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聖與外王的哲學意義
內聖
“內聖”是人的精神領域的最高道德修養。深受儒家理想人格影響的華商，在企業中推行“愛的管理”以及把“誠信”原則視為處理人際關係、塑造企業形象的“永恒”法則，這些都是“內聖”的具體衍化、運用和發揮。
外王
“外王”是企業家在商戰中勇於謀取利益的方法，爭強好勝是“外王”的反映；而外在利益是“外王”的不懈追求。
內聖與外王的結合
華商理想人格，就是“內聖”與“外王”的結合。它們是兩個既相互聯係又相互對立的人格標準。隻求“內聖”，就會流於空疏的“腐儒”；隻強調“外王”，必然會成為純功利主義的“霸王”。而“內聖”與“外王”的有機結合，就會達到“聖王雙修”的理想境界。
1.內聖外王：華商的理想人格
內聖外王是古代儒家追求的人生境界，亦是現代成功儒商的理想人格。商人的精明加學者的智慧，以及社會活動家的責任感在華商的身上達成了完美的結合。
縱觀國內外優秀的華商，都是適應於現代社會商品經濟發展需要的產物。同時也是對儒家的“內聖外王”的理想人格論的現代轉換，是儒家思想在現代商品經濟中的載體。他們既體現了中國古代儒家優秀文化傳統和時代精神的結合，也體現了西方的科學技術、企業管理技能和中國古代管理之道的統一。他們既具有商人的“善於運籌，精於操作”的精明，又具有學者的淵博知識和哲學智慧，還具有社會活動家的曆史使命和社會責任感。
中國儒家的優秀文化對於造就現代儒商和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現實意義。
造就現代儒商，除了賦予市場經濟的時代精神外，還必須善於從儒家的“內聖外王之道”中吸取思想營養。“內聖外王之道”，是古代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所謂“內聖”，即孟子所說的“聖人，人倫之至也”(《孟子·離婁上》)，要求在個人生命內完成最高的道德修養；所謂“外王”，即要求聖賢不隻是追求個人生命的道德完美，更要求把這種“內聖”外化為道德實踐和“經世濟民”，立誌為國家為民族建功立業。這是一個完整的“內外之合”的理想人格。“內聖”和“外王”是兩個既相互聯係又相互對立的人格標準。如果過分地強調“內聖”而忽視“外王”，隻能陷入注重心性之學、流於空疏的“腐儒”；隻強調“外王”而忽視“內聖”修養，必然會成為純功利主義的“霸儒”。隻有把“內聖”與“外王”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構成儒家的“聖王雙修”的理想境界。
縱觀現代的華商，從“內聖”層麵上，他們從古代儒家的理想人格中吸取有益於市場經濟發展的倫理道德思想。依據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的“仁愛”思想，在企業經營上，要求尊重人的價值，推行“人格化管理”。正如日本“經營之神”鬆下幸之助指出的，在企業管理中，“最重要的是要尊重他們的獨立人格”，防止命令主義和官僚主義。所謂“人格化管理”，既要求管理者本身具有高尚道德人格，也要求對被管理者人格的充分尊重。在現代企業中，華商們推行的“愛的管理”和“人情味管理”，也是儒家的“仁者愛人”思想的具體運用和發揮。同時，他們把儒家的“誠信”原則視為處理人際關係、塑造企業形象的“永恒法則”。如中國大陸開展的“爭創信得過計量單位”和“信譽工程”活動，港澳台企業家提出的“以誠實為基、信用為本，創造美好企業形象”的經營觀念，都是對儒家的誠信思想的現代轉換。現代儒商根據時代需要，將儒家的“潔矩之道”(詳見《劄記·大學篇》)改造成“換位思考”，在企業中，開展“假如我是一位顧客”，“假如我是一個工人”等活動，以達到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與和諧，從而推動社會生產向前發展。但是，也應該指出，現代儒商的塑造，隻是吸取儒家的傳統美德是不夠的，還必須使他們在市場經濟的搏擊中，逐步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的道德觀念。在市場交換中，買賣雙方都是以“自我”的姿態出現，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不存在誰依附誰的問題，所以必須樹立自主、獨立意識。市場如戰場，市場經濟是一種競爭經濟，必須樹立競爭意識。有競爭就有風險，有成功也有失敗，必須樹立風險意識。在市場競爭中，要取得成功，必須堅持效益和公平的道德原則。效益原則，即要求以功效或利益為道德標準，充分肯定人們追求利益的合理性；公平原則，即要求以公平競爭，合法經營為原則，反對不擇手段牟取暴利。在市場競爭中，還要求每個企業經營者必須樹立獨創意識，以優勢取勝，以優質名牌取勝。市場經濟是一種開放性經濟，要求儒商必須打破封閉觀念，樹立開放意識和全球意識。隻有根據市場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將儒家的傳統美德和由市場經濟滋生的新的道德觀念有機地結合起來，才是構成現代儒商“內聖”理想境界的基本內容。
