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美國人口統計報告，全麵的工作滿足感下跌了另一個5％，隻有41％的受訪公司職員表示，他們對工作“十分滿意”。一份密執安州發布的1989年度辦公室《環境索引》指出，那些工作滿足感極低的是“工會工人、秘書和文職員工、年輕雇員和那些低收入者”。
從一開始，工作對很多人來說就是可怕的，是生命中不能逃避的真實事物。古希臘人認為，需要工作乃是神祗憎恨他們的證明，羅馬人也有相同的感想。為工作而工作，在那兩種文化裏，皆植根於“失望”的意思。羅馬人認為工作是聰明人自貶身分，惟有好深思的生命（想而不做）才值得敬重。
中世紀時，工作是肮髒和困難的。農民用盡畢生精力鏟鬆土壤，使他們的鞋麵和指甲下都聚積了泥沙，滿身散發泥土氣息，連頭發都藏著泥。而普通人不用為鬆土付出心力，他們出生、工作、死亡，在同一片土地上——一塊他們開墾，卻不擁有的土地。
大約在文藝複興時期，人們對工作的觀念開始改變。例如羅馬天主教教士托馬斯？阿奎那認為，工作並不真的那麼差勁，或許神並沒有憎恨工人，工作肯定是一種責任和負擔，或許也是一種自然權利。從此，人們長期對工作的負麵觀感開始轉移。
宗教改革時期前後，此態度改變得更急速。馬丁？路德大膽地提出，代之以神的詛咒，工作其實是一種神的祝福——一種類似榮耀的行為。馬丁？路德賦予工作真正的價值，使它高出於無意義、辛苦且令人討厭的工作定義。
日內瓦的宗教改革家卡爾文，更提出了工作的革命性觀念。這種革命性觀念，使他被認為是播下資本主義種子的第一人。卡爾文認為，工作就像牧師之職，工作是好事，他認為人們應該工作，以充分應用他們的才能。
在馬丁？路德和卡爾文的時代，工作可以是好的，這種想法非常新奇。如果擁有神所賦予的權利，做有意義的工作，做他們所願意、能帶來自尊的工作，人將會如何驚訝！
人們過去認為，你隻能呆在家庭和社會其他行業，按照“規則”工作。卡爾文使工作的觀念自束縛中解除，而且鼓勵人們盡可能的開發個人的天賦和才智，並用在工作上。
我們有很多關於工作的觀念，包括我們想選擇任何職業的自由，都是很新的。我深信，工作，尤其是有意義的工作，提供給人們的利益，遠超過賺錢換取食物和容身之所。我感謝阿奎那、馬丁？路德、卡爾文，以及其他讓我可以思考有意義的工作，能豐富和提升我們生活的人。
“當工作成為一種樂趣，”俄國作家高爾基寫道，“生命就是一件樂事！當工作是一件責任，生命就是一種苦役。”如果有意義的工作使我們對自己感覺美好，那麼，無意義、辛苦且令人討厭的工作，隻不過比失業加諸於人的痛苦略勝一籌罷了！
例如，想一想朗？波義爾接到解雇通知以後的那痛苦的幾個月，他無休止地填寫申請表格。沒有工作，不論有意義與否，男男女女會有喪失自我價值的可貴感覺。當自我價值感沒有時，麵對和解決問題的力量也隨之而逝。不過，無意義的工作，還是有其痛苦的價值。
朗最後終於找到另一份會計工作，在公營機構當出納和辦公室經理。但他很快便發覺並不適合自己。差勁的是，工作時數長和雙倍的工作量，薪金卻比從前少三成。朗除了一星期固定工作44小時外，還須花費晚上、周末，甚至假期內另外的25～30小時，來裝設電腦程序，而這些工作是“極度需要的。”
“朗討厭嘮叨的工作，”喬治亞？李回憶說，“可是他為了怕家人受苦，甘願縮減收入，長時間工作。不幸地，在朗長時期失業，以及頭幾年的辛苦和對新工作不滿，使我們累積了可怕的債務。債台高築、信用卡透支至限額，每個月付過賬後，幾乎沒有剩餘的錢來買日用品。”“我不認為我們用錢不慎，”她補充，“不論如何努力嚐試，朗的薪金就是僅夠付賬，情況日趨惡化，以致盡管我較喜歡留在家中照顧孩子，也不得不出外找工作。”
“我從小就是個父母外出工作、獨自留在家中乏人照顧的孩子，”朗哀傷的說，“所以我答應她不必再工作，除非孩子長大以後她願意做。”
“可是當我收到解雇通知後，”朗繼續說，“而戶頭裏分毫不剩，以致喬治亞必須到丹尼斯餐廳做服務生。這個決定使我十分傷心。”
“有新工作，”喬治亞承認，“我們的確賺到一些錢，可惜從多方麵來算，我們實在是入不敷出。我倆都不喜歡所做的工作，因為很少看見對方，又讓孩子們孤獨留在家中。許多時候，我們都感到疲累，脾氣差透了，壓力使得身體不適，朗身體日漸衰弱，而我則服用越來越多的阿斯匹林。我倆都不介意辛苦工作，不過日複一日對著苦悶、自貶身份的工作，身心都痛苦不已。”
波義爾家庭的困境在美國非常普遍。據1991年度調查，年齡介於25～49歲的美國人，64％表示，他們“幻想辭職，生活在沙漠孤島上，或環遊世界，或做其他自以為樂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