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著這種認識，讓我們從有待接受的長期觀點出發，考察一下當今的需要。當前亞洲的落後政治環境準確地反映了亞洲國家政治才能的不足。在這種環境下，有效的組織機製的缺乏使亞洲人民喪失了采取有效行動的權力，餘下的隻是停滯不前和對變化的消極抵抗。這些是在未來的變化中不可忽視的因素，不過一時還用不著對其采取什麼措施。在為發展進行有組織的準備方麵，日本是亞洲的代表；不過小小的日本不足以成為強大推動力的源泉。目前，日本正在考慮，從特性與意圖來說，另外兩個相互競爭的種族中的哪一個對日本的短期利益和亞洲最大限度的未來發展最加支持。日本將根據這些來確定自己的航向。
另外的兩個種族——斯拉夫和條頓之間有著一清二楚的不同，具體表現在政治製度、社會進步和個人發展方麵。有理由相信這些差異中有一部分是根本性的，植根於種族自身之中；另外一些則是兩個種族多個世紀的成長環境的產物。兩者之間還存在著源於相互理解之缺乏的敵意，另外還有利益的衝突。兩者在亞洲的相對地緣狀況以及隨此而來的抱負促成了這些衝突。要想令人滿意地處理這種局麵，首先必須承認問題的存在，不要一邊心存戒心，一邊用偽善的詞藻粉飾現實。如果做到了這些，就可以希冀會出現兩條雖然不同向、但也不會相碰撞的平行線。盡管我們不可能完全合二為一，但可以如實地相互接受，不誇大相互間的分歧，並且在共同的關注對象找到相通之處而不是爭執。雙方隻有都認識到了對方的基本需要，才能做到這些。
種族特性的不同表現在了行為上，因為行為是精神的物質表現。在此之外，陸權和海權的區分也突出了兩大種族之間的分野，限定了它們的利益和意願。它們目前的所有和需求都反映了這種不同。陸權和海權之分存在於兩大種族的地緣狀況之中，並和它們在亞洲的利益目標相聯係，也清楚地涉及到交通問題，即朝向目標的通道問題。條頓國家占據海洋，而斯拉夫種族則幾乎與海相隔離。但在陸權方麵，條頓人處於劣勢，它在地理上遠離亞洲，而斯拉夫人的一大片地帶卻和亞洲接鄰。亞洲的對外交通幾乎全由海路，故而這方麵條頓人擁有無可比擬的控製優勢，它在海洋與商業發展上也同樣如此。
本質上，上述相對狀況不可逆轉。固然可有一些變化，但也僅在有限的範周內，絕不可能導致平起平坐。基於自然因素的上述狀況的存在是政策的根據。它決定或左右國家對於擴大勢力或實行占領的要求，影響著某一種族在其力量賴以存在的因素上的壟斷地位。另外，同樣應承認每個種族絕對需要在並不主要由它掌握的土地上有一些立足點，雖然它們肯定會處於不利地位。這種共同的相互需要表明在一些領域雙方必須相互讓步以力求協調。
例如，很清楚，俄國對於當前它那條經由波羅的海和黑海邁向大洋的有缺陷的且政治依賴性強的通道就永遠不會滿意。同樣清楚的是歐洲的條頓國家——德國和英國不可能允許俄國在利凡特、並由此在蘇伊士航線上處於主宰地位。俄國可以做到這點，隻要它能占領博斯普魯斯和達達尼爾海峽，從而將它被封閉在黑海內的海軍基地轉化為進出自如的堅不可摧基地。一支能穩固地發展、紮實地訓練並有自由出入口的強大俄國艦隊所具備的優勢在這個世界是無出其右的。如果它針對的是蘇伊士運河，那麼和海權緊密相連的商業形勢將有根本變化。對此我十分強調，所以盡管我真心希望英國贏得目前在南非的戰爭，我還是更願意英國通過以下行動來彌補自己的失敗和損失：集中力量於地中海和利凡特地區，和德國共同維護對於蘇伊士地峽及小亞細亞半島的控製，從而確保對於兩國必不可少，且無法為經由好望角的航線所取代的蘇伊士航線的安全。
怎樣並且在什麼地方俄國的海洋要求才有可能被滿足呢？隻有兩個地區，不過得到其中任何一個地區都不會讓俄國徹底心滿意足，為此俄國對於海洋的孤立也不可能被改變。兩地區中，一是波斯灣，俄國可以自黑海之濱縱貫波斯抵達它；另一是中國海岸，俄國已可經西伯利亞到達該處。俄國獲得波斯灣意味著它必須侵略波斯或從其獲取讓步。抵達波斯灣不會使俄國的雄心得到滿足，除非伴此而來的是對從俄國在東土耳其的邊界最南點到波斯灣的大片領土的占領。如果這些都能實現，俄國就處在了印度的側翼，從而能夠幹預可能出現的從地中海穿過美索不達米亞並延伸至印度的鐵路。另外，盡管從波斯灣並不能象從利凡特那樣對經蘇伊士通往東方的航路施以絕對控製，但波斯灣具有側翼上的意義，戰時從那裏可以施加長期性的威脅。而且，應注意的是，如果俄國在波斯灣駐有一支值得英國艦隊及其盟友認真對待的海軍，後者就可能疲於奔命，以至不得不放棄在黑海和中國海域的海軍活動。因為如將海軍力量分散部署於上述二個地區，它們相互間不太可能進行呼應。這樣的形勢暴露出的明顯弱點會使有關國家不能采取一項會給它們帶來危險的安排，這自然對俄國有利。此外，如果反對俄國涉足中國海岸，這看來也無道理，而且會毫無必要地激起俄國的仇視。這樣，如果對俄國果真不進行多少抵抗，和在爭執地帶的西端時一樣，在東端，我們也能看見各個強國的彙聚。它們圍繞的中心利益由於中國政府的垂死狀態頗具爭執性。
