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國原生產物及製造品不斷增加，到了相當時期，所創造的資本，必有一部分不能按普通利潤率，投在農業或製造業上。這一部分資本，自會轉投在國外貿易上，把國內市場上不需要的過剩的原生產物及製造品，運到外國去。在輸出本國生產物時，農業國商人，亦將比商業國商人處於更有利地位，象農業國工匠及製造業工人，比商業國工匠及製造業工人，處於更有利地位一樣。後者必須在遠地尋求貨物、原料與食品，前者能在國內找得這些東西。所以，即使他們航海技術較為低劣，他們亦能和商業國商人，以同樣低廉的價格，在外國市場上出售他們的貨物。如果有同等的航海技術，就能以更低廉的價格出售了。因此，在國外貿易這一部門，他們不久就能和商業國商人競爭，並在相當期間，把此等商人全部排擠出去。
所以，按照這個寬宏製度，農業國要培育本國的工匠、製造業工人與商人，最有利的方法，就是對一切其他國家的工匠、製造業工人與商人給予最完全的貿易自由。這樣就能提高國內剩餘土地生產物的價值，而這種價值的不斷增加，就將逐漸建立起來一筆基金，它在相當時期內，必然把所需的各種工匠、製造業工人及商人培育起來。
反之，倘若農業國以高關稅或禁令壓抑外國人民的貿易，就必然在兩個方麵妨害它本身的利益。（一）提高一切外國商品及各種製造品的價格，必然減低用以購買外國商品及各種製造品的本國剩餘土地生產物的真實價值；（二）給予本國商人、工匠與製造業工人以國內市場的獨占，就提高工商業利潤率，使高於農業利潤率，這樣就把原來投在農業上的資本的一部分吸引到工商業去，或使原要投在農業上的那一部分資本，不投到農業上。所以，這個政策在兩個方麵妨害農業。（一）減低農產物的真實價值，因而減低農業利潤率；（二）提高其他一切資本用途的利潤率。農業因此成為利益較少的行業，而商業與製造業卻因此變得更有利可圖。各個人為了自身的利益，都企圖盡可能把資本及勞動從前一類用途改投到後一類用途。
農業國通過這種壓製政策，雖能以比在貿易自由情況下稍大的速度（這大有疑問）培育本國的工匠、製造業工人及商人，但這是在其尚未十分成熟以前，過早地把他們培育起來（如果可這樣說）。過速地培育一種產業，結果就會壓抑另一種更有價值的產業。對於僅能補償所投資本並提供其普通利潤的產業，如以過於急速的方法加以培育，結果就會壓抑另一種產業，即除了補償資本並提供其利潤以外，還能提供一種純產物作為地主地租的產業。過於急速地鼓勵全不生產的勞動，必然壓抑生產性勞動。
至於按照這個學說，土地年產物全部是怎樣在上述那三個階級之間進行分配，不生產階級的勞動為什麼隻補還它所消費的價值，而不增加那全額的價值，則由這一學說的最聰明、最淵博的創始者魁奈，用一些數學公式表明出來了。在這些公式中，他對第一個公式特別重視，標名為《經濟表》。他想象在最完全的自由狀態下，因而是在最繁榮的狀態下，在年產物能提供最大量純產物，而各階級能在全部年產物中享有其應得部分的情況下，他用第一個公式把想象的這種分配的進行方式表述出來。接著，有幾個公式，又把在有各種限製及規章條例的狀態下，在地主階級和不生產階級受惠多於耕作者階級的狀態下，在這兩個階級侵蝕生產階級應得部分的狀態下，他所想象的這種分配的進行方式，表述出來。按照這個學說，最完全自由狀態所確立的自然分配，每一次受侵蝕，每一次受侵害，都必然會不斷地多少減損年產物的價值與總和，因而使社會收入與財富逐漸減少。減少的程度，必按照侵蝕程度，必按照自然分配所受的侵害程度，而以較速或較緩的程度，日益加劇。這些公式，把這學說認為必和這自然分配所受不同侵害程度相適應的不同減少程度，表述出來。
有些有思想的醫生，以為人體的健康隻能靠食物及運動的正確養生方法來保持，稍有違犯，即將按違犯程度的比例而引起相等程度的疾病。但經驗似乎告訴我們，在各種不同的養生方法下，人類身體常能保持最良好的狀態，至少從表麵上看是這樣，甚至在一般認為很不衛生的情況下，也能保持健康。其實，人體的健康狀態，本身就含有一種未被發覺的保衛力量，能在許多方麵預防並糾正極不良衛生方法的不良結果。魁奈自己就是一個醫生並且是個極有思想的醫生，他似乎對於國家亦抱有同樣的概念，以為隻有在完全自由與完全公平的正確製度下，國家才能繁榮發達起來。他似乎沒有考慮到，在國家內，各個人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斷地所作的努力，就是一種保衛力量，能在許多方麵預防並糾正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公平和壓抑的政治經濟的不良結果。這種政治經濟，雖無疑會多少阻礙一國趨於富裕繁榮的發展，但不能使其完全停止，更不能使一國後退。如果一國沒有享受完全自由及完全正義，即無繁榮的可能，那世界上就沒有一國能夠繁榮了。幸運的是，在國家內，自然的智慧，對於人類的愚蠢及不公正的許多惡影響，有了充分的準備，來做糾正，正如在人體內，自然的智慧，有充分準備，來糾正人類的懶惰及無節製的不良結果一樣。
