協調的問題，影響了圖書的銷售。
為了加快和深化出版社的改革，中共中央宣傳部和新聞出版署於一九八八年五月六日聯合發出《關於當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幹意見》。根據出版社幾年來改革的實踐，這個文件對出版社改革的指導思想，優化選題、調整圖書結構，逐步推行社長負責製，積極推行多種形式的責任製，以及在改革中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出版隊伍，加強對出版社改革的領導等八個方麵的問題提出了意見，要求出版部門繼續解放思想，勇於探索，進一步推進出版社的改革，使出版事業更好地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實行工作重點轉移和改革、開放政策，為中國出版事業的繁榮開辟了廣闊的道路。這十年是中國社會主義出版事業蓬勃發展的十年。在出版戰線上的廣大職工，為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傳播和積累文化知識，活躍文化市場，豐富人民文化生活，付出了很多心血，做了大量工作，為繁榮出版事業作出了貢獻。這十年來，中國出版的圖書品種增長了3.4倍，圖書印數增長了1.6倍。一大批重要圖書相繼問世。中國圖書已開始走向世界，中國已進入世界十大出版大國的行列。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九日至三十日，新聞出版署在首都主辦了“第二屆全國圖書展覽”，展出的3萬多種圖書，是從這十年中所出版的近40萬種圖書中精選出來的，其中有大量的優秀圖書，有些堪稱精品，吸引了觀眾16萬人次，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和好評。這屆書展可以說是對出版改革十年的一次大檢閱，從一個側麵展示了中國改革開放十年來出版事業的繁榮和成就。
進入八十年代以後，中國出版事業空前繁榮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是也存在著一些突出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兩方麵：一個是有些報刊和出版社的政治方向有嚴重錯誤，思想傾向不好，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的、有其它嚴重政治錯誤的、淫穢色情的、低級庸俗的、封建迷信的和凶殺暴力的出版物，時隱時現，有段時間一度泛濫成災；一個是報刊和出版社的發展過急過快，布局不合理，出版物過多過濫，超越了管理能力、編輯力量和紙張生產能力，既給國家增加了困難，又使出版物質量下降。
一九八九年六月，在製止動亂、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亂取得決定性勝利後不久，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三屆四中全會。全會以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十分重視新聞出版工作，對出版部門提出了三項任務：首先是整頓清理書報刊和音像市場；第二是壓縮、整頓報刊和出版社；第三是做好各出版單位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其目的是要把中國的出版事業辦成社會主義思想的堅強陣地。全國出版部門遵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在各級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堅決地、旗幟鮮明地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掃黃”、清除“精神垃圾”；壓縮整頓報刊和出版社等各項工作。
由於全國上下重視，領導親自動手，各方通力合作，措施堅決有力，一九八九年的“掃黃”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據統計，到當年年底，全國查繳、查禁了宣揚淫穢色情、凶殺暴力、封建迷信的書刊3900多萬冊，音像製品160多萬盒，2500多個販黃、製黃的“窩點”被挖出和搗毀。這次行動比過去任何一次對文化市場的整頓都更認真有力。這場鬥爭對於淨化社會文化環境，促進精神文明建設和維護社會穩定，發揮了重大作用，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
這一年，在壓縮整頓報刊和出版社的工作方麵也進行了大量工作。極少數出了壞書，錯誤嚴重的出版社，一些屬於分布不合理的出版社，被撤銷、停辦、合並；一批政治方向有嚴重錯誤、宣揚淫穢色情等內容的期刊，一批布局不合理的期刊，被停刊、合並。到一九八九年底，全國共壓縮報紙12.3%；壓縮社會科學類期刊14%；壓縮出版社8%，另有11家出版社停業整頓。為了鞏固整頓成果，加強出版管理，新聞出版署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八日發出《關於出版社重新登記注冊的通知》，規定所有出版社經過思想整頓和組織整頓後，都要重新申請注冊登記，經出版行政管理機關審查合格後，發給登記證。這項工作至一九九○年六月底基本結束，全國有501家出版社獲準重新注冊。
在“掃黃”、整頓的基礎上，全國出版部門遵照中央“一手抓整頓，一手抓繁榮”的方針，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努力多出版好書，努力提高書刊質量，並取得了新的進展。一批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指導現實的政治理論和經濟理論讀物，弘揚革命傳統、加強愛國主義和國情教育的圖書相繼出版；許多出版社陸續重印了一批深受讀者歡迎的優秀圖書。有關出版管理部門已著手或計劃安排一批新版和重印的重點書，以便使書店的常備書有可靠的來源。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六日至九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三屆五中全會。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這次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要繼續堅定不移地執行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方針，用三年或者更長一點的時間，基本完成治理整頓任務。這次全會對鞏固和發展全國的穩定局麵，克服經濟方麵的暫時困難，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社會主義改革事業健康發展，都將產生重大的影響。全體出版工作者認真學習並貫徹執行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的決定，認清了形勢，振奮精神，加快深化改革的步伐，為開創出版工作的新局麵作出新的努力。
在本編結束時應著重寫上一筆的，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頒布。
一九七九年中國出版事業進入新時期以後，新聞出版行政領導部門一直重視進行新聞出版方麵的法製建設。十年多來，除已製定和頒布了一係列的規章條例外，還對一些重要法規如《新聞法》、《出版法》、《版權法》等進行了長期的起草和反複修改的工作。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起草曆時十年，修改20餘次，於一九九○年九月七日經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將自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起施行。這是中國法製建設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出版事業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著作權法的頒布實施，對於保護著譯者的合法權益，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鼓勵有益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的作品的創作和傳播；對於完善中國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製度，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發展對外經濟、文化、科學、技術交流，促進對外開放，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和科學事業，都具有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