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工人和麥酒店的交易，是一種虧本的交易，而製造業國和葡萄酒產國間自然會有的貿易，也可以說有同樣的性質。我們卻以為，工人和麥酒店的交易，並不一定是虧本的交易。就此種貿易本身的性質說，其利益和任何其他貿易相同，不過，也許比較容易被濫用。釀酒家的職業，甚至小酒販的職業，與其他職業同是必要的分工部門。工人所需的麥酒量，一般是與其親自釀造，無寧向釀酒家購買；而且，他若是一個貧窮工人，那末他購買麥酒，一般是與其向釀酒家作大量的購買，無寧向小酒販作小量的購買。倘若他是個貪食者，他可能購買過多的麥酒，正如他可能購買過多的家畜肉；要是他想扮作一個翩翩公子，他可能購買過多呢絨布匹。貿易自由，雖然可能被濫用，而且，有幾種貿易自由，特別容易發生這種結果，但無論如何，對幹工人大眾，這一切貿易自由，總是有利的。此外，有時有了由嗜酒過度而蕩產的個人，但似乎用不著擔心會有這樣的國家。雖然在每個國家，都有許多人，在酒這方麵所花費的超過他們資力所允許的程度，但有更多人，所花費的小於他們資力所允許的程度。應該指出，根據經驗，葡萄酒的低廉，似乎不是泥醉的原因，而是節酒的原因。葡萄酒產國的人民，一般是歐洲最節酒的人民，例如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國南部各省人民。對於普通日常飲食，人民很少過度使用。象溫和啤酒那樣廉價的飲料，就是大花大用，也不能表現一個人的寬宏和好客。反之，隻在過熱或過寒不能栽種葡萄樹，因而葡萄酒異常稀少昂貴的國家，如北方民族、熱帶民族（如幾內亞海岸的黑人），泥醉才成為普遍的惡習。當法國軍隊，從法國北部各省開拔至南部各省，即從葡萄酒昂貴區域開拔至葡萄酒低廉區域時，據說，起初往往因見良好葡萄酒如此價廉新鮮而耽溺其中，但駐留數月之後。其中大部分，便象當地居民一樣節酒了。同樣，如果把外國葡萄酒稅、麥芽稅、麥酒稅、啤酒稅一律取消，或可使英國中下等階級人民間暫時盛行泥醉風氣，但不久也許就會養成一個恒久的普遍的節酒習俗。現今，在上流社會即有資力消費最貴飲料的人中，泥醉已經不是他們的惡習了。吃麥酒而泥醉的縉紳先生，極不常見。此外，葡萄酒貿易在英國的限製，與其說為了要防止人民走入（如果可以這樣說）酒店，無寧說為了要防止人民，使其不能購買價最廉物最美的飲料。那種限製，有利於葡萄牙的葡萄酒貿易，不利於法國的葡萄酒貿易。據說，對於我國製造品，葡萄牙人是比較好的顧客，法國人是比較不好的顧客，所以，我們應當優待葡萄牙人，加以獎勵。據說，他們照顧了我們，我們也應當照顧他們。小商人的卑鄙策略，居然成為一個大帝國政治設施的原則。其實，隻有小商人，才會把這種策略看作是對待顧客的規則。至於大商人，不問這些小節，總是在價最廉物最美的地方購買他的貨物。
依據這樣的原則，各國都認為他們的利益在於使一切鄰國變得窮困。各國都嫉妒與他們通商的國家的繁榮，並把這些國家的利得，看作是他們的損失。國際通商，家個人通商一樣，原來應該是團結與友誼的保證，現在，卻成為不和與仇恨的最大源泉。王公大臣們反複無常的野心，在這世紀及前世紀，對歐洲和平所造成的危害，並不大於商人和製造業者們狂妄的嫉妒心所造成的危害。人間支配者的暴力與不正，自古以來即是一種禍害。我們認為，按照人事的性質，這種禍害是無法除去的。至於不是亦不應該是人間支配者的商人和製造業者們，其卑鄙的貪欲，其獨占的精神，雖也許不能改正，但要不讓他們擾亂別人的安寧，卻是極其容易的。
最初發明這種原則傳布這種原則的，無疑是獨占的精神；最先倡導這種原則的人並不象後來信奉這種原則的人那麼傻。在任何國家，人民大眾的利益總在於而且必然在於，向售價最廉的人購買他們所需要的各種物品。這個命題是非常明白的；費心思去證明它，倒是一種滑稽的事情。如果沒有這班商人和製造業者自私自利的詭辯混淆了人們的常識，這亦不會成為什麼問題。在這一點上，這班商人和製造業者的利益與人民大眾的利益正相反。象同業組合內自由人的利益在於阻止國內居民雇用其他人而隻雇用他們自己一樣，這班商人和製造業者的利益，在於自己保有國內市場的獨占權。因此，在英國，在歐洲大多數其他國家，對幹幾乎一切由外國商人輸入的商品，都課以異常重稅。因此，凡能輸入本國，與本國製造品競爭的一切外國製造品，都課以高的關稅，或禁止輸入。因此，對於貿易差額被認為不利於我國的那些國家，換言之，對民族仇恨異常激烈的國家幾乎一切貨物的輸入加以異常的限製。
在戰爭或政治上，鄰國的財富，雖對我國有危險，但在貿易上，則確對我國有利益。在戰時，敵國的財富，或可使敵國能夠維持比我國強大的海陸軍。但在和平的通商狀態下，鄰國的財富，必使他們能夠和我們交換更大的價值，必對我國產業的直接生產物或用這種生產物購進來的物品，提供更好的市場。勤勞的鄰近的富人，和窮人比較，是更好的顧客；鄰近的富國，也是這樣。經營同種製造業的富人，固然是鄰近各同業者的危險鄰人，但他的花費，可給鄰近的其餘一切人提供好的市場，所以，對絕大多數鄰人是有利的。不僅如此，較貧的經營同業的工人，又將因此而減低其售價，因而，對其餘一切人有利。同樣，富國的製造業者，無疑會成為鄰國同種製造業者極危險的競爭者，但這種競爭，卻有利於人民大眾。此外，這樣富國的大花費，必能在其他方麵，給人民大眾提供良好的市場，使他們得利。想發財的私人，決不會退居窮鄉僻壤，一定會住在首都或大商業都市。他們知道，財富流通極少的地方，所可取得的財富極少；財富流通極多的地方，可有些財富歸到他們手裏。指導著一個人、十個人、二十個人的常識的原則，應該支配一百萬人、一千萬人、二千萬人的判斷，應該使全國國民都認為，鄰國的富乃是本國可能獲得財富的原因和機會。想由國外貿易致富的國家，在其鄰國都是富裕勤勉的商業國時，最易達到目的。一國四周，如果都是遊牧的未開化人和貧窮的野蠻人，那末，耕作本國土地，經營國內商業，無疑可使國家致富，但要由國外貿易致富，就絕不可能了。古代的埃及人和近代的中國人似乎就是靠耕作本國土地、經營國內商業而致富的。據說，古代埃及人，極不注意國外貿易；大家知道，近代中國人極輕視國外貿易，不給與國外貿易以法律的正當保護。以一切鄰國陷於貧困境況為目標的近代外國通商原則，如果能夠產出它所企望的結果，那就一定會陷國外貿易於不被人注意、不被人重視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