此外，從“外王”層麵上，縱觀現代的華商也可以從儒家的“內聖外王之道”中吸取民族之魂。針對佛教的“出世”和道家的“遁世”的人生取向，儒家提倡“明道、稽政、誌在天下”的經世濟民之學，具有強烈的參政意識和憂患意識。現代企業家依據儒家的經世思想，提出的“服務於社會，奉獻於人類，把得之於社會的還之於社會”的經營理念，即是這種“經世濟民之學”在企業宗旨中的具體體現。為了實現“經世濟民”的社會抱負，儒家還大力提倡獻身精神和注重民族氣節。企業家雖不是專門從政的社會活動家，但是他們也應具有社會活動家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所以，提高儒商的素質，既包括思想道德素質，也包括科學文化素質，二者缺一不可。隻有把二者融於一體的現代儒商，才是市場經濟所要求的理想人格。
縱觀儒家的理想人格，既有內聖規定，又有外王取向，似乎構成了較為健全的價值目標，而就總體價值觀而言，內聖始終占主導地位，外王事功不過是其邏輯的必然結果。它主要具體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麵：
(1)企業的人格
如果企業也有人格的話，那就是企業所蘊含的精神和外在表現，而這種理想的企業人格，也是內聖外王。
企業是社會的經濟細胞，是獨立從事生產和經營的經濟實體，它所追求的主要是效益、效率，這就是企業的生命。問題是，怎樣提高企業的效率，怎樣保持企業長遠的效益？
企業的外王，當然是它在社會上的影響力，成功的企業，它們對社會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當然也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所以判斷企業是否成功，利潤是一方麵，但我們更應該看到的是企業為社會提供了多少優質的服務，並把自己的服務融入了人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它們怎麼樣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加了社會總產出；它們怎樣讓人們能從繁瑣的工作中解脫出來，得到舒適的享受，應該說，這是企業效益持續性的基礎。
華商在借鑒和吸收西方企業文化的本質特征——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論時，更重視對中華民族有深刻影響的傳統文化，更好地發揮其優勢。
(2)企業文化
華商企業人格修煉表現以下特點：
①以一些崇高的信念、品德作為企業最高目標或宗旨，他們認為“品不良在於心不正”。使命是：“致力社會生活的改善與提高，為世界文化的發展作出貢獻。”
②以和為指導思想，強調人們之間和諧一致和企業整體。
③綱領：履行企業員工應盡的職責，謀求改善和提高社會生活，為世界文化的發展作出貢獻。
④信條：企業發展離不開全體員工的友好協作，全體員工應以至誠為宗旨，團結一致服務於企業。要具備光明正大的精神，友好團結的精神，奮力向上的精神，禮貌謙讓的精神，服從統一的精神，感恩報德的精神。
⑤基本方針：遵循公開和公平的經營原則，爭取成為受國際社會依賴的企業；以提供潔淨而安全的商品為己任，努力開發和研究各個領域的尖端技術，為滿足全世界的顧客的需求而提供商品；通過在各國和各地區開展經營活動，為產業和經濟的發展作出貢獻；創造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個人創造性和集體協作能力的企業環境；通過在世界範圍內開展卓有成效的經營活動，使企業保持穩定的發展；建立對外開放的貿易關係，努力開展共同研究和創造活動，謀求實現長期穩定的發展和共存共榮。
⑥經營方針：要有理想並保持年輕的心態；要重視理論、創意和珍惜時間；要熱愛工作，創造愉快的工作環境；要建立協調的工作流程；要牢記不斷開展研究和努力工作。做別人不做的事情；領先別人一步；發揮一流的技術；以世界為服務對象；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能力；一切行動服從指揮。
