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以前，學術論著方麵，出版了一批學術界廣泛討論的有關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美學問題、形式邏輯問題等討論文集、專題論著和參考書。還出版了著名學者馬寅初、周穀城、馮友蘭、朱光潛等撰寫的一批學術專著。翻譯外國學術著作方麵，從一九五八年起，商務印書館等出版社出版了一批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方麵的重要著作，以及西方重要學術著作的中譯本。這一時期，也翻譯出版了一批外國古典的和現代的文學名著，並注意加強了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文學作品的翻譯介紹工作。
一九五八年二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著手製定中國古籍整理出版的長期規劃。其中一項重點工程是，從一九五九年開始，由中華書局整理出版“二十四史”，至一九六五年，《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的新點校本先後出版。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點校工作被迫中止。
一九六一年八月，由胡愈之主編的《知識叢書》，分別由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等分工組織編輯出版。這套叢書是為了滿足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幹部學習參考的需要而編印的，內容包括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曆史、地理、國際問題、文學、藝術和日常生活等知識。從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共出書83種。“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停止出書。
為了給農村俱樂部（文化室）提供一套質量較好的基本讀物，文化部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指定農村讀物出版社從各出版社出版的適合農村需要的圖書中，選編為“農村版”，降低定價，分批大量印行。第一批15種，於當年年底開始陸續出版，共印行約1200萬冊。
這一時期，高等學校教材的出版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新中國成立初期，高校教材除少數由部分大學自編外，多數是翻譯國外的教材。一九五八年，許多大專院校組織師生搞“大兵團作戰”，在短時間內突擊編出了一批文科教材，但多數質量不高。一九六一年初，中共中央書記處指示：高等學校教材建設要分兩步走，先解決有無的問題，再逐步提高；采取“選”、“編”、“借”（翻譯借用外國教材）的辦法來解決高等學校教材問題。並提出教材要做到“從無到有，課前到書，人手一冊，印刷清楚”。根據這一指示，一九六一年四月，中共中央宣傳部會同教育部和文化部召開會議，開始有領導、有計劃、有組織地落實高等學校文科教材建設工作，製訂了教材編選計劃，建立了專門機構，分別組織全國知名學者和學有專長的中青年教師、研究人員進行編寫。到一九六五年底，共編出73種（187冊）。還組織許多高校編審出版了一批高校理工農醫等理工科教材。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八年，全國共編審出版高校理工科教材1788種（其中翻譯外國教材1393種），中等專業學校教材885種（含部分文科教材）。一九六一年初，國務院28個有關部委及其所屬出版社，按專業分工編審出版了大批通用教材。到一九六六年，全國共編審出版高等學校理工科教材2328種，中等專業學校教材1260種（含部分文科教材），其中有不少是較有價值的學術著作。
這一時期的期刊出版工作，和圖書出版的情況相同，受到政治、經濟等方麵因素的影響而經曆了幾次大的起伏。一九五七年期刊種數比上年增加了150種（達634種），總印數卻一反逐年增加的情況而比上年減少了3800萬冊。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特別是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雜誌的創辦，帶動了地方上大大小小理論刊物的興起，期刊種數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29.7%，達到822種，總印數比上年增加67.9%，達到5.29億冊，而且全國還辦起了數以千計的群眾性的非正式期刊，但許多期刊的質量都很差。一九五九年，期刊盲目發展的勢頭下降，隻比上年增加了29種，總印數減少100萬冊。一九六○至一九六二年，由於嚴重的自然災害及其它國內外政治因素的影響，中國的經濟狀況出現了嚴重困難，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采取一係列正確的政策和措施，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有關領導部門對期刊品種也作了大幅度的調整，停辦了一大批期刊。一九六○年，期刊種數從上年的851種銳減至442種，總印數也比上年減少6100萬冊。到一九六二年，種數略有增長，為483種，總印數從一九六○年的4.67億冊銳減至1.96億冊，僅相當於一九五三年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