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遺珠
文娛
到底誰真正配得上諾貝爾文學獎？文學的真理並非唯一，對待諾獎過於較真和功利，也許才是緣木求魚。
托爾斯泰（1828～1910）
托爾斯泰的文學可以當作曆史閱讀，比如《戰爭與和平》，就是以拿破侖戰爭下的俄國曆史為背景。我們讀的不是文學，是史詩。托爾斯泰的作品反映了1861年農奴製改革到1905年革命之間的俄羅斯曆史，許多重要社會現象和重大曆史問題都在他的作品中被討論。
從討論的視角上看，由於托爾斯泰出身俄國上層，所以他的作品主要描述了俄羅斯貴族的精神世界。安德烈公爵的絕望，彼埃爾的彷徨，聶赫留道夫的無聊；俄羅斯貴族們的精神衰敗，貴族群體的精神沒落，集體空虛，甚至絕望被展示得淋漓盡致。
契訶夫（1860～1904）
如果說托爾斯泰把目光投向了俄羅斯帝國的上層，那麼契訶夫呈現給讀者的則是那個時代俄羅斯帝國中間階層的生活狀態和精神世界，那些貌似平凡瑣碎的故事，以及對那些可憐的人、可憐生活的嘲笑，恰恰反映了芸芸眾生被舊製度扭曲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狀態。
在恰到好處的筆觸下，契訶夫把舊製度的保守和虛弱，整個時代的虛榮、庸俗和無聊展現給全社會，使得全社會看到自己是如何可笑而陷入自嘲。
高爾基（1868～1936）
高爾基是一個矛盾的、複雜的文學家。在沙皇時代，與托爾斯泰和契訶夫不同，高爾基關注了底層人民的生活現實，把“沉默的大多數”真實展現給讀者，這樣托爾斯泰、契訶夫和高爾基從不同的視角，全麵展現了俄羅斯帝國上中下三個層麵的生活狀態和精神世界。正是由於高爾基對於底層人民的關注，他被蘇聯譽為“無產階級文學之父”。
到了蘇聯時代，高爾基逐漸不合時宜。表麵上高爾基與列寧之間有著“偉大的友誼”，實際上兩人矛盾重重。高爾基稍有搖擺，列寧就會批評他的“人道主義”情懷，在一次爭論中，列寧對高爾基說：“兩個人打架時，你怎麼分清哪一拳該打，哪一拳不該打？”而高爾基也曾說自己是“一個很差勁的馬克思主義者”。
最終，高爾基淪為權力馴服工具，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公開說高爾基是—具僵屍，在文學上已成廢物。在生命最後兩年，高爾基不倦地頌揚斯大林，可是後者對他已毫不在意。
昆德拉（1929～）
在海明威之後，諾貝爾文學獎的目光逐漸投射到了歐美之外的世界，比如拉美，拉美文學的魔幻現實主義，實際上是他們的作家不能像歐美作家一樣率直表達，不得不使用很多技巧包裝他的意圖。中國作家恰恰對這種曲扭晦澀表達的方式情有獨鍾。寫作應該是一種直接表達，如果一個作家總是在有意地晦澀表達，其心態一定會遭到扭曲，最終會喪失力量。
昆德拉在捷克斯洛伐克並不是最優秀的作家，至少與他同樣優秀的作家、詩人還有一些，因為昆德拉離開祖國，在歐美繼續寫作，他能反映自己的祖國。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談到1968年“布拉格之春”，以及在這場運動中知識分子和民眾的表現，昆德拉使用了一個詞——媚俗。知識分子迎合民眾就是媚俗嗎？如果這就是“媚俗”，那什麼樣的表現不是“媚俗”？反觀昆德拉，他在“布拉格之春”中是遊離的。但是，如果所有人都選擇遊離，那社會不是更可怕？
左拉（1840～1902）
作為自然主義文學大師，因為作品中描寫了大量粗俗的社會現象和人性醜惡，左拉被排除在諾貝爾獲獎者的行列之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左拉沒有理想嗎？且不說左拉在德萊福斯事件中挺身而出，發揚了盧梭、伏爾泰的光榮傳統，高舉起現代知識分子的旗幟，而且正是左拉，第一次將人的生命內在的遺傳因素作為製約善惡良知的超越性力量，寫入了文學作品，人類的“理想”才有了新的理解和解釋。當左拉引進生命遺傳基因對人的命運的製約以後，關於人的解釋就不同了，左拉筆下描寫的人物，善良邪惡取決於生命內部的遺傳基因。因此，決定人的性格和命運的力量在於人類自己。左拉不僅開創了西方將近一個世紀的現代主義小說的基本觀念，而且人類遺傳基因科學的研究成果證明了他的預見性。
易卜生（1828～1906）
雖然被尊為“現代戲劇之父”，他卻自覺地成為他的祖國挪威、國民以及文化的敵人。從1864年起，36歲的易卜生自我流放到歐洲大陸，每隔一兩年都有新的劇本創作出來，源源不斷地寄回祖國，嚴厲批評和攻擊挪威社會市民生活的狹隘、保守和愚昧。大多數劇本的上演都引起社會上的軒然大波，但他卻樂此不疲，引以為豪。在《人民公敵》中主人公斯多芒克醫生曾經說過一句名言：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獨的人！這也是易卜生的自我寫照。但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理想”也不是當年評獎委員會們所理解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