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公共關係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對外樹立企業形象。企業形象最重要的一個方麵就是誠實、守信，以誠實獲利，以信用獲得讚譽，是企業公共關係中應有之義。
成功的企業都是那些講誠、信的企業。金利來的開創者曾憲梓先生自始至終奉守“勤儉誠信”的經營理念：勤能補拙，儉能守業，而唯誠和信，則是長期取信於消費者，使金利來獲得永續經營，開創名牌基業的根本所在。金利來的經營理念主要表現在堅持“不做騙人生意”這一樸素的商業道德觀方麵，具體體現在對產品的質量與品質的追求上，盡善盡美，一絲不苟，使消費者感受到購買金利來就是在享受上乘的、精美的產品，增強對金利來的信心。
已故“世界船王”包玉剛常說：“簽訂合同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慣例手續。紙上的合同可以撕毀，但簽訂在心上的合同是撕不毀的。人與人之間的友誼應該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他恪守信用，從不誇海口，而是實實在在地一步一個腳印地擴展他的業務量。1970年，航運市場看好，許多公司都積極爭取在日本造船，船廠幾乎不肯接受訂單。沒多久，市場狀況發生逆轉，許多船隻都租不出去，建造中的船隻總噸位急劇下降。可是包玉剛仍然不斷地向日本訂船。1971年，差不多是在船運市場最糟糕的時候，包玉剛訂造了6艘船，總噸位是150萬噸，從而解了船廠的燃眉之急，所以，後來包氏在日本造船總是能一帆風順，而且被日本的造船界譽為：“我們最尊貴的主顧。”
因此，利用公共關係樹立企業的形象，最重要的是不能寄希望於一朝一夕便能取得成功，而應著眼於長遠，樹立誠信的形象，取信於消費者，獲譽於社會，隻有這樣，才能最終取得成功。
3.店門八字開，信譽引財來
“得黃金萬兩，不如得季布一諾。”如今，從這句古語化出的“成語“一諾千金”便成為商人“信譽第一”的代名詞。惟有言必信，行必果，才能贏得人心，引來財源滾滾。
許慎《說文解字》說：“信，誠也，從人言”，又說：“誠，信也”，以信與誠互訓，信的基本含義也就是誠實不欺，恪守信用，遵守諾言，言行相符之意。儒家對“信”德是十分重視的，把其列為“五常”之一。孔子在《論語》中直接提到“信”的言論就有35次，是僅次於仁、禮、知、道、學、德等6個概念後的第7位。孔子有3次談到“主忠信”。孔子還將“信”作為人的五種美德之一，認為能將“恭、寬、信、敏、惠”這五種美德施行於天下的人便是仁人。《論語》記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之，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顏淵》)去掉軍備、去掉糧食，也不能沒有“信”。“無信不立”“信則民任焉”，守信用，老百姓才聽從使喚。有一次，子張問孔子：為人處世怎樣才能行得通？孔子說：一個人不講究信，就會像大的牛車沒有轅，小車沒有軛一樣，就無法行走了。孔子還說：“信以成之，君子哉”，孔子的弟子子夏說：“與朋友交往，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荀子說：“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王安石在《商鞅》詩中說：“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之百金輕。”司馬光說：“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則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總之，言而有信，取信於人，是華人千百年來一直被人們所推崇的儒家傳統倫理準則。“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在西方，有的心理學家曾就人際交往中的“喜歡與吸引”作過專項測試，結果表明，在550個描寫人的形容詞中，得分最高的8個形容詞就有6個與“誠信”有關：如：真誠的，誠實的，忠實的，真實的，信得過的，可靠的。由此可見，無論東西方，都將“誠信”視為人的美德，做人首先應講信用。誠實、守諾言，是人類對自己的基本要求。
“信用”一詞中的信是由“人”與“言”組成，有“人言必用”之意。“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中國古代“瓜代有期”的故事，講的就是信譽的重要性。中國還有一則典故，叫做“季布一諾值千金”。《史記·季布欒布列傳》記載，季布做過項羽的大將，多次困敗劉邦。劉邦統一天下後，沒有殺他，反而讓他做官。究其原因是因為季布重信用，講交情，隻要他答應的事，絕不食言，以重諾聞名關中。楚人言曰：“得黃金百兩，不如得季布一諾”。此後，“一諾千金”、“許人一物，千金不移”，便成為商人“信用第一”的代名詞。現代懦商、印度尼西亞華人銀行家李文正說：“銀行家要出售的不是金錢，而是信用。隻要取得人們的信任，就能當銀行家。當然，你首先得有信用的資本才行。”