但是，這種學說最大的謬誤，似乎在於把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看做全無生產或全不生產的階級。這種看法的不適當，可由下麵的話來說明。
第一，這種學說也承認這一階級每年再生產他們自身每年消費的價值，至少是延續了雇用他們和維持他們的那種財富或資本的存在。單就這一點說，把無生產或不生產的名稱加在他們頭上，似乎很不妥當。隻生一男一次來代替父母、延續人類而不能增加人類數目的婚姻．不能稱為不生兒育女的婚姻。誠然，農業家與農村勞動者，除補償維持他們和雇用他們的財富以外，每年還再生產一種純產物，作為地主的地租。生育三個兒女的婚姻，確比僅生育兩個兒女的婚姻更有生產力，而農民與農村勞動者的勞動，確比商人、製造業工人與工匠的勞動更有生產力。但是，一個階級的更多的生產，決不能使其他階級成為無生產或不生產的。
第二，無論怎樣說，把工匠、製造業工人與商人，和家仆一樣看待，似乎是完全不適當的。家仆的勞動，不能延續雇用他們和維持他們的基金的存在。他們的維持與雇用，全由主人出費用；他們所搞的工作，在性質上並沒有償還這種費用的可能。他們的工作，大都是隨生隨滅的事務，不固定在亦不實現在任何可賣商品上，以補償他們工資及維持費的價值。反之，工匠、製造業工人與商人的勞動，卻自然而然地固定在並實現在可賣商品上。因此，在討論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那一部分，我們把工匠、製造業工人及商人，歸到生產性勞動者內，而把家仆歸到無生產或不生產的勞動者內。
第三，無論根據何種假設，說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的勞動，不增加社會的真實收入，都似乎是不妥當的。例如，即使我們假定（象這種學說所假定的一樣），這一階級每日、每月或每年所消費的價值，恰好等於他們每日、每月或每年所生產的價值，亦不能因此便斷言，他們的勞動，對社會的真實收入，對社會上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真實價值，無所增加。例如，某一工匠，在收獲後六個月時間，作成了值十鎊的作業，那末即使他同時消費了值十鎊的穀物及其他必需品，他實際上亦對社會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增加了十鎊的價值。在他消費半年收入即價值十鎊的穀物及其他必需品時，他又生產了一個等價值的產品，使他自己或別人能購買相等的半年收入。所以，這六個月時間所消費及所生產的價值，不等於十鎊，而等於二十鎊。誠然，無論在什麼時候，隻存在著這十鎊的價值，但若這價值十鎊的穀物及其他必需品，不為這工匠所消費，而為一兵土或一家仆所消費，那末在六個月終，還存在的那一部分年產物的價值，就比這工匠勞動的場合要少十鎊的價值了。所以，即使他所生產的價值，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沒有超過他所消費的價值，但無論在什麼時候，市場上貨物實際存在的價值，都賴有他的生產，能比沒有他生產的場合大。
此種學說的擁護者往往說，工匠、製造業工人與商人的消費，等於他們所生產的價值。在他們這樣說時，其意思也許隻是，他們的收入，或指定供他們消費的基金，等於他們所生產的價值。如果他們的話表達得確切些，如果他們隻說，這一階級的收入等於這一階級所生產的價值，讀者們也許更容易想到，這一階級從這個收入節省下來的東西，必會多少增加社會的真實財富。但為了要說出一種象似議論一樣的東西，他們不得不照他們本來的說法來說了。然而，即使假定事情真如他們所假設一樣，那種議論亦是非常不得要領的。
第四，農業家及農村勞動者，如果不節儉，即不能增加社會的真實收入即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這和工匠、製造業工人及商人是一樣的。任何社會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都隻能由兩種方法來增加。其一，改進社會上實際雇用的有用勞動的生產力；其二，增加社會上實際雇用的有用勞動量。
