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進經濟新聞。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新聞報道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據遼寧、吉林、湖南、雲南等省廣播電台統計，在新聞廣播中，經濟新聞占60%以上。多年來，有些經濟新聞數字成串、術語費解、內容枯燥、寫法呆板，外行聽不懂，內行不願聽。中央電台和各地電台在改革經濟報道方麵做了很大努力。大家的初步體會是：經濟報道的內容要擴大題材，報道黨和政府的經濟政策，傳播國內外經濟信息，加強為經濟生活服務。報道的角度要新穎，要麵向群眾，回答群眾對經濟政策和在經濟生活中存在的疑慮，不能象過去那樣隻從領導的角度、工作的角度、業務部門的角度去報道。為此，講解政策時要和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結合起來；報道經濟信息時，要把信息交流、信息服務放在重要地位。經濟報道要把指導性和可聽性結合起來，加強知識性和服務性。為了改進經濟報道，廣播記者不能老坐在辦公室編新聞，不能滿足於在會議上寫新聞，要深入到經濟改革的實踐中去和群眾同呼吸、共探索，增強敏感性，善於發現和掌握新聞線索，寫出新鮮、生動、通俗易懂的消息。
擴大內容、巧取角度、改進報道方法以後，廣播電台的經濟報道出現了新氣象。一九八二年八月，浙江電台和有關單位聯合發起全省評選最佳日用消費品活動，在新聞節目裏舉辦了為期將近兩個月的“用戶評產品”專題，先後播出新聞、錄音報道、座談會錄音、表揚信、批評和批評回音等，形式生動活潑，引起各方麵的關注，促使工廠企業重視產品質量。
農村經濟體製改革是一項偉大的變革。一九八二年冬天，遼寧省農村出現了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高潮。對這項改革，農村和城市許多人議論紛紛，有讚成，有懷疑，也有責難。遼寧電台針對群眾中帶有普遍性的幾個具體觀點，采寫了《來自大包幹公社的報告》等許多篇消息和通訊，配發了12篇評論。這一組以具體事實闡述農村政策的有理有據的報道，在全省引起強烈反響。一位聽眾寫信給遼寧電台說：“聽了這組報道，連我這個城裏人也服了。”
一九八四年，城市經濟體製改革成為經濟報道的新課題。在城市經濟體製改革中，蔬菜經營管理體製的改革是關係人民生活的一件大事。廣東電台率先對廣州市的蔬菜經營管理體製提出問題。記者的第一篇報道指出：廣州市進入蔬菜旺季以後，每天要倒掉瓜菜100萬斤，而市民卻吃不到便宜菜，這個問題急需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第二天，記者訪問了市蔬菜購銷管理部門的負責人，請他們說明倒掉瓜菜的原因。第三天，記者報道市有關部門采取五條緊急措施解決“倒菜”問題。一個星期以後，六月二日，記者報道廣州市蔬菜銷售情況明顯好轉。六月三日，記者寫了述評，指出五項緊急措施隻能治標，沒有治本；解決蔬菜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改革不合理的管理體製和管理方法。一個半月以後，七月十七日，記者又報道，中共廣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經過充分調查研究，決定改革廣州市蔬菜產銷的管理體製和方法。十月份，記者連續報道了廣州市郊區興建蔬菜交易市場，廣州市蔬菜從十一月一日起實行全麵開放，產銷直接見麵的消息。蔬菜經營管理體製是個專業性較強的問題，又是和每個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廣東電台從群眾吃不到便宜菜提出問題，就吸引了全市人民的關心，促進了這個問題的解決。廣東電台這組報道榮獲第三屆全國優秀廣播節目獎和一九八四年全國好新聞一等獎。
（三）開展批評性報道。
