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人格化的升華已不能單純理解為是人花相對中人將自身的價值取向納入到對象的身上，對象之所以能映現出我們的影像，是因為對象天然地與我們具有同質同形的一麵。古人因此甚至相信，有些花就是由人變化而來的。《華陽國誌》說：魚鳧王之後，有王名為杜宇，教民務農，號為望帝。《成都記》說：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為杜鵑，又名子規。子規泣血，化為杜鵑花。後來詩人多詠此事，如韓《淨興寺杜鵑花》詩：“一園紅豔醉坡陀，自地連梢簇羅。蜀魂未歸長滴血，隻應偏滴此叢多。”楊巽齋《杜鵑花》詩：“鮮紅滴滴映霞明，盡是冤禽血染成。羈客有家歸未得，對花無語兩含情。”而且古人還相信，不僅人能變花，花亦能變人。《內觀日疏》說：姚姥住在長離橋，十一月夜半大寒，她夢見觀星墜地，化為水仙花一叢，甚香美，摘食之，醒來生下一個女兒。《花史》說：謝公睡夢中見一仙女手持一束水仙，次日妻生一女，長大聰慧善詩。後來人們因稱水仙為“姚女花”或“謝女花”。這就是鮮花美女的奇妙轉換。這種轉換是人花生命的轉換，基於生命相通的信仰觀念，而其邏輯的發展必然是，人與花之間的關係如此親近，以至於花也具有了它與之同化的那個對應物即人的種種特征以及相關屬性。從為花木的命名中我們便可以感受到這種人格化的升華：君子蘭、美人蕉、老公花、娃兒藤、羅漢鬆、野人瓜、相思豆、含羞草……，而其中的珍品異種，也多洋溢著人間的煙火氣息。
羅隱《牡丹花》詩中的名聯“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說其運用手法隻是比喻，是因為他還把持住常識，坦陳人花有別，人能解語，花不能解語，人而有情，花則無情。與羅隱不同的是，雖承認花不能言，但似乎有許多的騷人墨客寧願相信花不能言卻有情，花木是能善解人意的。
一樣詠牡丹，唐代樂妓薛濤在《牡丹》詩中就將牡丹當作別後重逢的情人，傾訴著情意綿綿的相思之情：
去春零落暮春時，淚濕紅箋怨別離。
常恐便同巫峽散，因何重有武陵期?
傳情每向馨香得，不語還應彼此知。
隻欲欄邊安枕席，夜深閑共說相思。
所以，宋趙時庚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凡盈穹壤者皆物也，不以草木之微、昆蟲之細而必欲各遂其性者，則在乎人因其氣候以生全之者也。彼動植物非其物乎!及草木者非其人乎!”
花之人格化的極致，便是人將花當作人來看視，當作人來對待，並在這個過程中體驗和感悟著自我的人生。性情溫良的中國人，正是以自身獨有的思想行為方式，向這一極致努力耕耘，開拓出一片富含東方情調的人文天地，載入世界民族之林的史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