所以商業上自古就信奉“店譽貴似金”、“人無信不立，店無譽不興”、“千金易獲，信譽難得”、“笨拙的店主隻知賺錢，聰明的店主最重信譽”、“店門八字開，信譽引財來”、“商店信譽勝萬金，一舉一動要留心”。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信用、信譽是商人價值連城的無形資產。包玉剛爭奪香港最大的碼頭——九龍倉的控股權，就是以其在香港銀行長期良好的信用記錄，與英國財團展開了一場收購與反收購戰，在短短的幾天裏，調動了20多億元現金，從而贏得了這場號稱世紀收購戰的勝利。包玉剛曾經說過：“如果在金錢與信譽的天平上讓我選擇的話，我選擇信譽。”包玉剛重信譽，守信用的品格在香港商界、實業界、金融界是有口皆碑的。他那“言必信，行必果”的豪爽作風，使其朋友滿天下。包玉剛把信譽比喻成“簽訂在心上的合同”。他認為：“簽訂合同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慣例手續。紙上的合同可以撕毀，但簽訂在心上的合同撕不毀。”
4.求變圖新，超越傳統
中國人不喜歡冒險，不喜歡刺激，不喜歡挑戰。而商戰卻是最具有挑戰性、刺激性和冒險性的領域。怎麼辦？華人企業家的崛起充分說明，中國人可以審時度勢，將風險降到最小。
中國古代著名的儒商白圭，早在2000多年前，就根據自己搏擊商海的經曆，為後代留下一句至理名言：“商戰勝於兵戰。”
在中國曆史上，我們的祖先創造了博大精深的兵家權謀和豐富多彩的謀事方略。這些在血與火中鍛造出來的瑰寶，至今仍閃爍著古代先哲們的智慧之光。現代商人是幸運的，麵對中國兵有權謀這個無價寶典，他們能近水樓台先得月，麵對風起雲湧的現代商戰，他們總能去從古代兵法寶典中吸取養分，受到啟迪。
華人企業家最善用智，這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物，它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西方人善於冒險，但是多了一些魯莽；中國人不善冒險，但是有中華民族曆代傳下來的智慧，可以占盡天時，地利，人和之先機而取得成功。
在商界，真正像諸葛亮那樣“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具有高瞻遠矚，察機觀時眼光的商人並不多。然而，霍英東卻是其中的一位。
善於行動是成功企業家的寶貴經驗，是他們獲得成功的根本保證。
誰若是抓住機遇，迅速行動，就可以從中贏得財富。
霍英東的確善於捕捉機遇，善於行動。1954年，霍英東開始進軍房地產市場。在經營房地產的過程中，霍英東敏銳地意識到，香港建築的蓬勃發展，必然會造成對海沙的大量需求。而在60年代初，淘沙業是當時香港工商界人士一般不敢問津的領域。因為這個領域需要招用大量的勞動力，投資巨大，收入不多，要想賺錢相當困難，弄不好就會傾家蕩產。但是，霍英東的見解與眾不同。他認為，海底淘沙，不僅可以獲得大量建築用沙，支援房地產業，而且，可以控深海床，填海造地，實為一石三鳥之舉。他認準了此業必有前途，於是大膽地迅速行動，搶在別人尚未覺悟時率先下手。
1961年，霍英東派專人前往歐洲著名廠家重金定製了先進的淘沙機船，準備使用現代化的設備淘沙。然後，他又以120萬元的高價向泰國政府購買一艘長達288英尺，載重2890噸的大型挖泥船，命名為“有榮四號”。這隻大型挖泥船每20分鍾可入海挖取泥沙2000噸，然後自動卸入船艙中。當船駛到香港後，霍英東的親朋好友都驚呆了：這麼巨額的投資，萬一賠本了怎麼辦？但是，這種擔心完全是多餘的。由於霍英東準確地捕捉了市場機遇，而且搶占了先機，善於行動，“有榮四號”很快便成了霍英東的“掘金船”。
隨後，霍英東又派人到歐洲訂購了一批先進的淘沙機械船，用現代化的先進設備取代了落後的手工操作。兩年多內，他就擁有了80多艘船，淘沙船達20多艘。60年代中期，香港經濟起飛，高樓大廈如雨後春筍，地產業蓬勃發展，這都離不開海沙。這樣，港九建築業所需的建築材料海沙便都由霍英東供給了。他名下的“有榮船務公司”，也因此生意興隆，財源滾滾。
俗話說，商場如戰場。任何商業機遇(或叫市場機遇)都存在著商業風險。任何創造財富的過程，都是不斷地戰勝風險的過程。因此，企業家要在工商界成就一番大事業，首先必須有勇氣和魄力才行。因為，有勇氣才能沉下心來，冷靜地分析機遇，正確地捕捉機遇，合理地把握機遇，利用機遇創造財富。具有非凡勇氣的企業家，他們既不是隻盯在風險性上止步不前，縮手縮腳，望風險而興歎；也不是隻盯在其利益之上，見利忘義，輕舉妄動，忘乎所以。成功的企業家能夠全麵地權衡利弊得失，正確地認識市場風險的大小及其對創造財富的影響程度，從而製定出科學的、合理的戰勝風險或規避風險的對策、方法。當然，在實施這些對策和方法的過程中，還得具備非凡的魄力才行。隻有具備非凡的魄力，才能行動果斷，快捷而且富有成效。可以這樣說，市場風險對企業家具有永恒的魅力。它可以使企業家功成名就，也可以使企業家一敗塗地。成敗的關鍵在於勇氣和魄力。
成功的華人企業家沒有被潮起潮落、風雲變幻所嚇倒。他們成功之處在於能審時度勢，以變取勝。本世紀中葉以來，變化最為神速的是計算機技術領域。誰能在眼花繚亂的變化中洞見未來的趨勢，誰就能獨領風騷。作為一個精明的企業家，王安懂得，要想在競爭激烈的世界電腦業界立於不敗之地，就要跟上世界經濟不斷變化的形勢，時刻走在同行的前麵，使產品日新月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