廣播電台是新聞宣傳單位，表揚優點和成績，批評缺點和錯誤是它的職責。
關於廣播電台開展批評性報道的問題，中央廣播事業局在一九五○年曾經有過指示：“在進行具體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工作上，大行政區台與中央台一般地不是一個適當的武器。”這個指示主要是從當時的國內、國際環境考慮的。一九五六年，形勢有所變化，梅益局長在第四次全國廣播工作會議上談到改進廣播宣傳工作時提出：“要在廣播中展開批評”，“在廣播中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其目的隻有一個，就是糾正缺點和錯誤，以教育人民做好工作”。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廣播電台的批評性報道基本上沒有開展起來。
在新聞改革中，廣播工作者解放思想，使批評性報道有了開拓性的進展。許多比較重要的批評性報道一經電台廣播，就立即引起強烈反響。聽眾紛紛來信感謝電台說出了人民群眾的心裏話，強大的社會輿論促使有關部門迅速解決問題。
一九八三年二月九日，中央電台在《全國聯播》節目裏廣播了黑龍江省雙城縣青年商店全體青年的來信，揭露雙城堡火車站少數鐵路員工野蠻裝卸，摔壞洗衣機93台，使商店損失達13,000元左右，並要求雙城堡火車站賠償經濟損失。中央電台在編後話中支持青年商店的合理要求，希望雙城堡火車站嚴肅處理這件事。從這以後，中央電台連續報道了聽眾反映、鐵路部門的決定和措施、對失職人員的處理、車站經過整頓出現新氣象、從後進變先進等，一直到一九八四年三月八日報道了雙城堡火車站被授予“全國鐵路係統精神文明建設先進單位”稱號。這一事件的報道持續了一年多，廣播的消息、評論、來信、錄音報道共計40多篇（個）。在報道過程中，中央電台堅持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堅持黨性和真實性原則，旗幟鮮明地和不正之風作鬥爭，得到了黨中央、國務院領導人和社會輿論的支持，聽眾紛紛寫信讚揚電台“主持公道，伸張正義”。這一報道的前半段主要由中央電台獨家進行，後半段首都一些報紙和新華社也作了報道。《人民日報》為這次報道發表了社論，題目是《勇於負責，敢於鬥爭》。社論說：“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最早播出了雙城堡青年商店的來信，揭露了這件事，對整個事件的解決起了很大推動作用。如果說，在這以前，雙城縣青年商店還是孤軍奮戰，暫時處於劣勢的話，那麼，通過廣播，事情公之於眾，是非曲直，昭然若揭，社會的同情在青年商店的一邊，把雙城堡車站的當事者推到被告席上。由此可見，報紙、廣播、電視是可以在爭取黨風和社會風氣根本好轉的鬥爭中發揮很大作用的。”中央電台關於雙城堡車站野蠻裝卸事件的報道，不僅推動了鐵路路風的轉變，也促進了全國各行各業黨風、民風的好轉。報道過程中，中央電台收到全國各地上千封來信。這組報道榮獲第二屆全國優秀廣播節目獎和一九八三年全國好新聞獎。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央電台在《全國聯播》節目裏廣播了中央電台駐吉林記者周玉琛發回的《吉林日報》記者高英傑來信，反映經過國家批準的吉林北站擴建工程，由於有關單位互相扯皮，拖了十年沒有動工。來信呼籲有關單位從大局出發，團結協作，讓工程趕快上馬。中央電台認為這一問題有典型性和普遍性，決定組織連續報道。兩天以後，七月一日，中央電台編輯向高英傑和周玉琛了解來信廣播以後的情況，他們在電話中詳細報道了有關單位的積極反響。中央電台當晚播出了他們的通話錄音，並配發了短評，希望有關單位以大局為重，作出自己的努力。三天以後，七月四日，高英傑和周玉琛打電話向編輯部報道，拖了十年之久的吉林北站擴建工程問題已經在七月三日下午得到妥善解決，由有關部門主持召開的協調會隻開了1小時20分鍾就拍板定案了。中央電台當晚播出了他們電話報道的錄音。