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林彪一夥大肆鼓吹“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在全國掀起規模空前的“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的群眾運動。全國出版、印刷、發行部門集中全力趕印、趕發各種毛澤東著作、毛澤東像及毛澤東單張語錄，僅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年的五年內，就出版發行了104億多冊（張），平均每年20多億冊（張）。此外，許多“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來的群眾組織和非出版單位，還非法編印了許多未公開發表過的毛澤東著作，大量印製了從64開本到256開本的各種裝幀形式的《毛主席語錄》、《最高指示》、《毛澤東詩詞》等，數量之多，無法統計。
從以下一些統計中，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五年（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年）內，全國出版圖書的具體情況：
毛澤東著作以漢文、盲文、5種少數民族文字、36種外文共43種文字出版了42.06億冊。其中包括《毛澤東選集》（1—4卷）普及本6.9億冊，合訂本5400萬冊，《毛主席語錄》10.53億冊，《毛澤東著作選讀》及各種彙編本、單篇本24.09億冊。
毛澤東像和單張語錄共出版62.27億張，其中毛澤東畫像和攝影像41.55億張；單張毛澤東語錄20.72億張。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共出版891.5萬冊。
中小學課本出版248種，總印數17.05億冊。
一般書籍共出版2729種，總印數34.52億冊。其中政治讀物584種，總印數26.15億冊；文學藝術圖書137種，4.22億冊；文化教育書籍5種，669萬冊；科學技術1739種，2.43億冊；少年兒童讀物287種，1.65億冊。
在一般書籍中，政治讀物大部分是“中央兩報一刊社論”、“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革命大批判”等報刊的文章彙編，品種占一般書籍總種數的21.4%，印數則占75.8%。文藝讀物中，“革命樣板戲”的劇本及據以改編的各種故事、演唱材料等占了很大比重，新創作的文藝作品極少。科技讀物中，數量較多的是《赤腳醫生手冊》、《中草藥手冊》和一些介紹工農業生產經驗的小冊子，有關基礎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專著屈指可數。少兒讀物中，主要是根據“樣板戲”編繪的連環畫冊和不定期出版的《紅小兵》之類的讀物。
由於新書出版的品種很少，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少年無書可讀，一些壞書和手抄本就乘機在私下流傳，腐蝕青少年思想。而另一方麵，“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大量圖書卻被封存在書店的庫房中不能出售。據“出版口”調查，“文化大革命”後全國新華書店封存的圖書約有5.76億冊，其中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封存書即有6870種，804萬冊；陝西、遼寧、江蘇、湖南、廣西、上海、河北、甘肅、湖北、雲南、貴州等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封存書，少的有1000萬冊以上，多的達5000餘萬冊。
從一九七○年下半年開始，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出版工作，督促當時的“出版口”製訂一般圖書的出書規劃，指示要多出好書。一九七一年三月，周恩來指示並親自簽發了電報通知：在北京召開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這次會議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召開的第一個意識形態方麵的全國性會議。會議從三月十五日一直開到七月二十二日，曆時四個多月才結束。會議期間，周恩來親自看簡報，了解代表的發言所反映的情況，並於四月十二日淩晨和六月二十四日下午，兩次接見會議代表，共作了七個多小時的講話。在講話中，他嚴肅地批評了形而上學、割斷曆史、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極左思潮，反複強調出版工作除了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外，還應該做好青少年讀物、文學藝術讀物、科學技術讀物、經濟、曆史、地理、國際知識讀物和工具書等各類圖書的出版工作。周恩來十分關懷青少年的成長，對出版他們迫切需要的文藝作品和工具書、科技讀物等，都作了詳盡的指示。他很關心“二十四史”的校點、出版工作情況，還建議多出版一些中外曆史書籍，使青年多懂得一些曆史知識。他在四月十二日的講話中說：“你們管出版的，要印一些曆史書。”“現在書店裏中國和外國的曆史書都沒有。不出曆史、地理書籍，是個大缺點。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都是從資產階級的或受唯心史觀限製的學說發展來的。不講曆史、割斷曆史怎麼行呢？”“否定一切，不一分為二，這是極左思潮，不是毛澤東思想。”周恩來嚴厲批評了有的地方把封存圖書都燒掉的錯誤做法，他氣憤地說：“《魯迅全集》封起來幹什麼？這不是滑稽得很嗎！”“一麵說青年沒書讀，一麵又不給他們書讀，就是不相信青年人能判斷。無怪現在沒有書讀了，這完全是思想壟斷，不是社會主義民主。”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這次會議除通知全國出版部門派代表出席外，還特地邀請了一些工農兵代表參加。代表們在會上交流了許多情況，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以來由於極左思潮泛濫所帶來的上述種種問題，尤其關心大批封存圖書如何解禁，如何解決當時出版隊伍不適應出版工作的需要等問題，希望能在會議文件中對出版形勢、出版隊伍以及有關出版政策方麵的重要問題作出新的指示。但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方針沒有改變，特別是由於張春橋、姚文元的直接插手，將林彪、江青一夥炮製的關於出版戰線的兩個反革命“估計”，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出版工作是“反革命專政”，“出版隊伍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塞進了會議的報告，因此周恩來的許多重要指示無法貫徹落實。這次會議的報告經毛澤東批示“同意”，由中共中央轉發全國（即中共中央〔1971〕43號文件）。而林彪、江青一夥對出版戰線的兩個反革命“估計”，此後即成為“四人幫”打擊出版界的革命幹部和知識分子的兩根大棒，成為壓製廣大出版工作者的兩道緊箍咒，給全國出版界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給奄奄一息的出版工作造成了更加嚴重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