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學，比較有利於製造業及國外貿易，即城市產業，比較不利於農業，即農村產業；其他各國的政治經濟學，則采用不同的計劃，比較有利於農業，比較不利於製造業及國外貿易。
中國的政策，就特別愛護農業。在歐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優於農業勞動者，而在中國，據說農業勞動者的境遇卻優於技工。在中國，每個人都很想占有若幹土地，或是擁有所有權，或是租地。租借條件據說很適度，對於租借人又有充分保證。中國人不重視國外貿易。當俄國公使蘭傑來北京請求通商時，北京的官吏以慣常的口吻對他說，“你們乞食般的貿易！”除了對日本，中國人很少或完全沒有由自己或用自己船隻經營國外貿易。允許外國船隻出入的海港，亦不過一兩個。所以，在中國，國外貿易就被局限在狹窄的範圍，要是本國船隻或外國船隻能比較自由地經營國外貿易，這種範圍當然就會大得多。
製造品常常是體積小價值大，能以比大部分原生產物更小的費用由一國運至他國，所以在所有國家，它們都是國外貿易的主要支柱。而且在幅員不象中國那麼廣大而國內貿易不象中國那麼有利的國家，製造業亦常需要國外貿易來支持。設無廣闊的國外市場，那在幅員不大僅能提供狹小國內市場的國家，或在國內各省間交通不方便而國內某地生產物不能暢銷國內各地的國家，製造業就沒有好好發展的可能。必須記住，製造業的完善，全然依賴分工，而製造業所能實行的分工程度，又必然受市場範圍的支配，這是我們曾經說過的。中國幅員是那麼廣大，居民是那麼多，氣候是各種各樣，因此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產物，各省間的水運交通，大部分又是極其便利，所以單單這個廣大國內市場，就夠支持很大的製造業，並且容許很可觀的分工程度。就麵積而言，中國的國內市場，也許並不小於全歐洲各國的市場。假設能在國內市場之外，再加上世界其餘各地的國外市場，那末更廣大的國外貿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國製造品，大大改進其製造業的生產力。如果這種國外貿易，有大部分由中國經營，則尤有這種結果。通過更廣泛的航行，中國人自會學得外國所用各種機械的使用術與建造術，以及世界其他各國技術上、產業上其他各種改良。但在今日中國的情況下，他們除了模仿他們的鄰國日本以外，卻幾乎沒有機會模仿其他外國的先例，來改良他們自己。
古埃及和印度政府的政策，似亦比較有利於農業，比較不利於其他一切職業。
古埃及和印度，都把全體人民分成若幹階級或部族，由父至子，世襲某一特定職業或某一種類職業。僧侶的兒子，必然是僧侶；士兵的兒子，必然是士兵；農業勞動者的兒子，必然是農業勞動者；織工的兒子，必然是織工；縫工的兒子，必然是縫工；餘可類推。在這兩國，僧侶階級占最高地位，其次是士兵；而農業家及農業勞動者階級，在地位上都高於商人及製造者階級。
這兩國的政府都特別注意農業的利益。古埃及國王為使尼羅河灌溉各地而興建的水利工程，在古代是很有名的；其遺跡至今還為旅行者所讚賞。印度古代各王公為使恒河及許多河流灌溉各地而興建的同種工程，雖不如前者有名，但是一樣偉大。所以，這兩國雖亦間有糧食不足情況，但都以糧食豐饒而聞名於世。那裏雖都是人煙極其稠密，但在一般豐年，他們都能輸出大量穀物到鄰國去。
古埃及有畏海的迷信；印度教不許教徒在水上點火，因而不許教徒在水上烹調任何食物，所以實際上就等於禁止教徒作遠海的航行。埃及和印度人都幾乎完全依賴外國航業，來輸出他們的剩餘生產物。這樣的依賴，必然限製市場，所以必然阻害剩餘生產物的增加。而且，它對製造品增加的阻害，在程度上必然大於對原生產物增加的阻害。與最重要部分的土地原生產物比較，製造品需要大得多的市場。一個鞋匠一年可製造三百多雙鞋，但其家屬一年也許不會穿壞六雙。所以，他至少要有五十家象他那樣的家屬來光顧他，不然，他自身勞動的全部產物即無法售脫。在任何一個大國，即使人數最多的那一類工匠，在國內居民中所占比例，很少在五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以上。但在英國和法國那樣的大國，據一些作家計算，以農業為職業的人數占全國居民二分之一，據另一些作家計算，則為三分之一，但據我們所知，沒有一個作家計算為五分之一以下。