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隱與見，出與入，並不是絕然對立，互不相容的。“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是先哲孔子和孟子的教導，他們的兼及正反兩麵的處世方法顯得比其他哲學更有智慧，更靈活，更全麵。由於提倡積極入世、有所作為，儒學是傾向於世用，講究兼善天下的。對於讀書人、知識分子和士大夫來說，學以致用，畢竟是積極的人生態度，當儒學被漢武帝奉為正統的哲學以後，求取功名更成了一般學人士子的奮鬥目標。隱遁高臥不過是一種權宜之計，對大多數出仕者來說，為了養家糊口，為了建功立業，不到迫不得已，是不會走上這條道路的。
那麼，充滿了功利性目的世用不是“物役”、“塵勞”嗎?那些一向自嗚清高的士大夫又是如何身居朝市，卻能勘破囂崖利藪，出淤世而不染，保持清白的名節的呢?原來，他們對這一現實的矛盾想出了解決的辦法，即居官而少問事，任職而多偷閑，這就是魚與熊掌兼得的兩全妙法——朝隱。西漢已有朝隱的概念，揚雄《法言·淵騫》說：“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稱春秋時魯國大夫展禽(即柳下惠)為“朝隱者”。事實上，漢武帝時身為朝官的司馬相如曾稱病不問事，既可獲俸祿名聲之利，又可得林泉逍遙之趣，便是朝隱的典型例子。晉人隱逸之風大盛，晉王康琚作《反招隱》說，“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認為隱居在山野僻壤的高人不過是小隱士而已，居於朝廷與市肆的高人，尤其難得，那才稱得上是大隱士。此論得到了鄧粲的響應，他進一步肯定：“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見《晉書·鄧粲傳》。這些說法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對那些棲身於官場而又追慕高邈氣度的士大夫階層。但是朝市喧囂如何清虛隱逸，說說容易做起來卻難。像采用漢人司馬相如以病相推、晉人嵇康唯酒是耽等方法，終非長策。所以，唐朝大詩人白居易提出了一個改良的方案，他說：
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
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
似出複似處，非忙亦非閑。
不勞心與力，又免饑與寒。
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
……
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
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
惟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
窮通與豐約，正在四者間。
遁跡於山野，做名副其實的隱士，冷落太過，凍餒無時；混形於京官，又囂喧難熬，心力耗磨，最理想的方式是介於大隱和小隱的中間，即他所謂的“中隱”，在地方上(他在這首詩中舉例說如陪都洛陽)當個閑官，這樣便可避勞免饑，優遊卒歲了。他另有一首《閑居》詩，內雲“從旦直至昏，身心一無事，心足即為富，身閑乃當貴，富貴在此中，何必居高位”，恰可作中隱之說的注腳。
可見，與世用相對者，並非惟隱遁一途，燕閑也是方法之一。對那些難脫宦海的士大夫來說，莊子之遊既高且玄，隻可豔羨，無從附著，而古代人想出來的“朝隱”、“中隱”的實踐，卻拓出一片天地，從而將那逍遙的遊曆降到能真實感受的生活層麵上來，所謂“會心處不必在遠”，隻要你能散漫而疏放，心凝而形釋，身邊的花木泉石、琴棋書畫，都可成為精神上擢拔高蹈的憑藉。
水陸草木之花，因是大自然中生出盎然、香色兼備之物，最得雅人豪士的激賞，他們常常在閑清逸致的消磨中盡付予花枝草蔓，從中獲得人生的感悟。晉代大將軍張天錫曾說自己“觀朝榮，則教才秀之士；玩芝蘭，則愛德行之臣；睹鬆竹，則思貞操之賢；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晉書·張天錫傳》。宋代理學家邵雍則大談觀物生意，體會造化：“簾外青草，軒前黃陂。壺中月落，鑒裏雲飛。既有荷芰，豈無茨；既有蝌蚪，豈無蛟螭?可以觀止，可以忘機，可以照物，可以看時。”《盆池吟》。明萬曆進士王象晉更是沉迷花事，睥睨世情：“予性喜種植……第取其生意鬱勃，可覘化機；美食陸離，可充口實；較晴雨時澆灌，可助天工；培根梳屏翳，可驗人事……醉則偃仰於花茵莎塌淺紅深綠間，聽鬆濤酬鳥語，一切升沉榮辱，直付之花開花落。”
不必浪跡於江湖，帝闕亦可作濠濮間想；不必藏身於山中，輦下亦有龜魚之樂；不必優遊於林野，朝市亦能別有會心。這種辯證法圓熟地運用，使得仕進與隱退溝通起來。中國人就是這樣，在花木的賦閑玩賞中，借機擺脫人生的重負，世俗的拖累，澄懷觀道，體悟性靈，以保持獨立的自我人格，做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從而去追躡古書上所說的那些令人神往的高人隱士所具有的清遠超邁的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