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後，出版工作又繼續遭到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嚴重幹擾和破壞。他們為了篡黨奪權的需要，力圖在一些出版部門建立自己的幫派體係。他們不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提出所謂“重建出版隊伍”，搞“大換班”，排斥長期從事出版工作的老幹部。張春橋叫囂“要奪權，不要原來的人”，要把“老人馬、老思想、老作風”統統換掉。凡是不順從他們的指揮棒轉的人，就會被扣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壓製新生事物”、“修正主義黑線回潮”、“還在走的走資派”、“複辟派”等種種大帽子，進行打擊、迫害。
“四人幫”利用出版部門，大造反革命輿論。他們打著出書“要緊密配合當前鬥爭”的旗號，迫使出版工作跟著他們的指揮棒轉。據不完全統計，從一九七一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覆滅時止，全國出版的7500多種哲學、社會科學類圖書中，約有80%是跟著當時的政治運動轉的小冊子。這些小冊子大多是剪報彙編，或相互轉抄，所謂“小報抄大報，大報抄兩校，出書靠剪報”，其中有不少書是直接為“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大造輿論的貨真價實的毒草。
“四人幫”還大搞“影射史學”，一九七四年搞了一陣子所謂“批林批孔”，之後又以“評法批儒”為幌子，肆意歪曲、捏造曆史，借古喻今，指桑罵槐，大量注釋、出版中國曆史上法家（其中有些是“四人幫”劃定的“法家”）的著作。在報刊上連篇累牘地發表各種“批儒”的文章和材料，含沙射影，攻擊周恩來總理和不順從他們的革命領導幹部。在一九七五年的“評《水滸》”中，他們又心懷叵測地利用出版物大批所謂當今的“投降派”、“還鄉團”。他們還以評論普列漢諾夫、汪精衛等人的生平為名，借題發揮，說什麼“前半生是革命的，後半生是反動的”，別有用心地攻擊中央領導。隨後，他們又把矛頭指向主持國務院工作的鄧小平副總理，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總理逝世後，以“最快速度”大量印行“批鄧”的三本小冊子，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推向全國。
總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和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其所攫取的地位和權力，竭力控製出版陣地用來為他們篡黨奪權的目的服務。這一時期所出版的大量圖書，不僅在政治上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在思想上、理論上引起了極大混亂，而且在經濟上也造成很大的損失。“四人幫”覆滅後，全國清理這些年的出版物，因內容錯誤而停售報廢的圖書（不包括教科書）達5000多種，浪費紙張4萬餘噸，經濟損失達2億多元。
在那黑雲壓城城欲摧的險惡環境裏，特別要提到周恩來總理為挽救出版事業所進行的艱苦工作。從一九七○年下半年開始，在周恩來親自過問下，出版工作逐漸得到恢複。在他的關注下，一九七一年召開了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一九七二年以後，出版部門的一批老幹部才陸續得到解放和使用；一批出版單位的幹部才能從“五七幹校”陸續調回，以加強“出版口”和有關出版、印刷、發行等單位的領導和業務工作。一九七三年九月，經國務院批準，正式成立了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一九七四年十月，國家出版局在北京召開少數民族文字圖書翻譯出版規劃座談會，製定了少數民族文字圖書的出版規劃。“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辭海》等許多辭書都被批判為“大毒草”而停止發售，學生上學無字典可用。周恩來對此十分重視，一九七一年他親自派人組織專門班子修訂《新華字典》，以後又指示編纂《新華詞典》，修訂《辭海》、《辭源》。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九七五年五月，國家出版局和教育部在廣州召開了中外語文詞典編寫出版規劃座談會，製訂了十年內編寫出版160部中外語文詞典的規劃。這一規劃經當時主持國務院工作的鄧小平副總理審閱後，送至周恩來總理處。周恩來當時已重病在身，他在醫院中審批同意這一報告，還在報告上寫了“因病在我處壓了一下”，表示歉意。這是他生前為出版工作所作的最後一件批示。列入廣州會議製定的辭書編寫出版十年規劃的，不僅有《辭海》、《辭源》，還有新編的《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等大型漢語辭書和各種外語大中型詞典。令人惋惜的是，周恩來總理生前沒有能夠親眼見到規劃的實現。經過十年的努力，列入辭書規劃的大部分詞典編寫任務已先後完成，這是對周恩來總理最好的紀念。
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注下，被嚴重摧殘的期刊出版工作，至一九七○年後稍有轉機。“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停辦的一些刊物複刊了，還創辦了一些新期刊。一九七一年期刊種數比一九七○年增加了51種，達72種，一九七二年上升到194種，到一九七六年底，增至542種。但是許多刊物的內容仍然單調貧乏，大量刊登所謂“革命大批判”的材料；有的刊物受“四人幫”直接控製，發表了不少“影射史學”和“陰謀文學”一類的文章，為“四人幫”篡黨奪權大造反革命輿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