事實上，世界上很多優秀華商都把國家、企業、個人緊密聯係起來，在“修己”的同時，強調為企業、為他人、為國家、為社會作貢獻。
早在本世紀初葉，我國民族工業的一些優秀企業家就是懷著振興中華的理想來創辦企業的，如從1900年起在無錫、上海等地創辦麵粉廠、紡織廠的榮氏兄弟和1914年創辦久大精鹽公司的範旭東等。盧作孚創辦民生輪船公司，明確提出“服務社會、便利人群、開發產業、富強國家”的民生精神。宋斐卿的東亞公司則以“以生產輔助社會進步，使遊資遊才，得到合作，為一般平民謀幸福”為企業目標，強調使命感和責任感。
現代企業中如生產高質量電冰箱的美菱企業集團，以其資金、技術、品牌、文化優勢幫助一些負債累累的企業走出困難；海爾集團更是強調以無形的力量(文化、技術、品牌)激活有形的力量，促使企業得以成長。我們不否認其中的商業目的，但也看到一個成功的企業家，他所考慮的社會責任。長虹集團更直接地呐喊“產業報國、以振興民族工業為己任”。旭日集團提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現實原則。四通以“報國、創新、團結、奉獻”為自己的精神。這些企業的成功，與企業文化的貢獻是不可分離的，而且企業文化不隻是對管理、從而對企業的業績是有正麵價值的，同時對企業員工健全的人格修養、社會精神的塑造也大有裨益。
綜上所述，內聖外王機製的重點是在內修和發揮，隻有發揮其所內修的所有潛質，才能達到其最終的目的。
拿破侖有句名言：“世上沒有廢物，隻是放錯了地方。”李白說過：“天生我材必有用。”這兩位著名人物所說的，講明世上任何事物都有發揮內在能量的可能和機會。
剔開事物不說，就以人而論，確實每人都有其內在的潛能，隻要位置擺得對，其潛能是可以發揮出光和熱的。這些光和熱就是財富。
人的潛能體現在哪裏？概括地說，是知識、技術、經驗。每個人隻要充分地應用其潛在的知識、技術、經驗，定能開創出相關的事業，成為其財富。
2.五德皆備，可為上將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五德”，是華商們心靈深處所積澱的具有儒家理想人格論的文化遺傳因子。弘揚這些優秀的思想道德品格，對於塑造華商的現代理想人格，是十分珍貴的精神財富，它對推動企業的管理與經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談管理者的素質，首先要知道，“商”有什麼含義。
中國曆史上是鄙視商人的，“士農工商”，商為未流，而且還有所謂“無商不奸”之說，之所以有這種看法，與中國傳統文化中“重義輕利”的價值觀是分不開的，如今，人們把似與金錢無礙的“儒”與專事金錢遊戲的“商”扯到一起。那麼，何謂“儒商”？
從國內討論看，儒商指從事工商活動的人，具有較高社會責任感，較高的文化水準和健全的文化結構，尤其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有很深的理解。企業家，作為當今社會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擔負著重大的責任。
企業領導體製的發展，由家長製到硬專家管理，再到軟專家管理，現在處在第三階段，要求企業家除了對組織、製度、命令等通曉外，還要對文化、精神、溝通等有較深的修養，做到寬嚴相濟、明暗相調。
儒家概括出五種最重要的道德，仁、義、禮、智、信是管理的道德素質。1979年，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埃茲拉·沃格爾教授出版了一本書名為《日本第一》(《JapanAsNumberOne——LessonsforAmerica》)，副標題是“對美國的教訓”，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動。1億多日本人，擠在一個資源匱乏、狹而長的島上，經過了二戰的打擊，僅經不到半個世紀的發展，即一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大國，世界各個角落都有日本的氣息。如何解釋日本的成功？眾說紛紜，而美國環太平洋研究所所長弗蘭克·吉布尼的分析很有意義，他認為，日本的成功不是由“政府與企業的合作”、“模仿美國技術”、“無情的貿易競爭”、“陰險的日本商人”、“隻會工作的經濟動物”等說法所能闡明的，日本經濟的崛起，乃是它將古老的中國孔子的儒家倫理同西方自由的市場經濟揉合在一起，並加以巧妙應用所致。或者說是日本成功地熔鑄“合金主義”的結果。奇哉高論，真可謂振聾發聵!