海上強國需要在中國海岸擁有地盤，並開辟它與世界的自由交通，它們可以直言不諱地聲明長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們進入中國內陸的必經之路和在當地發揮影響的中心。海上強國和俄國間的互惠協定不應采取正式條約的形式，而隻應是一種諒解；它也不應由人仲裁，而應建立在按互讓精神對現實的承認之上。它應包含這種認識，即不應在長江沿岸實行任何軍事占領從而使某些水域對海上強國強行關閉。在這種條件下，後者也應在和平時期避免使用海軍力量阻止其他國家享受對長江的商業使用權，其保證一是在於擁有強大海軍的國家間訂立的保證協議，二是在於它們間的相互監督。在這方麵，海軍國家間的合作既離不開對於本質上與其相對抗的某種活動的共同反對，也和相互間利益的共通緊密相關。這些共同點會防止那種由某個國家發揮不適當影響的情形出現。
在現實中，就對中國進行侵略的可能而言，集中於一國之內又近在咫尺的陸權比海權要可怕得多，因為海上強國遠不止一個，且力量基地比較遙遠。另外它們更鍾情於獲取利潤，將自己的活力之源首先寄於商業之中，其次才是在武力運用上。所以，海上國家對促進所汀交道的國家的發展比征服它們更感興趣。為了整個世界的福祉，它們更多注意的是增進自己的影響而不是強製；是通過物質進步和在精神上接觸已創造了最高級的個人和社會成果的文明，來促進當地人民的逐漸發展，而不是占有他們的國家。這樣的過程以武力——外來勢力的幹涉力量和當地的抵製力量——為基礎畢竟令人遺憾，不過這隻是曆史的重複。武力一直是思想借以將歐洲世界提升至當前水準的工具，它仍然有助於我們的政治製度及社會組織。
總而言之，對將來和當前而言，中國和利凡特海域及亞洲東西端的形勢發展離不開武力的存在。客觀的不可回避的形勢要求條頓國家進行合作，這既由於它們有著根本一致的利益——這是物質因素，也由於受其利益和權力本質驅使的行為由同一種精神所激勵。這就是本質上自由、追求影響擴大的商業交換精神。商業影響需要通過在各地部署海軍來得以存在，不過並不能借助海軍而廣泛傳播，因為海軍力量的特點大大限製了其在內陸的廣泛使用，並使它離不開本國隨時隨地的支援。從結果看，無論現在還是將來，和海軍力量密不可分的眾多利益是海上強國賴以存在的基礎；以海軍為工具，可以要求他人聽從自己的意見，而不是強求俯首貼耳。因而海軍隻能被用來抵抗排他性的舉動。或幫助有關國家抗擊征服行為。為此，海上強國應同心協力。不是以有約束力的同盟方式，而是本著心心相印的精神。
從當前的對峙狀況來看，軍事上的考慮將依然決定著亞洲的未來，直至敵對為協調所取代。而目前戰略態勢所基於的地緣狀況正左右著有效合作的性質與方向，前些段落對此已談得很多。還需重申的是，當前的主要利益焦點是中國，它幅員廣大又正處於動蕩之中；另外，在中國四周還有著其他陸上的或海上的富庶地區，它們構成了從爪哇到日本的東亞世界。這一地區的未來市場價值是正愈演愈烈的政治和軍事爭論的核心所在。除此之外，以一個政治家應有的眼光，還應考慮到對歐洲文明的吸納對亞洲國家的長遠影響。這些影響會使亞洲成為怎樣的一個社會？在精神上和我們相同，還是不如我們或甚至更優越？
除了俄國和日本，其他有關的強國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它們遙遠的國內基地的支援。於是我們可將各國分為兩類：一是主要以陸地為交通渠道的國家，另一類是依賴海運的國家。海上航線有著數量及便利程度上的優勢，它們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貿易路線。這些路線中的兩條有著無可比擬的重要性，一是從歐洲經蘇伊士的航線，另一是從美國穿越太平洋的航線。巴拿馬運河的開通必將給後者以重大影響，因為它把這條航線和美洲的大西洋海岸連接了起來。