緊接著，七月六日，中央電台廣播了兩位記者寫的述評《一樁十年扯皮案引出的教訓》，七月九日又廣播了他們寫的消息，報道這一事件的迅速解決在吉林引起的反響，並配發了評論員文章《堅決革除互相扯皮的惡習》。這組批評性報道從六月二十九日開始到七月九日結束，前後僅用10天時間，而實際解決這個扯皮長達十年之久的“老大難”問題，隻用了4天時間。效率如此之高，效果如此之好，充分反映了運用廣播開展批評的必要性和強大威力，在全國聽眾中引起強烈的反響，得到了吉林省和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充分肯定。這組報道榮獲第三屆全國優秀廣播節目獎和一九八四年全國好新聞一等獎。
各地電台開展的批評性報道都有許多成功的事例，推動了當地的工作，促進了黨風和社會風氣的好轉。
經過幾年的實踐，廣播工作者體會到，廣播始終要堅持以正麵報道為主，以表揚為主；但在必要時恰當地運用批評的方法，同樣能收到良好的社會效益。開展批評性報道的目的是幫助有關部門及時認識和糾正缺點錯誤，改進工作，而不是單純消極的揭露。批評的事實要認真核實，務必完全準確。批評的內容要針對社會上出現的帶有普遍性、傾向性的問題，避免進行瑣碎的、事務性的批評。批評的態度要與人為善，實事求是。批評的方法要適當，用語要講究分寸，要有理有利有節。在廣播中進行批評性報道，要適當掌握數量，在一次節目裏不要過於集中，在一段時間裏不要過多。每次批評都要善始善終，注意社會效果，以有利於推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為準。批評一定要正確，倘若批評錯了，一經發現，編輯部應及時公開檢查、更正，以對被批評者負責，對聽眾負責，對社會負責。
（四）增加社會新聞和服務性新聞。
廣播宣傳每天深入千家萬戶和社會的各個角落。在新聞改革中，許多廣播電台都注意擴大報道領域，增加了社會新聞和服務性新聞。
社會新聞的範圍相當廣泛，主要說的是各種社會現象。其中，有反映社會生活的，如家庭、婚姻、戀愛等；有反映社會風貌的，包括風俗習慣、社會風尚；有反映社會事件的，如天災人禍、交通事故、貪汙盜竊、犯罪凶殺等；有反映社會問題的，如就業問題、道德問題等；還有有關社會、自然的一些異常現象。社會新聞具有社會性、廣泛性、知識性、趣味性，很受聽眾歡迎。江蘇電台的新聞節目一九八四年七月設置了《社會天地》欄目，播送社會新聞；這一年十一月又增辦了《經濟信息與社會新聞》節目，以大部分時間播送社會新聞。浙江電台在《社會之窗》節目中開辟了一個小欄目《我在生活中》，專講群眾身邊的事。一些地方電台廣播的《陳燕飛懷孕五月下水救人》（上海電台）、《暴雨過後的街頭凡人小事》（天津電台）、《長途電話員深夜為病危患者獻血》（吉林電台）、《不能讓“秦香蓮”的悲劇重演》（武漢電台）、《三宗離婚案說明了什麼？》（廣東電台）、《二十八名青年女工同采煤工訂婚》（遼寧電台）等，在一定時間內形成一種輿論力量，引導人們認識事物的美和醜，樹立新道德、新風尚。
北京電台的一組社會新聞引起了首都和一些國外新聞單位的注意。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電台在早上7點的《北京新聞》節目中廣播了一封聽眾來信，報道85歲的老人趙鬆伶得不到兒女照顧，病臥於饑寒交迫之中，處境非常困難。接著，記者圍繞如何對待老年人這個社會問題展開報道。他們用點麵結合、正反對比的方法，五天之內連續發了13條消息和1篇評論，報道社會輿論強烈譴責趙鬆伶的3個子女；報道黨政部門、群眾團體和數以百計的同老人素不相識的人們聽了廣播以後，紛紛冒著嚴寒去慰問老人。這些報道教育趙鬆伶的子女認識了錯誤，承擔起照顧、贍養老父的責任；喚起了人們對老齡人的關注，在社會上進行了一次尊老敬老的道德教育。新華社、中國新聞社、《中國日報》（英文）、美聯社、美國廣播公司等10多家新聞單位都派人到北京人民廣播電台了解情況，報道了這一活動的始末。這組報道榮獲第二屆全國優秀廣播節目獎和一九八三年全國好新聞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