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處世之道，實際上是一種靈活應變的處世態度和方法。因此，雖然他處世中勤於功名，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恪守仁義的宗旨未改，但在做事為人的“形”上，卻是一生三變。正是這“三變”蘊含了人們對他的褒貶。但不管怎樣，沒有這適時的“二變”，便不會有他更大的成功和名聲。
“其書字初學柳宗元，中年學黃山俗，晚年學李黃海，而參以劉石，故挺健之中，愈饒嫵媚。”這是說習字的三變。“其學問初為翰林詞賦，即與唐鏡海太常遊，究心儒先語錄，後又為六書之學，博覽乾嘉訓詁諸書，而不以宋人注經為然。在京為官時以程朱為依歸，至出而辦理團練軍務，又變而為中韓。嚐自欲著《挺經》，言其剛也。”這是說學問上的三變，作為—介儒生，曾國藩的思想之中最本質的部分是儒家思想，但是其中又夾雜了各家的學說。上述各家思想，幾乎在他的每個時期都有體現。但是，隨著形勢。處境和地位的變化，各家學說在他思想中體現的強弱程度又有所不同，這些都表明曾國藩以應變變的能力。
曾國藩的同鄉好友歐陽北熊也認為，曾國藩的思想一生有三變。早年在京城時信奉儒家，治理湘軍。鎮壓太平天國時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後則轉向廠老莊的道家；這個說法大體上描繪了曾國藩一生三個時期的重要思想特點。
曾國藩的儒家思想，形成於他在京做官時。他用程朱理學這塊門磚敲開了做官的大門之後，並沒有把它丟在一邊，而是對它進行深入研討，同時曾國藩又得益於唐鑒倭仁等理學大師的指點，這使他在理學素養上更是有了巨大的飛躍。他不僅對理學證綱名教和封建統治秩序的一整套倫理哲學，如性。命。理。城。格。物。致。知等概念，有深入的認識和理解，而且還進行了理學所重視的修身養性。這種修身養性在儒家是一種“內聖”的功夫，通過這種克己的“內聖”功夫，最終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他還發揮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張經世致用。唐鑒曾對他說，經濟，即經世致用包括在義理之中，曾國藩完全讚成並大大地加以發揮。而且曾國藩還非常重視對現實問題的考察，重視研究解決的辦法，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曾國藩對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的深入研究，是他這個時期的重要思想特點，而對於這一套理論。方法的運用，則貫穿了他整個一生。
為了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曾國藩被任命回到湖南紐建湘軍。在對待起義軍和管理湘軍的問題上，他的一係列主張和措施表現了他對法家嚴刑峻法思想的極力推崇。他提出要“純用重典”。認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為治；他還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殘忍嚴酷之名，也在所不辭。他確實也是這樣做的，他沒立申案局，對所捕農民嚴刑拷打，任意殺戮。他還規定，不納糧者。一經抓獲，就地正法，在他看來，儒家的“中庸”之道，在戰爭與治軍上是行不通的。他在1852年2月《與魁聯》的信中解釋說：我在公寓內設立了審案局，十天之內已處斬廠五個人。世風日下，人們各自都懷有不安分的心思，一些惡人造謠惑眾，希望天下大亂而去作惡為害，稍微對他們寬大仁慈些，他們就更加囂張放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都市搶劫，將官府君子視同無物。不拿嚴厲的刑法處治他們，那麼，壞人就會紛紛而起，釀成大禍就無法收抬了。因此，哪怕隻能起一丁點的作用，電要用殘酷的措施來挽回這敗壞已久的社會風氣。讀書人哪裏喜歡大開殺戒，關鍵是被眼下的形勢所逼迫的，不這樣就無法鏟除強暴，無從安撫我們軟弱的人民。這一點，我與您的施政方針，恐怕比較吻合吧！
曾國藩在為官方麵，恪守的卻是“清靜無為”的老莊思想。他常表示，於名利之外，須存退讓之心。在太平天國敗局已定，即將大功告成之時，他的這種思想愈加強烈，一種兔死狗烹的危機感時常縈繞在他的心頭。他寫信給弟弟說，自古以來，權高名重之人沒有幾個能有善終，而要將權力推讓幾成，才能保持晚節。天京攻陷之後，曾國藩便立即遣散湘軍，並做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這不失為明哲保身的高招。
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思想傾向。說明曾國藩善於從諸子百家中汲取養分以適應不同的情況；容閎說，曾國藩是“舊教育中之典型人物”。無疑，在曾國藩身上，熔鑄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各種基因，正是這些基因，才使曾國藩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最後一個精神偶像。也就是他的以變應變，才造就了他的功業。
3.不要隨波逐流
要想真正適應時代的變化，做到以變應變，就不能因襲守舊，隨波逐流，要做環境的主人。
要想做到不因襲守舊。隨波逐流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大部分的人寧願順應環境，躲在人群當中接受保護，對各種統治者的領導毫不質疑或提出反對——不敢做與眾不同的事。但是，他們並沒有意識到，這種安全其實是虛偽的。大眾心理其實最脆弱，最容易被牽著鼻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