交通狀況決定戰爭的成敗。廣義上，交通是政治和軍事戰略中的最重要因素。海權在控製交通方麵作用突出，曆史上即是如此，而且隻要還有海軍，該狀況還會繼續存在。原因就是在長距離大批量運輸方麵，水運比陸運方便得多，運量也大得多，所以海洋也就成了最主要的商業交通媒介。‘商業’這個詞讓人想到海洋，因為海上商業在任何時代都是財富的主要來源，而財富又具體象征著一國的物質和精神活力。所以，如同陸軍對於陸上軍事行動至關重要、雨水和陽光對於植物的生長絕不可少一樣，海上交通通過被用來保證自身利益或擾亂敵手，決定著一個國家的根本活力。上述狀況賦予海上強國某種特權，它們可以借此來抵銷其在亞洲與陸上強國相比時地理和物力上所處的劣勢。在別處施加壓力可以減輕當地的危險，拿破侖就是為此才攻取了印度維斯拉河畔的本地治裏。不過，如果海上強國都采取美國所奉行的方針，在戰時對敵人的商業毫發不動，拱手讓出對海上交通的控製，它們也就放棄了海權，放棄了借以在一地施壓以緩解在另一地區所受壓力的主要手段。這樣的退讓如果發生在今天，會導致前所未有的凶險，因為在亞洲的交鋒正處於成敗攸關之時。
在德、英、美三個條頓國家中，前兩國在利凡特有著明顯的利益，這兒正是兩國和東方的交通線上最易受攻擊的部分。為此它們需運用海軍力量予當地以充分的防護，以亞丁及馬爾他和直布羅陀分別作為兩翼的埃及和塞浦路斯更是重中之重。另外，在黑海、地中海、裏海與波斯灣之間的地區，兩國無疑應使自己的政治影響處於上風，但該影響必須考慮當地人民的利益以及防範致命進攻的安全需要。
有利於所在國家發展的商業有助於上述影響的加強，有關國家可憑借財力和在必要之時運用武力來支持商業。將蘇伊士運河視為通往遠東之捷徑的國家要將此牢記在心。英國尤需如此，它在印度的龐大利益隨時可能要求利用這條捷徑，既為商業，也為軍事。即使是由蘇伊士運河的封閉所造成的軍隊和貨物的轉船也會減小蘇伊士航線相對於好望角航線的時間優勢。至於德國，它在該地區的利益雖然在類別與程度上與英國不盡一樣，但也是真真切切的。不可回避的事實是，從黑海出入口、美索不達米亞流域及小亞細亞高地，都可以對東地中海施以決定性控製，如奧斯曼土耳其人幾個世紀之前曾做過的那樣。在帆船時代，控製權的喪失並不意味著被排擠出了最有利可圖的通往東方的航道，而今天就不是這樣了。對此德國和英國自然非常關心，意大利也不例外，因為法國已和俄國串通一氣，而這必然是針對著拉丁和條頓國家在地中海的控製權的。美國的行為還不涉及該地區，但這不表明可以對它漠不關心。它關係到一些國家在和東方進行聯絡上的自由和便捷，而這些國家由於在利益、特性方麵和我們是一致的，它們在上述地區的政策也就和我們息息相關。
如果清楚地認識到了長遠需要，上述情形也就不難理解。打個航海方麵的比方，如果是順風，我們隻要正舵向前就可以了。不過現實中有著種種複雜，於是每一代政治家都必須學會處理它們，就象水手們要善於對付逆風和海流一樣。然而即使做到這些，卻又在當前種種困惑麵前失去了最後目標，我們依舊會一籌莫展，這也和水手在注意風向的同時卻忘卻了目的地一樣。政治活動就如航海，我們忘記了駛往的港口，就不能確定航向；忽視了航海資料，就不會取得成功。
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還沒有聯係亞洲的未來以考慮比如和蘇伊士運河和利凡特有關的種種複雜局勢。我們的問題不是來於外部世界，而是在於固有的思維方式。以往，我們十分厭惡研究外部政治問題，甚至不願承認其存在，結果常常受迫於突如其來的危機。最近的導致菲律賓落入我們手中的非常事件使美國大眾吃驚不已，不過應相信，當時間的延續使人們逐漸習慣了與西班牙的戰爭所帶來的驚訝和不安時，經過了多個世紀的根深蒂固的精神狀態肯定會趨於轉變。大多數美國人都已經曆了一個形成新觀念或破除舊觀念的過程。在一股盡快擺脫心理矛盾的情緒驅使下，這個過程一開始進行得比較容易，但隨後往往被一個乏味單調的心理鬥爭階段所替代，許多人結果又麻木不仁地後退到了原先的狀態中去。在任何國家都可能出現這種情形。如需防止它，必須認清現實，從中找到任務和利益，這些正是國家政策的緣由與動機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