英法兩國的農產物，大部分在國內消費，那末照此等計算，每一家農民，隻須一家、兩家至多四家象他那樣的家屬來光顧，就可售脫他的全部勞動生產物。所以，農業和製造業比較，更能在市場有限這個不利情況下來維持自己。誠然，在古埃及和印度，外國市場的狹窄，在一定程度上由內地航運的便利得到補償，內地航運十分有利地給本國各地各種生產物開拓了全國性的市場。而且，印度幅員很大，所提供的國內市場亦很大，足夠支持許多種類製造業。但在古埃及，則幅員很小，不及英國，所以國內市場總是很小，不能維持許多種類製造業。以此之故，孟加拉，即通常輸出穀物最多的印度一個省，所以引人注意，與其說因為它輸出了許多穀物，無寧說因為它輸出了許多種類製造品。反之，古埃及雖亦輸出若幹製造品，尤其是精麻布及其他某幾種貨物，但終以輸出大量穀物而聞名於世。有一個長時期，它是羅馬帝國的穀倉。
中國和古埃及的各君主，以及印度各時代割據各王國的君主，其收入全部或絕大部分都是得自某種地稅或地租。這種地稅或地租，象歐洲的什一稅一樣，包含一定比例的土地生產物（據說是五分之一），或由實物交付，或估價由貨幣交付；隨各年收獲豐歉的不同，租稅也一年不同於一年。這樣，此等國家的君王，當然特別注意農業的利益，因為他們年收入的增減，直接取決於農業的盛衰。
古希臘各共和國和古羅馬的政策，重視農業，而不重視製造業和國外貿易；但是，與其說他們直接地、有意識地獎勵前一種職業，無寧說他們妨害後一類職業。希臘古代各國，有些完全禁止國外貿易，有些把工匠及製造業工人的職業，看做有害於人類的體力與精神，使人們不能養成他們在軍事訓練和體育訓練中所要養成的習慣，使人們不能忍受戰爭的勞苦和戰爭的危險。這種職業被認為隻適宜於奴隸，不許國家自由市民從事經營。即使象羅馬、雅典那樣的國家，雖然沒有這種禁令，但事實上，人民大眾還是不許經營今日通常為下層城市居民所經營的各種職業。這一類職業，在雅典和羅馬，全由富人的奴隸經營。此等奴隸，為其主人的利益，經營此等職業。這些富人既有財富和權力，又得到保護，所以貧窮的自由市民，要想在市場上以其產品與此等富人的奴隸的產品競爭，那幾乎是辦不到的。可是，奴隸很少能獨出心裁，一切最重要的節省勞動、便易勞動的改良辦法，無論是機械方麵或是工作安排與分配方麵，都是自由人發現的。如果有一個奴隸提出這一類的改良辦法，其主人往往認為此等提議是懶惰的表示，是奴隸想以主人為犧牲而節省自己的勞動。這樣，可憐的奴隸不但不能因此得到報酬，也許還要因此受責罵，甚至受懲罰。所以，與自由人經營的製造業比較，奴隸經營的製造業，同量作業通常需要更大的勞動量。以此之故，後者的產品，通常必比前者的產品昂貴。孟德斯鳩曾說，與鄰近的土耳其礦山比較，匈牙利的礦山雖不更為豐饒，但總能以較小的費用開采，因而能獲取較大的利潤。土耳其的礦山由奴隸開采，土耳其人所知道使用的機械隻是奴隸的手臂。匈牙利礦山由自由人開采，並使用許多節省勞動、便易勞動的機械。關於古希臘和古羅馬時代製造品的價格，我們知道得很少，但我們從這很少的一點知識中可以知道，精製造品似乎是非常昂貴的。絲與金以等重量相交換。當時，絲並非歐洲的製造品，全是從東印度運來的；長程運輸，或可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其價格的昂貴。但據說，當時貴婦人亦往往以同樣高的價格，購買極精致的麻布，而麻布則大都是歐洲的製造品，至遠亦不過是埃及的製造品。所以，此種高價的原因，就隻是生產麻布的勞動所費很大，而此種勞動所費很大的原因，又隻是所用機械過於粗笨。此外，精製呢絨的價格雖不這麼昂貴，但比現今的價格高得多。普林尼告訴我們，按一種方式染的呢絨，一磅值一百迪納裏，即三鎊六先令八便士，而按另一種方式染的呢絨，一磅值一千迪納裏，即三十三鎊六先令八便士。必須記住，羅馬磅僅含今日常衡量十二盎斯。誠然，這樣的高價，似乎主要起因於染料。但若呢絨本身價格不比現在高得多，那末這樣昂貴的染料，大概不會用在呢絨上麵。這樣，附屬物與主要物價值間的不均衡，就顯得過於巨大了。再據同一作者所說，一種放在靠近桌子的長椅上的毛織枕墊的價格，是難於令人置信的。有些值三萬鎊以上，有些值三十萬鎊以上。這樣高的價格，也沒說是起因於染料。亞巴斯諾博士說，古時時髦男女的服裝，並不象今天有那麼多的花樣。我們在古代雕像中，隻能看出極少式樣的服裝，就可證實他的議論。但他從此推論，他們的服裝，總的說來，必較今日低廉。這個結論，卻似乎不甚妥當。在時裝衣服所費很大時，花樣必定很少，但在製造技術及製造業的生產力已經改良，以致任何服裝所費都不很大時，花樣自會多起來。富人們在不能以一件價格昂貴的服裝來炫耀自己時，就自然竭力以許許多多各色各樣的服裝來炫耀他們自己了。