2000多年前中國先賢孔子的《論語》是一部講倫理道德的經典著作，在談到追求物質利益與《論語》提倡的仁義道德並不是矛盾的，孔子雲：“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論語·裏仁篇》)，關鍵是取得的途徑是否正當，“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篇》)。而如果經商不會計算、決策，則是不合格的。
現代社會經濟狀況下，同時要求華商必具備以下的基本素質：
①五德齊備。五德者，智、信、仁、勇、嚴。智者，智慧過人；信者，信義服人；仁者，寬以待人；勇者，勇冠全軍；嚴者，公正嚴明。它是才氣、德行、文韜、武略的綜合。
②謀略在胸。孫子說：“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計篇》)首先善算，善算者要胸有成竹；其次，籌劃要高人一等，如果見解不能超過常人者，預見勝利不能超過一般人的見識，就不能算是高明的人，高明者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贏利機會；第三，在軍事上，善戰者必須造成險峻的態勢，從而集中兵力攻對方之弱，產生奇效；第四，能調動對方。
③視卒如子。孫子說：“視卒如嬰兒，故可與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地開篇》)。他又說，進不求名譽，退不避懲罰，重視保護人才。
④巧以運勢。勢，是力量的走向，順應時勢的變化，可事半而功倍。
如何處理才、德的關係？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才隻是德的輔助，德是才的統帥。
現在，我們從華商們的成功事業中看到他們對“五德”的看重。特別是久居海外的華商，更是對其重視，認為是立命做人興事之本。他們認為具有“五德”不光是自己的修養的內在東西，而且是自己享有好的聲譽的最切實的外在體現。具“好德之名”而經商的人，在競爭中總會先勝人一籌。
3.修己安人，管理之本
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又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治國如此，治企亦如此。家興而後企興，企興而後國治，此乃內聖與外王之辯證法也。
修身作為一切管理的基礎，就是對自己嚴格要求和自重。鞏固自身的仁德和忠信來為自己獲得威信，以此為自己的事業和管理服務。修己是自己內質的培育、修煉和加強，安人而獲取最大的經濟效益則是其最終的目的。
古往今來，從天子直到平民，都應該以修養個人的善良品性為根本。個人善良本性敗壞而卻能把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搞好，即本壞而末治，這是不可能的。那麼，應該怎樣修養個人的善性呢？首先要修養孝行，其次要不斷學習文化知識，充實自己。然後立誌實行仁德，爭取成為一名道德高尚的君子，一個完全的人，像一塊純潔無瑕的美玉，待價而沽。
長期以來，一個企業的目標被限製在為股東賺取更多的利潤方麵。其實，企業除了讓股東分得更多的紅利外，還培養了無數風雲人物，運籌帷幄，研製、生產了很多新產品，滿足了人們的需要，豐富了人民的生活，讓多少百姓領得了工資，不需在街頭遊蕩，也向國家上交了稅收，使國家機器得以運轉，人民可以在安寧的環境生產和生活，因此，企業的目標不僅僅是利潤，它還有更廣泛的目標即社會目標，那麼，管理者也不僅僅是為老板打工，而是有更深層次的含義。
雄才大略的唐太宗說：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這是我國傳統的管理思想的發展，在《劄記·大學》中有一句話：“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如果古代的中國有企業，那麼這句話就會變為“家齊而後企興，企興而後國治”。修身是齊家、興企、治國、平天下的基礎。
有很多企業“其興也勃也，其亡也忽也”，讓人扼腕長歎；也還有不少企業，如日中天，是大家的榜樣。有多少企業家們逐鹿商場，麵對瞬息萬變的市場，鎮靜自若；也有多少企業一著不慎而全盤皆輸。有的企業逆水行舟，終達目標；也有的企業在“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順境中，因沒有看到暗礁而遇險。大浪淘沙，這樣的活動怎能僅僅以“打工”、“賺錢”來概括，它又何嚐不是人的修煉？
從安人的角度看，就更明顯了。對於廣大的工薪階層，就業是他們生活的支柱、生存的依靠，失去了它也就失去了希望而陷於苦惱，很多社會問題都是因為失業、包括隱含的失業而導致的。企業承擔著這方麵的義務，企業管理的意義就在於讓企業平穩地成長，從而可吸納就業人口，而不是大起大落，甚至停業，讓自己的員工處於動蕩不安的環境中，為生計所累。我們有庸醫害人的說法，又何嚐沒有庸管理者害人？孔子說：“修己以安人”，他又說：“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可見並不容易。當然孔子並未言明安人是人生的意義，但仔細推敲其言論，不難發現其意思。子路問孔子，孔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安人就是與我接觸的人，莫不得安，一般管理者能做到這一步，就很不錯了。子路又問：“如斯而已乎？”孔子說：“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安百姓”意指人民全體統統得安，所安的範圍更大，所以更困難，孟子讚揚文王，說他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荀子稱“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都與孔子的安人“一脈相通”。