有用勞動的生產力的改進，取決於：（一）勞動者能力的改進；（二）他工作所用的機械的改進。因為工匠及製造業工人的勞動，能比農業家和農村勞動者的勞動，實行更細密的分工，使每個工人的操作更為單純，所以就工匠及製造業工人說，這兩種改進都能達到高得多的程度。因此，在這方麵，耕作者階級並不比工匠及製造者階級處於優越地位。
任何社會實際雇用的有用勞動量的增加，必完全取決於雇用有用勞動的資本的增加；這種資本的增加，又必恰好等於收入（資本管理人的收入或資本出借人的收入）的節省額。如果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真如這一學說所設想的那樣，自然而然地比地主及耕作者更有節儉儲蓄的傾向，那末他們也就更能夠增加本社會所雇用的有用勞動量，因而更能夠增加本社會的真實收入即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
第五，即使一國居民的收入，真如這一學說所設想的那樣，全由其居民勞動所能獲得的生活資料構成，在其他一切條件都相等的場合，工商業國的收入，亦必比無工業或無商業的國家的收入大得多。一國通過商業及工業每年能從外國輸入的生活資料量，就比其土地在現有耕作狀態下所能提供的多。城市居民，雖往往沒有田地，亦能靠自身的勞動得到大量的他人土地原生產物，不僅獲得工作的原料，而且獲得生活資料基金。城市與其鄰近農村的關係，往往即是一個獨立國家與其他獨立國家的關係。荷蘭就是這樣從其他國家得到他們生活資料的大部分。活牲畜來自霍耳斯廷及日蘭德；穀物來自幾乎歐洲各個國家。小量的製造品，能購買大量的原生產物。所以，工商業國自然以小部分本國製造品來交換大部分外國原生產物；反之，無工商業的國家，就大都不得不費去大部分本國原生產物，來購買極小部分的外國製造品。前者所輸出，僅能維持極少數人，供應極少數人使用，但所輸入，卻為多數人的生活資料及供應品。後者所輸出，是多數人的供應品及生活資料，但所輸入的卻隻是極少數人的供應品及生活資料。前一類國家的居民，總能享用比其土地在現有耕作狀態下所能提供的多得多的生活資料。後一類國家的居民，卻隻能享用少得多的生活資料。
這一學說雖有許多缺點，但在政治經濟學這個題目下發表的許多學說中，要以這一學說最接近千真理。因此，凡願細心研討這個極重要科學的原理的人，都得對它十分留意。這一學說把投在土地上的勞動，看做唯一的生產性勞動，這方麵的見解，未免失之偏狹；但這一學說認為，國民財富非由不可消費的貨幣財富構成，而由社會勞動每年所再生產的可消費的貨物構成，並認為，完全自由是使這種每年再生產能以最大程度增進的唯一有效方策，這種說法無論從哪一點說，都是公正而又毫無偏見的。它的信徒很多。人們大都愛好怪論，總想裝作自己能理解平常人所不能理解的東西；這一學說與眾不同，倡言製造業勞動是不生產的勞動，也許是它博得許多人讚賞的一個不小的原因。在過去數年間，他們居然組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學派，在法國學術界中，取得了經濟學家的名稱。他們的作品，把許多向來不曾有人好好研究過的題目，提到大眾麵前討論，並使國家行政機關在一定程度上讚助農業，所以對於他們的國家，他們確有貢獻。就因為他們這種說法，法國農業一向所受的各種壓迫，就有好幾種得到了解脫。任何未來的土地購買者或所有者都不得侵犯的租期，已由九年延長到二十七年了。往昔國內各省間穀物運輸所受各省的限製，完全廢除了；輸出穀物到外國的自由，在一切普通場合，亦由王國的習慣法所確認了。這個學派有許多著作，不僅討論真正的政治經濟學，即討論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而且討論國家行政組織其他各部門。這些著作，都絕對遵循魁奈的學說，不加任何修改。因此，他們的著作大部分都和他的學說相同。對於這學說，曾作最明白、最聯貫的闡述的，乃是曾任馬提尼科州長的裏維埃所著《政治社會的自然與基本製度》那一小冊子。這整個學派，對於他們的大師的稱揚，不下於古代任何哲學學派對其創立者的稱揚。不過，這學派的大師自己倒是非常謙虛、非常樸質的。有一位勤勉而可尊敬的作者米拉波說，“從有世界以來，有三個大發明在極大程度上給政治社會帶來安定，這些發明，與其他豐富和裝飾政治社會的許多發明無關。第一，是文字的發明，隻有它使人類能把其法律、契約、曆史和發明照原樣傳達下去。第二，是貨幣的發明，它使各文明社會聯結起來。第三，是《經濟表》，它是其他二種發明的結果，把這二者的目標弄得齊全，使它們完善了；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大發現，而我們的子孫將從此獲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