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音樂聰敏，對社會過敏，對政治脫敏
文娛
作者：郭小寒
張懸早已不是當年那個被標簽化的“非主流”和“小清新”了。
我一開始知道張懸，是“獨立音樂”在大陸剛開始流行的時候，很多人跟我一樣，在網絡上聽到了《寶貝》，知道在台北的女巫店有這樣一個創作型的新女生。我記得，當時很多大陸的樂評人喜歡把她和陳綺貞、曹方拿來做比較。2006年，當她帶著自己的兩張專輯來大陸做宣傳，我發現26歲的她一樣是一個有點倔強，有點偽裝，有點否定過去又不明朗未來，還有點擰巴的文藝青年。然後，我就眼看著她以一個小眾歌手的姿態，在大眾娛樂圈裏尷尬倔強地存在，在live house、音樂節被更多的文藝青年熟悉喜歡。後來，她開始參與公共事件，關注時政，關心在當下一個年輕人怎樣與社會發生關係。直到去年，她交出了對這個社會發出聲音最沉重的作品《神的遊戲》。
如今再回看張懸，你會明顯地察覺她並不是被標簽化的“非主流”和“小清新”。她每一步成長都清晰可見，是一個獨特的“範本”，她早已知道自己想要成為什麼樣子。
2006年，索尼音樂把張懸請到北京，來宣傳她的第二張《親愛的，我還不知道》。其實對於大陸大部分聽眾來說，這張和第一張《My Life Will……》是差不多同時聽到的。這時候的張懸，對於大陸的聽眾來說是新奇的。當時唱片公司在北京的Mao Live house做了一個小型的現場演出，張懸帶著一個全場好像都沒抬起頭的吉他手，兩個人唱了8首歌，怕觀眾對自己的作品不熟悉，還翻唱了Nirvana和Rolling Stones。當時現場有200多位觀眾，他們是張懸最早的北京粉絲，包括媒體，他們大部分號稱“文藝青年”。當時的張懸也很文藝，她喜歡說“人生的風景”這樣的話，還說到了自己喜歡的Nirvana和NellYoung，還有寫詩的洛夫和北島。當時我在台下抱著肩膀聽完了一個小時的演出，心裏想的是“台灣的文藝青年也不過如此”。
張懸原名焦安浦，她的父親焦仁和是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前秘書長。“名門之女”的包袱似乎是造成張懸青春期的自卑、叛逆與不快樂的重要元素。而她在求學時期遇到的，是許多陌生人的眼光與指點：她成績不好，個性封閉，高中沒念完就決定休學，赴英國準備考大學，但又因適應不良回到台灣。處在青春叛逆期的張懸選擇了搖滾樂與吉他，13歲時在與媽媽大吵一架後寫出了《寶貝》，為了向正統的父母證明自己在音樂上的才華，她催生出了第一張創作專輯《My Life Will……》，卻因公司改組遲遲不能發表。於是她拿上吉他，在女巫店等小的livehouse裏演出，逐漸累積自己的觀眾，成為獨立音樂界備受矚目的歌手。後來，她遇到了台灣著名的音樂人李壽全，將她引薦到SonyBMG，專輯終於得見天日，也得以傳到內地，並恰好趕上了“小清新”這一波。
第一次做張懸采訪讓我印象深刻：她當時二十七八歲，手上纏著25根各種彩色的繩鏈，一根接一根地抽煙，說話時會皺眉頭邊想邊說，還沒準備好怎樣麵對媒體。但她不想繼承所謂“小清新”的衣缽，她抽煙喝酒，甚至故意演出爆粗口，想破壞人們對她這種文藝的假想。最後她對記者說：“我高中都沒畢業，文藝個屁啊……”
2009年發行的專輯《城市》是張懸的一個重大轉型，也可以說是成熟——畢竟前兩張還是她青春期積累的作品。在這張專輯裏，張懸要以一個主題作文的形式表達自己對音樂以及世界的看法。張懸發現這些年來自己關注的東西，都和社會產生了直接的交集，她生活在其中，質疑、思考、反抗或者順從。於是，她從“城市”的概念出發，將人生領悟和音樂創作的結合，與社會做了一個連結。就像《城市》唱片封麵上的她，矗立在台北街頭，麵對著擦身而過的人們，觀察猜測著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