前麵已經說過，任何一國的貿易，都以城鄉之間的貿易為最大而最重要的部門。城市居民的工作材料及生活資料基金，仰給於農村的原生產物，而以一定部分製成了的、適於目前使用的物品送還農村，作為原生產物的代價。這兩種人之間的貿易，最終總是以一定數量的原生產物，與一定數量的製造品相交換。前者愈昂貴，後者必愈低廉；在任何一個國家，提高製造品價格，就會減低土地原生產物價格，因而就會妨害農業。一定數量的原生產物或其價格所能購買的製造品量愈小，這一定數量的原生產物的交換價值必愈小，對地主改良土地和農民耕作土地以增加其產量的鼓勵，亦必愈小。此外，在任何一個國家，減少工匠及製造業工人，就會縮小國內市場，即原生產物的最重要市場，因而就會進一步妨害農業。
所以，為了增進農業而特別重視農業，並主張對製造業及國外貿易加以限製的那些學說，其作用都和其所要達到的目的背道而馳，並且間接妨害他們所要促進的那一種產業。就這一點說，其矛盾也許比重商主義還要大。重商主義為了鼓勵製造業及國外貿易，而不鼓勵農業，雖使社會資本一部分離去較有利益的產業，而支持較少利益的產業，但實際上，總算鼓勵了它所要促進的產業。反之，重農學派的學說，卻歸根到底實際上妨害了它們所愛護的產業。
這樣看來，任何一種學說，如要特別鼓勵特定產業，違反自然趨勢，把社會上過大一部分的資本技入這種產業，或要特別限製特定產業，違反自然趨勢，強迫一部分原來要投在這種產業上的資本離去這種產業，那實際上都和它所要促進的大目的背道而馳。那隻能阻礙，而不能促進社會走向富強的發展；隻能減少，而不能增加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價值。
一切特惠或限製的製度，一經完全廢除，最明白最單純的自然自由製度就會樹立起來。每一個人，在他不違反正義的法律時，都應聽其完全自由，讓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勞動及資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階級相競爭。這樣，君主們就被完全解除了監督私人產業、指導私人產業、使之最適合於社會利益的義務。要履行這種義務，君主們極易陷於錯誤；要行之得當，恐不是人間智慧或知識所能作到的。按照自然自由的製度，君主隻有三個應盡的義務——這三個義務雖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護社會，使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第二，盡可能保護社會上各個人，使不受社會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壓迫，這就是說，要設立嚴正的司法機關。第三，建設並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其建設與維持絕不是為著任何個人或任何少數人的利益），這種事業與設施，在由大社會經營時，其利潤常能補償所費而有餘，但若由個人或少數人經營，就決不能補償所費。
這些義務的適當履行，必須有一定的費用；而這一定的費用，又必須有一定的收入來支付。所以，在下一篇，我們將努力說明以下各點。第一，什麼是君主或國家的必要費用，其中哪些部分應由對全社會的一般課稅來支付，哪些部分應由對社會內特殊部分或特殊成員的課稅來支付。第二，應由全社會支付的費用，將用各種什麼方法向全社會課稅，而這各種方法的主要利弊怎樣。第三，近代各國政府幾乎都用這種收入的一部分來作抵押以舉債，其理由及原因何在，此種債務對社會真實財富即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影響又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