中國的安，包含了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的五個層次，包括：生理需要，為支持生命所需，包括衣食住行；安全需要，即不受物理危險的侵害，經濟保障、有序而可預知的環境；社會需要，包括友情、和諧等；自尊需要，感到社會承認自己的存在；自我實現的需要，有成就，獲得他人的肯定。
所以，安人要根據社會進步的程度，采取相應的措施。包括：服務安人，管理者給予員工適當的關懷，創造有人情味的讓員工輕鬆自如的環境；合理待遇；合適的工作；安定的保障，不要動不動就解雇員工；相互尊重；適時升遷；及時表揚；創業輔導等。
在修己安人方麵，現代的華商尤為重視，其中不乏佼佼者，何日華便是其中的一例。
何日華，祖籍廣東省新會市，1917年在新加坡出生。12歲時從新加坡到廣州，入嶺南大學附中讀書。中學畢業後到日本東京水產講習所學習。抗戰期間，他先後在嶺南大學、昆明金陵大學就讀。1944年，他以公費到美國波士頓內爾大學(ComellUniversity)深造，翌年改入哈佛大學，在1946年取得碩士學位後回新加坡，然後在當地華昌公司工作。
何日華在華昌公司工作十分努力和認真，對自己的要求十分嚴格，他年輕的時候，就對中國文化中的仁德忠信非常重視，並以此學習和吸取作為自己立身之本。再加上他機敏、文雅，贏得老板李國欽的器重，做秘書工作，後來又將女兒李廉鳳嫁給他。李國欽在東南亞有礦業大王之稱，財力雄厚。何日華搭上了這樣的關係，對其日後創業不能說沒有幫助的，而事實恰恰證明了這點。何日華進入華昌公司任職幾年後，被委派到泰國主持泰華公司。此一行，是他施展經營才華的機遇。
何日華是位飽讀經論的學者，思維敏捷，有文治武功的本領。文治武功，對軍政大業來說就像車的兩輪、鳥的兩翅，缺一不可。明白其中道理，熟悉文武相輔相成的謀略，大業則可成。在企業所有成功者和長於謀略之士，無不重視文治武功謀略。
在中國曆史上，人們知道孔夫子大約隻是思想家、教育家，其實這是看偏了孔夫子了。夫子者，非夫子也。隻是一生在軍政上頗失意。一旦得誌，夫子胸中謀略，亦抵雄兵十萬。
何日華是個“文治武功”的佼佼者，他在多所著名大學攻讀，知識豐富，加上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所以，運用得心應手。他讀完書後，由一般辦事員到當老板的秘書，後來又被委任主持泰華公司，使他的實踐經驗得到迅速提高，文治武功謀略得到充分施展。他主持的泰華公司在迅速發展擴大的同時，又先後在東南亞成立了緬甸阿華貿易公司、曼穀華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華加等公司，使泰華貿易公司成為有規模的地區性集團。
如果說華昌集團在東南亞的事業是由何日華一手創建的，那麼該集團在美國的業務發展，更是何日華的業績了。從70年代起，何日華開始拓展美國市場，使該集團在美國的業務由食品逐步延伸到房地產業、旅遊業及農業開發等綜合業務。此後，他又在印尼民丹島(Bintan)興建度假酒店，在斯裏蘭卡首都科倫坡建起海濱旅館，在中國大陸也投資酒店等。
何日華的文治武功本領是在認真攻讀和努力實踐中形成的，為了追求學識，他先後在新加坡、廣州、昆明的一些大學攻讀，後來又到日本東京、美國波士頓等大學深造，讀書求學直至30歲。後來參加經商工作，在商海中浮遊，學以致用，才幹增長更快。由於有堅實的文治武功本領，新加坡政府曾先後派他駐泰國、比利時、德國及聯合國大使，1972年～1976年，還委任他為駐歐共體首席代表。在一連串的外交任職中，何日華以其知識和謀略，出色地完成了各項職責。
1976年後，何日華已全力轉回華昌集團業務了，並成為該集團主席。據《福布斯》雜誌公布資料，到1994年止，何日華的財富估計為5億美元。
4.“內和”聚力，“外爭”圖強
在商業競爭中，“內和”是管理的要素，是“外爭”的堅固的基礎；“外爭”是企業經營必要的手段，是“內和”精神和價值的具體體現。掌握了其兩者間的關係和作用，企業的成功就有了保證。
儒家思想家主張“人和”，強調“和為貴”。但在強調“和”的同時並不排斥競爭。孔子曾說過“勇者不懼”、“殺身以成仁”，就頗有一種抗爭的意味。儒學思想強調“和而不同”，其中內涵亦有競爭的意思。
在強調“和”與“爭”的關係問題上，深受中國儒家文化所影響的海外華人，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將西方式的競爭，儒學式的競爭，恰到好處地結合在一起。因此，產生了頗具特色的人類社會競爭新模式：外爭內和。通過內和達到促進外爭的目的。當華商企業同其他企業競爭時，華商總會在“爭”麵前聯合起來，相互提供技術，提供信息，乃至生產場地等，一致對外，這也是華商在國際市場上有很強競爭力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