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為什麼建國初期習仲勳會提出《新聞工作就是群眾工作》的命題？這還得從頭說起。1950年初，範長江、鄧拓曾聯名向中共中央寫報告說：“去年三月入城以後，《人民日報》取得了若幹進步，但由於多數幹部對城市辦報，以及如何辦全國性報紙的路線、方針、辦法，長期混亂不清，以致形成嚴重脫離實際、脫離群眾與獨立分散的傾向。”⑥為適應形勢和任務的轉變，以更好地發展黨和人民的新聞事業，1950年三四月間，由新聞總署負責召集並主持，在北京召開了一次全國新聞工作會議，討論改進報紙工作等問題。
此後西北地區的報紙工作雖有一定進展，但也遇到不少問題。當時在西安新聞界工作的胡績偉，對此有生動回憶：“老實說，進入西安這個大城市以後，在堅持群眾性的辦報方針方麵，也就是在‘辦好人民報紙’的方針方麵，我在思想上產生過動搖。在這個關鍵性問題上，習仲勳同誌對《群眾日報》進行過十分重要的指示。”⑦
胡績偉回憶說，前身為《邊區群眾報》和《群眾報》的《群眾日報》，在延安雖然已由三日刊改為日報，但畢竟還是在農村辦報。到了西安，辦報條件和讀者對象都發生了變化。主要對象由農村基層幹部和農民群眾，變為中上層幹部和城市市民；讀者的要求，主要由增加知識變為及時了解國內外大事。國內外時事新聞的稿件和全國性的評論、理論文章，在整個版麵上所占的比重也大為增加，每天報紙的容量，由一萬字左右增加到三萬字左右，大部分稿件不是本報記者和通訊員所寫的專稿，而是由新華社總社所發的通稿。後者多為半文半白的“新聞體”，很難改為通俗化大眾化的文體，何況還有很多稿件不許改編和縮寫。加上西安解放以後，黨和政府的指示多了，首長的講話也多了，這些大都必須全文照登，不許報社改動。
注意到這些變化後，一段時期內胡績偉在思想上產生了消極情緒：反正一切照登，單純“為新華社辦報”，又省事又保險。而這，對於像他“這批多年從事大眾化工作的老報人來說，總是格格不入，或者猶豫徘徊。很多同誌日漸感到這種消極情緒不對頭，越來越認識到這種錯誤的嚴重性”。比如模糊了辦報的根本方針，忽視了報紙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報紙；又如把為群眾辦報和為幹部辦報完全對立起來；再如把報紙的新聞性和知識性對立起來，忽略了總體說來幹部文化水平不高，大都要求從閱讀報紙中增加知識，而廣大群眾隨著主人翁意識的增強，對國內外時事的關心也大大增強的現實情況。
經過一番徘徊動搖，胡績偉和報社負責人決定仍然抓緊發展和加強群眾通訊網的工作，注意培養工農兵通訊員。報上的“讀者來信”、“讀報常識”、“工作研究和討論”等專欄，仍然堅持聯係實際和聯係群眾的方針。報社記者和編輯自己寫的新聞通訊和評論，仍然注意保持比較通俗的風格。對新華社發的地方性稿件，選擇編發時更注意適合西北的情況和需要，對一些重要的時事稿件則注意選登一些背景性資料，或者另編一些比較通俗的時事講話，或者注意解答讀者提出的問題。這樣，使《群眾日報》更適合群眾，更接近群眾。
三
盡管胡績偉等作了相當努力，但從當時的社會發展與經濟建設等方麵看，西北地區的新聞工作“還相當落後於實際運動，還不能適應客觀的要求”。尤其是群眾性薄弱，聯係實際不足，“缺乏指導性”。⑧為解決這些問題，特別是群眾反映的報紙“麵目生疏”、“很難接近”問題，1951年1月21日西北軍政委員會新聞局決定召開西北地區報紙工作會議，討論加強報紙群眾性方針問題。⑨
為了準備在會上作的報告，習仲勳在會前特意約請負責《群眾日報》工作的胡績偉談話，了解情況。胡績偉就把該報在群眾性方針上出現的動搖和反複作了彙報，並說這個問題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西北地區各省省報都存在。這引起習仲勳的注意，他肯定了《群眾日報》的經驗，並要胡績偉總結一下，以便在會上作介紹。⑩
西北地區報紙工作會議於1951年3月召開，經過討論，作出《關於加強報紙群眾性的決定》，並由新聞局發出。3月11日，《群眾日報》配發社論《努力加強報紙的群眾性》，強調要使報紙群眾化，首先必須使報紙工作人員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群眾化，同時要注意報紙文風的群眾化。
而這，顯然亦呼應了會議閉幕時習仲勳所作的題為《新聞工作就是群眾工作》的講話。針對當時辦報方針存在的問題，他“進行了理論聯係實際的重要指示”（胡績偉語）。習仲勳首先肯定，我們黨的報紙應當力求成為群眾的報紙。“為幹部辦報，還是為群眾辦報？”從革命導師列寧的經典論述，到中國共產黨人如胡喬木等的觀察和總結，表明這個問題在理論上其實早已解決。“報紙名曰《人民日報》、《群眾日報》，沒有一個叫《幹部日報》的”，答案顯然不言而喻。而以前所以貫徹不力，其因在於“思想上對滿足群眾的要求和滿足幹部的要求的一致性認識不清”。他說：“今天幹部最需要的，正是當時當地群眾生活、群眾運動的生動形象和真實情況。”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清匪反特、生產建設等活動的“發展趨勢、存在問題、新鮮經驗”，正是指導工作的基礎。而這些，“又必須主要依靠辦好報紙來解決，隻有真正辦好群眾化的報紙，才能滿足幹部的要求。所以報紙群眾化的方針，應該十分明確地在思想上肯定下來”。