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燈泡是真空的，所以愛迪生需要抽取真空的設備。泡內的燈絲當然也須要有人製造。電燈發明出來了，黑夜並不就此輝煌起來，因為仍然需要發電機供應電源，把電線網路鋪設起來，並連接到各家用戶去。此外還有各類技術性、行政性、雜務性的工作及人事管理，結合為一個混合係統，成為社會結構的一部分。
《吉》書提到在世界發明史上，愛迪生還有一個特殊的地位。這因為在他之前，發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某個個體的一次性的行為，而愛迪生把發明變成了一種商業活動。他在新澤西建立了車間，保證發明工作的不斷進行，並將一項發明得來的資金立即投入另一個項目的開發。當職工人數增加到150人時，他掌握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技術實體。
愛迪生其實是發明家也是企業家，他在55年內被授予1000多項專利，包括電燈燈泡、效果更佳的電話筒、發報機、電影攝影機。雖然他在——生中也遭受各種打擊，例如十多歲時的一次事故使他逐漸失去聽覺，曾卷入專利權的長期訴訟，1914年的大火燒毀了他七間工廠等等。但他最終成為千萬富翁，並掌管著他的公司直到80歲為止，生前被譽為“活著的最偉大的美國人”。
從愛迪生的一生看來，偉大發明家的出現背後便是一個健全的社會結構。由此看來，微軟公司主席蓋茨（Bill Gates）成為世界首富，也應該是這個社會傳統的延續。
另外還想說明一點，就是科技發明與物質生活有關，成效很容易便被看出來，賺錢不賺錢也有數據可尋。但文藝創作的評估就複雜得多了，一個人得諾貝爾文學獎，全球便眾說紛紜，幾乎演變成兩大冷戰陣營。
誰的作品比較傑出？才高八鬥九鬥，到底要怎樣看出來？作品出來後，要怎樣投入市場？市場又怎樣保障原創者的權利？
就以最起碼的文藝管理工作來說，文化機構的決策人須要如何充當相馬的伯樂，怎樣挑選他的吹拉彈打，組成創作班底？複雜啊！不過，這也說明了文藝創新其實也是種社會活動，也需要健全的體製去管理，比起科技發明有過之而無不及。
事實上，任何政府都無法“製造”具有創意的國民。屬於精神層麵的創作活動，政府幾乎是無能為力的。因此執政階層所能做到的，相信也隻能是提供適當的決策，鼓勵創意，也允許失敗，並經營起一個讓創意得到公平獎賞的社會結構。基於此，一個力求創新、能夠跟上世界潮流的人才隊伍，應該也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